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文化自信

何蘊琪

11月下旬我參加了在廣州方所書店舉辦的2017年傅雷出版翻譯獎的頒獎典禮，有很多感觸，其中關系到翻譯的本質，歷史，以及未來，及其與“文化自信”的關系。

在我印象中傅雷翻譯獎是一個相當“精英”的獎項，具有一種不毋庸置疑的權威性，但一直到這次接觸主辦方和參與頒獎典禮，才體悟到，這個獎項和許多中國本土文學獎項迥異的地方在于，它的權威性和精英性，正在于它的民間性。

這個獎項已有9年的歷史，創立之初由法國駐華大使館和一群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的中國知識分子共同倡導。也因如此，有著一個“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難以找到如此平等的、如此堅持的”的評委團隊。北大法語系主任董強、中國社科院學者端木美等中方學者4人，以及法方學者4人，共同組成了常任評委團。他們堅持了9年的義務工作，審讀所有作品并以每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虛構（文學）和非虛構（社科）類得獎作品。從頒獎典禮中，我識別出法國文化活動獨有的特點—簡潔、藝術，人性，同時也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蘊，深刻的人文關懷。

翻譯，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作品的翻譯，在數字為王的時代顯得緩慢甚至效率低下，它是一門似乎尚未得到“更新”的技藝，仍然由一個一個的譯者，在燈下一個字一個字地雕琢而成。但也是這種特點，讓它成為了一個文化內在非常恒定的東西。

中國翻譯史有史籍記載的已長達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時代就存在翻譯活動。一般認為，“五四”以前，中國翻譯史上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東漢至唐宋時期，佛經翻譯盛行。東漢桓帝年間的安世高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5部佛經，開后世禪學之源。第二次高潮至明末清初，歐洲的一批耶穌會士相繼來華進行翻譯活動，以傳教為宗旨，同時也介紹了西方學術，翻譯了天文、數學、機械等自然科學著作。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主要為中國科學家徐光啟和意大利人利瑪竇，他們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第三次高潮是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期間的西方思想和文學翻譯。這一時期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嚴復和林紓。

從佛學翻譯，到科技翻譯，到思想文學翻譯，這三次翻譯高峰都帶來了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經濟領域非常深遠的變化。禪宗影響了整個中國歷史走向，科技影響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而西方思想進入中國，更新了意識形態，包括帶來了馬列主義。

已故文學家、翻譯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所寫的一段話，振聾發聵。 “文學家是解剖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入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靜謐，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頑強?！?/p>

翻譯家在作品中注入的，不僅僅是他/她的文學、思想、文化背景，還包括他的人格，這是一種不可言傳的過程。整個20世紀，中國的讀者沒有離開過翻譯作品，有多少人得益于、被哺育于翻譯成果，無論是文學、思想、科技領域。他們的營養，并非僅僅來自于作品的母語體系，而是譯者在咀嚼、消化母語作品之后“生成”的本土語言下的、本土文化下的意義結構。

我做過詩歌和文學評論的翻譯工作，深知這份差事的不易，翻譯家首先是一個謙卑的聆聽者，能讀到文字的表面，也能讀到文字的深層，然后他必須是一個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能夠將游離在語詞意指內外的意義用精密而優美的方式收集起來，放在另一個語言系統里面某個語詞的意指中。這是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可以說，無論是文學翻譯還是社科翻譯，好的譯者是真正的藝術家。這也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轉化過程，它是最需要創造力以及對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理解的。

換一個角度理解，真正的文明對話就是在這樣的轉化過程中靜默無聲地展開，而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是在這樣的對話過程中，而非在封閉的過程中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