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非要素成本問題研究

文/楊富榮 宋烜懿

企業非要素成本問題研究

文/楊富榮 宋烜懿

在經歷了近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開始出現調整，GDP由8～9%的年增長速度調減至當前的6.5%左右的中高速。很多專家學者都在討論，當前6.5%左右的發展速度是下行趨勢中必然經過的一個點還是在未來一個時期將長期保持的一個區間？或者說,在什么情況下會是一個點，在什么情況下會是一個區間？

回答上述問題，關鍵在于要分析制約這一必然過程背后的規律性和機制，理清哪些因素的存在支撐了我國經濟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找到這些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因而通過精準施政延緩這些因素的消減或用其他因素加以彌補，使目前6.5%左右的發展速度在未來一個階段能夠穩定保持。找到這一規律性和機制需進一步了解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

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成本競爭

市場競爭的核心是成本競爭。供給和需求是市場中最重。在市場競爭充分的情況下，需求是主導因素。假設需求無限大，市場機制就會自動組織供給供應，經濟呈持續增長態勢;另一方面，特定的供給又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許多因科技創新產生的產品供給往往又會引發新的需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新的供給會快速增長，從而導致新一輪經濟增長。

市場經濟實質是競爭經濟。創新產生的新供給在開始時往往具有巨大的利潤和發展空間，隨著新的競爭者的進入，原先的市場需求日益變小，競爭會日趨激烈。人類進入工業革命后，由于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眾多市場主體參與某一需求市場的競爭成為常態。于是商品價格成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的重要因素（對同樣品質的產品消費者恒定購買價低者），成本又是價格的主要構成因素，因此價格調節的核心就是成本的競爭。

傳統商品價格的高低主要由要素成本決定，即技術手段導致的原輔材料的物質消耗、人口素質結構導致的勞動力價格和環境容量導致的環保投入等決定。早期市場競爭的手段往往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技術或管理創新減少原輔材料的物質消耗，從而減少生產成本，降低產品價格；二是通過壓低勞動力價格或管理創新提高勞動投入的產出率；三是盡可能少的進行環保投入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早期市場競爭是純粹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市場行為的調節完全由看不見的手操控。

從要素成本競爭到多元成本競爭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經濟特征

要素成本是企業用于支付生產要素的成本。隨著生產規模的日益擴大，生產的社會性日益顯現，企業除了要支付要素成本外，還要支付一定規模的非要素成本，如各種稅收、附加、政府強制的保險和其他事項等等，這些成本支出會對企業的競爭能力產生影響。非要素成本支出的標準和數額往往由國家和地方政策決定，企業無法控制。

非要素成本產生的必要性。國家和地方政府維持社會運轉需要經費的支持，一般會向居民和企業征收一定的稅收。不同國家收取的稅收標準不同，稅收較重的國家和地區企業的非要素成本就相對高些，其市場競爭力也就隨之減弱。隨著工業化發展的深入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其他非要素成本，如公共產品的生產也日益成為必需和必要。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各種環境、安全問題日益增多，政府不得不對一些行業的準入設置門坎，企業往往會因此增加成本支出。此外，出于化解風險的考慮，又衍生出保險行業，一些強制性的保險如養老保險又增加了企業的成本支出，這些支出都應歸為非要素成本。

現代經濟發展史是非要素成本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歷史?；仡櫖F代經濟發展史，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介入、干預和調控程度也在加深，從簡單的貨物交易到市場管理，再到系統性的市場制度管理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會越來越高,企業參與市場的程度也不斷加深，企業承擔的非要素成本也不斷上升。

社會福利的增多，導致非要素成本的增長。隨著我國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不斷加快，社會福利項目逐年增多，社會福利覆蓋范圍陸續擴大，對社會福利的投入顯著增加，社會福利水平明顯提升。與此同時，企業職工社會福利的上漲直接導致產品生產成本增加，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如最低工資、“五險一金”繳費基數等不斷增長，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職工社會福利上升構成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導致企業非要素成本的增長，直接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

看得見手的運用，加速了非要素成本的增長。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咨詢、評估等經營性服務業不斷豐富、細化，特別是金融服務在企業運營發展過程中擔當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也需要使用資金的企業支付相應的報酬，成為企業非要素成本的重要部分。

非要素成本競爭機制

要素成本的競爭機制實際是市場的價格競爭。參與要素成本競爭的主體是企業，競爭的手段是科技創新和經營管理水平的創新，競爭的目標是盡可能地減少生產的物質消耗和人工支出，從而使自己生產的產品的成本低于同類企業。非要素成本競爭則是國家、地區之間的競爭，與要素成本競爭的機制完全不同。

非要素成本競爭的主體。參與非要素成本競爭的主體是國家及地區的政府。各種非要素成本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不同的政府會因國家體制、政府經濟自覺和能力的不同而會有不同的設定，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之間的非要素成本會有很大的不同，企業資本出于對利潤的追逐因此會在不同的國家、地區之間流動，于是就在不同國家、地區之間呈現經濟發展快慢不同的景象。

非要素成競爭的手段。非要素成本競爭中，政府所有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幾種：一是稅收，包括向國內企業征收的各種稅收和向境外企業征收的關稅；二是各種對交易制度限制產生的企業成本支出，主要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與行政審批相關的交易成本及各種強制的保險成本等等。上述各種非要素成本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對這種成本的量需要進行控制?？刂坪蜏p少這些非要素成本，就構成非要素成本競爭的主要手段。

