轉型時代的見證與言說
——評徐則臣小說創作

馮慶華

轉型時代的見證與言說
——評徐則臣小說創作

馮慶華

徐則臣作為“70后作家”的一員，他的寫作風格與其它“70后作家”有很大不同。幾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一個變化的因素在里面，他以此來傳達對于轉型期社會的感受和思考。他的作品中對城鄉二元并存、交織并相互沖突的展現，對于“愛”與“性”的書寫持一種客觀人性化的表達?？梢哉f突顯了他作為一位作家，既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也是這個時代的思考者。

一、變的主題

當下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變化的時代。嚴格說來中國的真正轉型從上世紀80年代才加速，技術手段的飛速發展帶動了社會各個方面包括個體思維方式的變化。在這個轉型時代里，“70后”確實成為一個感受特殊的群體?！?0后”這群人的成長過程中記憶和現實、情感和理智則呈現出一種嚴重的撕裂。他們成長的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還帶有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印跡，而他們成年后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社會環境已經呈現出高度市場化、急遽變化的現代化特征。這讓他們成長過程中不得不對自己以往的經驗和價值體系進行反思和矯正，這個過程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經歷。這種經歷是在傳統時代中完成生老病死過程的個體所不具備的。徐則臣的小說中內容駁雜、視野開闊，但讀他的每篇作品，幾乎都可以看到其中“變化”的元素。

《還鄉記》被認為表達漂泊與懷鄉的主題，敘事像很多同類作品一樣徘徊在鄉村與都市之間，看似空間的差異，實則充斥著時代的變化。當人物進城后發現城市與故鄉的不同，開始了懷鄉之思，但真正進入了鄉村之后會發現，鄉村也已經并非記憶中的鄉村。這與魯迅作品中對于鄉村“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歸鄉模式相似但又不同。魯迅歸去的鄉里仍是傳統的鄉里，人一如往日的愚昧麻木。徐則臣這種歸鄉模式卻帶著真真切切的變化。

《還鄉記》中多年后“我”因為族里一個奶奶的去世回到鄉里，卻發現村里熟悉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越往前走越覺得有點怪兮兮的,八條路不太對勁,跟我印象里兩年前的路似乎從某個點上開始分岔,成了兩條路,但印象里的那條八條路在哪兒呢,左右也找不出來。我走得狐疑,發現野地里除了荒草、蘆葦和莊稼,光禿禿一片。所有的白楊樹、柳樹、槐樹和梧桐都不見了,它們在我的記憶里不息地生長了二十多年,兩年前我穿過野地,它們還精神抖擻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樹去了哪里？

除此之外通往村里的路兩邊的樹也變了，河流變沒了，辦喪事吹的嗩吶、笛子、二胡、笙簫都變成了西洋樂器長號、單簧管、三音號、電吉他；人也變了，曾經一塊玩的同學變得形同陌路。當然這種變化反映的只是一個各種觀念轉變的尚未完成的過程，其中有改變的內容，也有尚未轉變的內容。有人希望固守傳統，有人希望追逐潮流，有人則惶惑迷離中游離于二者之外，于是人和人之間產生了撕裂，連是不是像城里人一樣掛上遺像也成為兩代人爭論的焦點。祖祖輩輩靠種田為生的人離開了土地。這是一種時代的變化，變化帶來不適感“70后”這代人體會得如此切膚，再加上文人的敏感與善感，這種變化對作者來說更顯得觸目驚心并帶有些許的唏噓惋惜。

變化當然并非全然意味著不好，不變的也并非意味著都好，在這些變化中，有些是作者懷念的；而在一些不變中，也有作者排斥的。一些固守的觀念便顯得狹隘愚昧，如當了支書的叔叔要找推土機把村里河灘平了租給人種，這種觀點是傳統農耕時代的觀點，他不知道時代已經改變，自以為替村里人做好事，但卻沒人領情?！拔摇备赣H的觀點代表了另一種聲音，他認為村里青壯勞力都出去打工了，再多的地也沒人種。這也表現了父親對這個時代的認知；不變的還有叔叔的好面子，他知道我在北京工作，給領導當秘書，希望“我”穿軍裝回來為他長臉。事實上也確實做到了。派出所到村里抓賭，叔叔讓我穿著軍裝出面和民警交涉，民警確實給了“面子”。這也是傳統的中國人性格，這里所謂的面子不過是一種權力思想的外延，有權力的人會有面子，會得到尊重，反過來給人面子便是尊重別人。當然其中還包含著復雜的社會財富分配的潛規則，有面子的人可以多分?！霸谶@種情況下，目的不在于執行公正的原則，而是按照適當的比例，對所有有關的‘面子’進行分配。執行公正的原則，對一個東方人來說，即使從道理上講有這種愿望，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币虼?，“面子”這種思想在中國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有很深的歷史根源，這種思想與中國人的各種務虛行為和形式主義作風有很深的聯系。

