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達孜封土堆與文成公主陵墓

夏吾卡先

文成公主作為漢藏人民友好的使者，又是吐蕃王朝的締造者松贊干布的妃子，由吐蕃贊普選派大將祿東贊為專使迎親，太宗皇帝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李道宗的護送， 于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從長安出發，途經青海至康區、最終抵達拉薩，在藏地生活近40年之久。這門親事對唐蕃歷史文化交流開啟了最為重要的友誼大門。公主在藏期間帶給吐蕃的種種功績，廣泛流傳在整個高原民間，也記入了后期的諸教法史中。但教法史的生平故事不僅帶有宗教和神話色彩，唐朝兩位公主事跡互為混淆的情形也不在少數，故其故事的真偽性需要進一步加以甄別。

早在1948年，意大利藏學家圖齊先生曾造訪青瓦達孜山，在其《藏王陵》一書中提到青瓦達孜山山脊神殿（據說為關帝廟）下疊壓有一墓葬。但其并未對這一墓葬展開詳細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間，我國文物工作者首次對青瓦達孜封土堆做了實地測繪調查，并根據封土堆的結構和殘存情況，認為封土堆具備了吐蕃時期藏王墓的特點，推斷為吐蕃時期古墓。2012—2013年期間，由霍巍教授領銜的四川大學藏王陵考古隊多次抵達青瓦達孜山進行現場調查與測繪，在綜合考慮封土堆整體外形、四面層層夯筑、夯層間排列松木椽的構筑形制等因素后，再度確定其為一處吐蕃時期的大墓。

作為一座吐蕃時期大墓，能夠在此修建陵墓者其墓主身份非一般貴族將相所能企及：第一，該墓修筑在距離地面垂直高度約200米的險峻山頂，工程量浩大，遠遠超出一般人物能所承受的經濟范圍;第二，作為吐蕃先王（松贊干布以前）的舊宮青瓦達孜，除非改朝換代，否則一般是不允許在此地修筑墓葬的。

青瓦達孜

封土堆的概況

青瓦達孜封土堆位于西藏山南地區瓊結縣青瓦達孜山脊半腰上，依山而建，背面（西面）依托一自然山丘，南北兩面山勢險峻。封土堆基本呈長方形，地理坐標為北緯29°1′42.24″，東經91°40′51.86″，方向北偏西50°，海拔3870米。封土堆頂部長23米、寬9米;底長25.5米、寬長16.4米，現存封土高度約14米。封土頂部搭建有一前圓后方的石砌建筑，對封土造成了部分破壞，該石墻殘高約1～6米、寬0.8米，建筑面積約200平方米。其中央位置有一近現代方形土坯建筑（據說為關公廟），建筑面積南北寬6.3米、東西長5米，土坯墻的殘高0.04～2米，厚0.05米。

封土堆東面因水土流失，有多處沖溝和坍塌的痕跡。在東面北段大面積坍塌處，封土堆修筑時的夯土層已暴露在外。通過觀察，夯土層由版筑法夯筑而成，每夯層間夾雜有散落的石塊和連續平行排列的木棍，版筑的夯土層高1.2米，木棍直徑為0.1～0.2米。東面南段有一延伸至封土堆頂部的石砌墻。

封土堆南面基本呈垂直狀，外表可見上下共11層版筑，每層版筑以連續平行排列的木棍作為間隔，夯土中夾雜大量的碎石。在南面西段有一帶圍墻的石砌臺階，通過臺階，可以從基部繞封土西面通封土頂部。封土西面基本與石砌建筑和巖石山體相連。封土北面因雨水沖蝕多處有沖溝，封土基部有上下兩層排列較整齊的夾石層，上部筑法與其他各面基本相同。

從整體看，這座封土墓直接建在巖石山體之上，不宜挖地基，而是在粗略平整巖面之后，在其上直接筑夯土墻。從外部觀察可知，該墓不見有里而外、依次外擴的封土墻。其整體筑法是圍繞著墓室，各面采取分節分段同時向上夯筑的。為了防止墻體滑坡，每個版層間縱橫排列長圓木作為“木筋”，以增加封土的堅固性。直到今天，除了雨水侵蝕導致的小范圍的水土流失外，不見大范圍的墻體滑坡。連續縱橫排列木棍的技法成了此墓的一大特色。封土堆土質純凈，呈黃紅色，與穆日山1號松贊干布陵十分相似。在青瓦達孜山上，封土堆的顏色非常顯眼，與周圍山體不一致，基本可以排除封土堆土源地取材的可能性。

公主陵墓的去向

藏文后期史料所載

藏傳佛教后弘期諸史料中，約成書于11世紀的《柱間史》作為成書時間最早，文成公主生平故事最詳細的史書。書中神話般記述：如松贊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初入觀音像，而諸大臣對此議論紛爭;其間贊普與二妃從佛像中重現來到人間，消除眾人疑心;最后諸大臣考慮到朝政的利益，向百姓隱瞞了事實真相，先告知病危后宣布逝世，同時為他們三位依次修建衣冠冢。