非要素成本競爭的目標（國際平衡）。非要素成本競爭的實質就是盡可能減少屬地企業非要素成本的支出。非要素成本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不是越低越好，它與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關聯。理論上講，對它的設定可以通過私有產品與公共產品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方面研究得出，但這樣做的工作量會非常之大、耗時非常長，往往結果計算出來的時候，生產力的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缺少現實的可行性。此外，由于國家與地區之間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對非要素成本支出的需要也不相同，如果僅僅根據自身的需要擬定非要素成本，就會出現高于國際水平的情況，從而削弱本國本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下，比較可行的方法和目標是實現企業非要素成本的國際平衡，也即是使本國本地企業的非要素成本與國際水平大體持平，最好是略低于國際水平。

非要素成本競爭的現實意義

非要素成本競爭改變國際競爭格局。在工業化開始起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市場的競爭主要是要素成本的競爭，這一時期的經濟學理論往往也都帶有市場學派或自由學派的色彩，主張市場任由看不見的手調控。在工業化發展的中后期，非要素成本競爭開始增多，而到后工業化時期尤其是信息化時期，經濟全球化成為一種趨勢，非要素成本甚至超過要素成本成為企業生產成本的主體。于是市場的競爭就不再僅僅是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多的還是國家及地區之間的競爭，經濟發展的績效除了與企業自身的努力有關，還與各個國家、地區的非要素成本設定有關，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也因國家、地區間非要素成本差異而改變。

綜合成本優勢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1978～2008年，中國經濟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然而奇跡的背后，仍然有必然的規律支撐，那就是在這一發展階段，雖然中國企業的非要素成本并不低，但由于人口紅利和環境容量的容許，這一時期中國企業的用工成本和環境成本遠低于國際水平，對沖后中國企業的綜合成本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非要素成本競爭與供給策改革。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和環境容量逐步失去。2008年以來，我國退休人員工資水平連續十多年保持10%的增長水平，與此相應的是在職職工的工資水平年增長超過10%，尤其是2012年以來，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由兩項強制變為五項強制，2016年后部分地區又變為六項強制。在環境容量方面，環境污染于2015年前后達到極值，尤其是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國家不得不采取更加嚴酷的環境保護政策，我國非要素成本因素兩大紅利消失殆盡，非要素成本居高不下的弊端直接顯現。針對上述情況，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施供給側改革，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時采取措施，決定實施供給策改革戰略，降成本是其中一項重要任務。

我國當前面臨的非要素成本問題

非要素綜合成本仍然偏高。2016年以來，國家及省市政府紛紛響應中央的號召，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我國企業的非要素成本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據企業的反映，與國際比較，仍然偏高。主要表現在：

一是單純從稅收看，我國目前的稅負并不十分重，但是由于我國非要素成本項目繁多，綜合的要素成本可能仍高于國際平均水平。近年來，福耀玻璃、富士康以及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綜合成本過高而外遷的現象逐漸增多。二是交易成本偏高，企業在審批環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等隱性成本偏高。三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偏多。

美國減稅計劃對我國非要素成本平衡的影響。2017年10月，美國眾議院以219∶206票通過了2018財年1萬1千億美元的預算決議，表明稅改取得首個實質性進展。美國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批準了2018財年的預算提案，該提案旨在推進稅改進程。這份雄心勃勃的減稅計劃內容包括：美國企業最高稅率將從35%降至20%；個人所得稅降至12%、25%、35%三檔；廢除替代性最低稅、遺產稅和跨代傳遞遺產稅等。這是本世紀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稅計劃，如果在國會順利通過，將大大刺激美國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普華永道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大陸總體企業所得稅占公司利潤的68%，美國企業總體所得稅率占公司利潤的44%。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企業賺100塊錢利潤，要交68元錢稅；而美國企業賺100塊錢，只交44元錢稅。美國如此大規模減稅勢必讓綜合總成本已高于美國的“中國制造”雪上加霜。特朗普減稅計劃實際是非成本國際競爭的典型案例，中國如果不作出極的應對，對留住境內資本和產品出口都會形成巨大的壓力。

再造我國非要素成本優勢的建議

再造優勢的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競爭不僅是要素成本的競爭，更多的還是非要素成本的競爭。要素成本和非要素成本一起構成企業的綜合成本，后者直接構成了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綜合成本低的企業贏得市場，綜合成本高的企業退出競爭，直至倒閉。目前，支撐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大紅利已經消失殆盡，高非要素成本的對沖機制已經不復存在，降低非要素成本成為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必要前提。

保持非要素綜合成本優勢是再造優勢的重要步驟。在紅利消失后，非要素綜合成本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是非要素綜合成本略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包括低于競爭對手的水平。這里非常重要的是非要素綜合成本，而不是某一單項稅收和收費，只有綜合的非要素成本與國際保持大體的平衡，才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再造優勢的建議。

進一步做好減輕企業負擔工作。減輕企業負擔工作是中國的特色，這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負擔較重，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政府在非要素成本控制方面的政策自覺。我國自1997年以來開始著手減輕企業負擔工作，至今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治亂減負階段（1997-2007），清費減負階段（2008-2015）和降本減負階段（2016-今）。減輕企業負擔是再造非要素成本優勢的重要方面，當前應當在保持前兩個階段工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開展降本減負工作。

組織開展非要素成本綜合指數及國際平衡的課題研究。非要素綜合成本存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反映這個區間的手段就是研究和制定非要素成本綜合指數，并進行國際間的比較和平衡。當指數高于國際平均水平時，就應當進一步采取措施進行調減；當指數接近或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時，就應當保持或適度的上調。因此，組織開展非要素綜合指數研究對非要素成本國際競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建議在國家層面組織開展這方面的研究。

進一步降低我國企業納稅成本、用工成本和融資成本，努力使我國企業非要素綜合成本略低于國際水平。無論是當前的稅收成本、用工成考本還是融資成本，都有進一步降低的必要。

（楊富榮：江蘇省減輕企業領導小組辦公室；宋烜懿：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