《六耳獼猴》馮年在海龍電子城賣電子產品已經多年。整日戴廉價領帶、穿著低劣的西裝去上班，但似乎永遠也看不到扎根北京的希望。他晚上老是做夢，夢到自己是一只叫著馮年的六耳獼猴，被耍猴的用手掄到背上幾乎被勒死。在絕望無奈中最終放棄北京發展的夢想返鄉。

作者在文本里也是談到《西游記》中的六耳獼猴，但最終并沒有指明二者之間的關系，似乎有意留下一個懸疑。這也是一種“變化”，就像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里高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甲蟲，馮年在夢里變成了六耳獼猴，這是對現實的一種隱喻，是人在現實中被異化的一種反映，人變成非人。六耳獼猴是一個叛逆者的形象，但盡管神通廣大，最終仍被如來制服被悟空打死；現實中的馮年身上那種不安于現狀，希望離開家鄉，在北京艱難謀生不也是一種對命運安排的抗拒么。但他的抗拒似乎見不到任何成效，和六耳獼猴被如來制服一樣，夢中叫作馮年的六耳獼猴被耍猴人勒緊脖子甩到肩膀上的那種窒息感，正是馮年在現實中的高壓之下掙扎求生的生存狀態的反映，他盡管多年努力，但最終看不到希望結束“北漂”返鄉，而就在“我”幫他交辭職信的時候，聽到了公司領導要提拔他的消息?，F實中的馮年同樣被玩弄了。

《蒼聲》講述了一個少年的成長史，作為其他論者認為的成長小說，其中主題多聲部展示中仍然有一個“變”在里面。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個孩子的成長，從少年長成青年；另一方面這個生理發生變化的同時，也伴隨著個人思想的成熟：開始敢于承擔責任，敢于按照自己的判斷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不再懦弱；正是經歷了各種人性的丑惡，世事的沉浮后人才開始變得成熟。這也是“70”后一代人成長的顯著特征。他們少年時所受到的教育，與他們成年后所接觸的社會完全不是一回事，由此形成了思想合并精神上的斷裂，這種斷裂看似慘痛，實則也意味著一種成長和成熟。

二、城鄉之間

徐則臣的小說大多圍繞著“花街”“北京”這兩個地名展開，就像?？思{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這里的“北京”就是讀者所熟知的首都北京，是很多人工作生活的向往之地，“花街”便是故鄉的寓意了，正因為如此，有論者認為“漂泊與懷鄉”是徐則臣小說的主要特征。兩個地名是作者傾注了心血的情感空間，但又非僅僅是自身情感傾瀉的容器，它同時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微觀縮影。他試圖通過對“花街”和“北京”敘事，記錄時代的變化以及自己置身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因此徐則臣筆下的“故鄉”和“都市”總是纏繞在一起。

如《逆時針》中段總的父母老段、老龐從老家來到北京，來照看即將出生的孫子（或孫女，后來知道是孫女）。來到北京后，在等待孫女出生的過程中，老龐和老段似乎適應了北京的現代化環境，又似乎不能完全適應。

老段不能適應北京是因為北京的環境和老家的不一樣。文本中反復提到老段老家的環境：

他的小鎮是山城，漫山碧綠，野草深得都能埋人，像個巨大的氧氣管，家在半山腰的一塊平地上，栽什么長什么，種什么結什么，退休了他沒事干，在屋檐下養了三十六盆花?！安恢垃F在怎么樣了?！彼皭澋卣f，“屋后是片竹林，天沒亮鳥就叫，比鬧鐘還準。風吹竹林你聽過沒有？像彈琵琶，《十面埋伏》?！?/p>

北京的環境則不一樣。剛到北京，段總的母親老龐就讓他趕快把車窗關上，馬路上汽油味太重，她犯暈?！败囋谒沫h上都跑不動，堵得不像樣。輔路上的車頭挨著車屁股，慢得像一動不動，這條路如同一個狹長的停車場。老龐有點急，也有點怕，她沒見過這么多的車?！边B北京的太陽也讓老段犯暈。