稍后的史料如，12世紀的《娘氏宗教源流》和13世紀的《第吳宗教源流》，14世紀的《雅隆尊者教法史》《漢藏史籍》《紅史》等史書在記述這段歷史時，都基本承襲了《柱間史》中公主最后入觀音的故事。但在《漢藏史籍》一書中公主最終入觀音外，還多了一條公主染痘癥后去世的矛盾記述。

約14世紀的《西藏王統記》，16世紀的《賢者喜宴》，17世紀的《西藏王臣記》雖在公主入觀音一事上口徑一致，但在記述陵墓修建一事卻有出入：《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二書只記載了贊普和兩位妃子三人陵建于雅礱瓊波（瓊結），而在《賢者喜宴》一書中卻記載了兩位妃子與贊普一同合葬在松贊干布陵。此外，《西藏王臣記》一書中亦存在贊普、二妃染疾病而亡的自相矛盾的記述。

從上述可知，諸多歷史文獻在記述文成公主一事時，多沿用了“公主入觀音”這一說法，而未能正視公主的真實死因或其陵墓的去向。如《漢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記》兩書在記述公主時，出現了前面“入觀音消失”與后面“染疾病逝世”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關于公主陵墓的位置，少數史書記載也并不一致：據《柱間史》記載，贊普和兩位公主陵分開建在瓊結穆日山、青瓦達孜山、后藏某地;而在《賢者喜宴》一書中，卻明確記載贊普與兩位公主是合陵而葬;像《西藏王統記》和《西藏王臣記》兩書中，只記載了三位陵墓修建在瓊結，至于是具體分別筑陵還是合陵而葬，并未有詳細的說明。endprint

綜上，在后期諸多史料中雖不乏一些較為獨特的歷史線索，但那些線索尚不足以明確文成公主的真實死因乃至死后陵墓的位置。必須將眼光伸向時代更為遙遠的吐蕃早期文獻，以期解開這段歷史背后真實的面紗。

吐蕃文書與考古

所得公主陵墓去向

據吐蕃出土文獻《吐蕃大事年表》載，松贊干布逝世于公元650年，下葬于公元651年。而文成公主下葬于于公元683年;而《舊唐書》亦記載，松贊干布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去世，文成公主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去世，兩人去世時間相隔30年之久。據上可知，我們基本可以排除后期文獻所記載的說法，即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一同入觀音或去世乃至合葬的可信度。如此一來，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兩人逝世原因與死后所葬陵位自然也有差異。

關于文成公主的死因，20世紀30年代我國著名學者王堯先生在敦煌藏文獻P.T.960中發現了文成公主死于痘癥（天花）這一重要線索，這與吐蕃文獻《拔協》一書記載相互吻合。同時，參考吐蕃后期文獻《漢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記》中公主“染疾病逝世”的說法，公主“染疾病逝世”的這一說法并非空穴來風。關于文成公主的陵位問題，《賢者喜宴》《西藏王臣記》《柱間史》三部史書均略有記述。但《賢者喜宴》所記文成公主和贊普合葬的可能性，通過上述文獻基本排除;《西藏王臣記》中記述公主（文成公主）墓建于瓊結一說也對尋找陵墓的具體位置貢獻不大;相比之下，唯有《柱間史》一書的記述最為詳細：漢妃（文成公主）墓是建在青瓦達孜山上，用紅土摻紅奶牛之奶水修筑而成。此條文獻記載不僅指明了陵墓的位置，也指出了陵墓的修筑方式與特點。

由上可知：第一，不論是《西藏王臣記》中籠統的記述還是《柱間史》中的詳細記述，兩者指向了同一區域瓊結。第二，《柱間史》中提到的“青瓦達孜山上”的地理位置與現存山頭保存唯一封土堆位置是完全對應的，且史書中記述的采用“紅土”修筑一詞與青瓦達孜山封土堆的紅色是基本吻合。這種“紅土”在青瓦達孜山上非常顯眼，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專從某處搬運而來的。與這封土堆顏色相像的松贊干布陵，其封土來源為離瓊結縣城不遠處昌山。第三，走訪調查證實，青瓦達孜山腳下的瓊結雪村至今流傳著山頂封土堆為公主墓的說法。這一說法在《瓊結縣文物志》中誤記為金城公主衣冠冢。產生這一誤解原因在于，藏人對唐朝的兩位和親公主，不論是文成或金城，均稱為“公主”，甚少加其他名號，以致產生張冠李戴的情形比較普遍。

由此看來，筆者認為《柱間史》一書所記文成公主陵位是比較可信的。我們有理由推定青瓦達孜山頂的這座封土堆就是文成公主陵墓。至于文成公主死后為何安葬于此，也是由其特殊身份所決定的。安葬在青瓦達孜山，既能體現對大唐王朝禮遇，也不觸犯吐蕃本土的喪葬禮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