老段和老龐在北京生活得很窩心，并非僅僅是由小城鎮進入到大城市，因為環境變化導致的不適應；小說沒有涉及傳統主題中家庭矛盾起因，比如老人過得不幸福是因為兒子的不孝或者兒媳婦的不賢惠。這里段總對父母是孝順的，段總的媳婦小鄭也很賢惠，她聘請保姆就是為了讓婆婆多休息，真心希望好不容易來一趟北京的公婆，多在北京的景點玩玩。每個人都沒想做壞事，更不能用簡單的“好人”“壞人”來評價，但就是造成了老段和老龐的窩心。

這里北京與老家代表著兩種環境，也是兩種時代。他們身上體現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價值觀。比如媳婦小鄭給婆婆錢讓婆婆買珍寶蟹也是想讓公公婆婆嘗嘗。公公婆婆則出于傳統的節儉觀念，嫌鮮活的珍寶蟹貴，就買了半死不活的；老龐讓老鄉把自己在老家用中藥養成的兩只雞帶到北京，為的是煲湯給剛生完孩子的兒媳婦喝。誰知兒媳婦卻不喜歡吃雞；老龐在家是半個婦產科醫生，甚至在醫院婦科人手不夠經常被請去幫忙。本來以為自己這身本事在照看兒媳婦產后生活能夠排上用場。誰知兒媳婦卻認為老人照看孩子不好，非要找一個年輕漂亮、活潑愛唱的小保姆看孩子，希望給孩子帶來更好地潛移默化。

這里我們看到很多象征性意指。比如，老段覺得在北京看到的狗像羊、像貓、像熊、像狐貍卻唯獨都不像狗。這是城市對每個個體改造的隱喻，他們可以像其他任何東西，唯獨不再像自己；老段在公園里鵝卵石小路上逆時針行走過程中慢慢習慣了逆時針倒著走。當老段問我，為什么逆時針倒著走，“我也不明白。但這事我知道，當初我也納悶。還問過幾個正在走的老人，他們也不知道。他們說，他們開始走的時候，大家已經這樣走了，就成了不成文的規矩。開始不習慣，慢慢就習慣了，感覺還挺好。你只能理解為，這樣走對身體更有好處?！彼晕腋隙握f：“多走幾次，您就習慣了?！边@是一個象征性意指，個體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與從鄉村過渡到都市是同一，開始可能會有種種不適，但就像逆時針走這種鵝卵石小路，“多走幾次，您就習慣了?！碑斎贿@種習慣可能是以自身的異化為代價的，老段在公園里散步突然中風便是這方面的隱喻。

如果說老段老家是個普通的城鎮，“花街”則是徐則臣筆下出現最多河邊小鎮?？梢哉f徐則臣大多作品都涉及到鄉村與城市的糾結和沖突?！短焐先碎g》子午表弟從花街跟我來到北京，從不適應到適應；《六耳獼猴》里的馮年如此。其它如《啊，北京》《西夏》《跑歩穿過中關村》《居延》等小說中，都有一個從花街走向北京的人物，所不同的是他們的職業。作品中人物的職業繁多，徐則臣筆下很多辦假證的，買盜版碟的、房地產中介、賣唱的，地鐵里要錢的等等，最好的算是在大學里做廚師或者在培訓中心做一對一補課教師。盡管職業名目繁多，如果觀察一下會發現，這些都是農村里初到城市從事的職業，都是邊緣職業甚至灰色職業。他們中有的很快適應了這種環境并很好的留下來，如居延（《居延》），有的不得不重返鄉下，如馮年（《六耳獼猴》）；有的則被拘留，如敦煌（《跑步穿過中關村》）；有的亡命他鄉，如子午（《天上人間》）。

徐則臣筆下的北京并不像其他“70后作家”作品中那種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逍遙墮落之地，每個人物都在這個城市的夾縫中掙扎求生，他們沒有閑情逸致、也沒有條件進出酒吧咖啡廳，最多就是偶爾到火鍋店、夜市燒烤攤犒勞一下自己。這種底層敘事傳達著一種對現實的切實關懷。如前所述，這是一個急遽轉型的時代，而這種轉型時代必然有一個過程，過程當然意味著時間維度，但也明顯地表現在空間維度上。那就是城市和鄉村。鄉村代表著傳統，城市則代表著現代。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人性表現出分裂，空間也會表現出分裂。這片土地上經歷傳統3000多年的農業社會，開始向現代社會過渡，表現在空間上就是城市規模越來越大、鄉村空間則逐漸被擠占。人口也逐漸由鄉村流向城市。作為一個作家，對這個過程的關注便意味著一種責任感、一種擔當。這種嚴肅的話題在“娛樂至死”的當下或許遭受一些讀者的冷遇，但在另外一些躬身自省，同樣在當下沉思的讀者無疑會引起共鳴。甚至引導他們思考進而清醒地認識現實和理智地對待這種轉型期間的眩暈感。

三、愛與性

對“愛”與“性”的描寫看出徐則臣在轉型時代中的一種態度。與大多數“70”后的作家不同，他沒有為了迎合讀者低俗的審美取向而濫用“下半身寫作”。他作品中當然也有性，但這種關于“性”的敘事并非為了渲染欲望、吸引眼球，他筆下的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一種客觀中性的書寫，沒有被傳統談性色變的觀念所桎梏。這些細節、場景是服務于現實主義的寫作目的。

當然徐則臣也避開了另外一種極端，在“70年代”女作家中表現很明顯的，對于“性”的放縱和“愛”的放逐，或者即便有“愛”，但“愛”在“性”面前不堪一擊。就像《上海寶貝》中的象征精神之愛的天天的孱弱和象征“性”的馬克威猛一樣。這個時代“性”的書寫已經不具備“五四”時期作家如郁達夫筆下的“性”書寫的叛逆意味了。因為那是一個整個社會封建思想依舊壁壘森嚴的時代，踏入這個禁區將面臨諸多風險，所以那是一場革命。而當下這方面肆無忌憚不但不意味著叛逆，甚至意味著個體對于庸俗社會風氣的淪陷。

徐則臣作品中的“性”與“愛”是本真的，也是健康人性的流露?！痘ń帧分形覀冏x到修鞋匠老默和麻婆的情感糾葛。我們不知道二人什么時間相愛，分開是因為麻婆曾做過妓女。之后大概受到良心的譴責，老默幾十年如一日，在這個生意淡薄的花街每天擺攤，最后把一生積累的財富留給了麻婆的兒子，他是在用一生彌補自己在倫理綱常脅迫下犯下的過失；從麻婆在老默去世時要求兒子厚葬老默的堅決態度，可以窺見麻婆心中老默的地位，然而他們一生沉默。他們情感的細節不為外人所知，包括兒子良生?！度碎g煙火》中蘇繡年輕時因為逃避挖河的辛苦用身體和當主任的鄭啟良換了一個工地做飯的活兒。后來在鄭啟良的安排流產后又因為沒有休息直接上工落下了月子病?！岸家詾樘K繡會找鄭啟良算賬。沒有，蘇繡見到他就像見到陌生人,那漠然的表情讓你懷疑過去是不是大家拉郎配害了她?！?/p>

如果說這是一個發生在傳統環境下的“愛情”話，在商業氣息濃得化不開的北京，那些夾縫中生存、生活艱難的“北漂”們，也在譜寫著一幕幕平凡而真誠的情愛插曲?！杜懿酱┻^中關村》辦假證的敦煌和買盜版碟的夏小容以及他哥們的女友、同樣辦假證的七寶之間的性愛，那種完全違背倫理，卻又讓人無法臧否的情欲發泄。這種情欲的描寫和浪漫的愛情并不沾邊，但從他們的生存境況結合我們自身的人性及人生經驗來看，卻又都顯得合情合理。再如《天上人間》中子午與聞敬的愛情故事，本來一個沒有正當職業的鄉下小伙追求一個北京姑娘幾乎不可能。但在他的死纏爛打下，聞敬接受了他。這里面也寫到他們夜里翻墻到圓明園去玩，但那場景與其說是浪漫，不如說是恐怖。那是在荷爾蒙支持下的一種探險。但就在二人定好結婚當天，子午卻因為希望為婚姻多攢點錢最后一次敲詐客戶時被對方捅死。

可以說，在徐則臣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所謂愛情的浪漫美好，也看不到對情欲墮落的價值評判，他們只是作品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就和他們干的辦假證、賣發票這些非法買賣一樣，和其它更廣泛活動和生活一起反映人整體的生活狀態，沒有高尚，也沒有下賤。它們的存在只是點綴人生，讓人生顯得圓潤豐滿。如一個評論者所言：“在徐則臣的小說世界里,沒有所謂純粹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也沒有純粹的肉體，性既不高貴也不低賤，一如它本然的存在，既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既是個人行為也是社會生活使然?！?/p>

馮慶華，男，2013年博士畢業于南京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F為周口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