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馮塔納小說《艾菲·布里斯特》的對話敘事藝術

周美華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 外語學院，上海 201418）

德國作家臺奧多爾·馮塔納 （Theodor Fontane,1819-1898）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1895）[1]是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及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并譽為19世紀歐洲三大婚姻家庭小說。它是作者眾多小說中藝術形式最完美、寫作風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國內關于《艾菲·布里斯特》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女主人公艾菲的婚姻悲劇、作品中的現實批判價值、宗教意義及其詭異的中國人物形象等主題，對作者高超的敘事藝術技巧的關注程度則相對不夠，尤其體現在對話敘事形式的研究上。讓小說人物成為對話敘事的主角，使他們在對話中講述各自的經歷、故事以及看待事件的立場，可以讓讀者獲得與角色共在的身臨其境的體驗，借以拉近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增強小說敘事的生動性和共感性。在《艾菲·布里斯特》中，馮塔納巧妙運用了聚焦式對話、隱喻式對話和書信式對話等三種對話的敘事形式，在成功鋪展故事情節的同時，也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不同的人物，實現了多層次、多維度、多樣化的敘事效果。

一、聚焦式對話

聚焦是影像成型的技術前提，影像的空間、色質和靈動等美學效果則與聚焦方式的正確運用關系密切。在小說這種敘事文體中，聚焦成為描摹和刻畫小說人物影像的主要敘述手法。根據小說整體敘事的需要，既可以讓敘事焦點從主人公身上擴散到由其他人物和事件構成的背景之網，通過作為背景的他者來完成對主人公影像的描??；也可以將敘事焦點指向主人公所在的特定情境，通過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表現和其他人物對這些行為的評述來實現對主人公影像的刻畫。前者聚焦方式可以稱為小說敘事的零聚焦，后者是外聚焦。[2]在《艾菲·布里斯特》中，馮納塔嫻熟地運用了零聚焦和外聚焦兩種方式，以人物之間的對話為技術載體，共同構建了聚焦式對話的特殊敘事形式，成功塑造出男主人公殷士臺頓和克拉姆巴斯的豐富影像。

對小說男主人公殷士臺頓的成像敘事，作者采用的是零聚焦式的對話形式，即借助其他人物和情節構成的作為宏闊背景的他者之對話來表現和編織聚焦對象的整體影像。在小說的開篇作者并沒有開門見山地直接介紹男主人公殷士臺頓，而是在多組人物對話的鋪排中對其加以展現。殷士臺頓還未出場，在艾菲與她的三位年輕朋友的對話中，可以得知殷士臺頓與艾菲的母親同齡，且是艾菲母親的舊情人，但昔日母親選擇了社會成就比他高的布里斯特，兩人的愛情無果后，殷士臺頓不斷建功立業，深得皇帝和俾斯麥賞識，年輕有為，現年三十八歲，當上了“縣長”，且他“模樣兒挺好，很有丈夫氣概”[3]。緊接著在第二章中，艾菲的母親告訴她殷士臺頓此次來是向她求婚的對話中，母親再次對殷士臺頓的人品大加贊賞，“這個人脾氣好，地位高，品行又端正”[3]。出于門第的考慮，艾菲接受了殷士臺頓的求婚，郎才女貌，一切看似幸福美滿，天作之合，而牧師尼邁爾談論殷士臺頓時提及殷士臺頓是個性格有特色的人，一個很講原則的人[3]，艾菲漸漸領悟出牧師的言外之意，隱隱感覺到殷士臺頓的性格令自己有些害怕?；槎Y過后不久在布里斯特夫婦的一次對話中，夫妻倆談到艾菲和殷士臺頓倆人性格上巨大的差異——艾菲是個活潑伶俐、熱情奔放的丫頭，幾乎是激情滿腔[3]，她貪圖享樂，喜歡冒險，最受不了沉悶無聊的生活，而殷士臺頓是個很有事業心的人，他確實品行高尚，但很不善于讓一個熱情奔放的小丫頭一天里面獲得幾小時的娛樂和消遣，不善于使她戰勝她的死敵——無聊[3]，這些對話內容使讀者進一步地了解殷士臺頓的性格特質，關于殷士臺頓的人物影像就更為完整和豐滿?？梢?，對主人公殷士臺頓的描摹和形繪，作者一直堅持零聚焦的對話形式，始終沒有把主人公殷士臺頓作為敘事的焦點，而是把焦點發散開來，讓其他人物和各自見證的事件構成他者的背景之網，在指稱背景之網的人物對話中，形象、具體、生動、全面甚至是毫發入微式地映像出殷士臺頓的人物全貌。

同描摹殷士臺頓的方式相反，作者對小說另一男主人公克拉姆巴斯進行了外聚焦式的刻畫，敘事焦點相對內斂，直接投向主人公身處的特定情境，借助其他人物關于主人公行為的評述來形塑聚焦對象的人物影像。這是典型的外聚焦式的對話敘事形式，即“是指在對話的文本中，敘述者置身于所指涉的人物之外，只描寫人物看到的和聽到的，但不進入人物的內心，不對人物的行為作出主觀評價和心理分析，聚焦局限在觀察者實際能夠看到的外在情況?！盵4]假殷士臺頓之口，克拉姆巴斯的個人形象簡潔精準地被勾勒出來：“言而無信，很靠不住，對女人尤其如此，他有一種賭徒的性格，他一生都在賭博，在冒風險?！盵3]克拉姆巴斯走上與艾菲私通不歸路的經歷同樣是假艾菲寫給母親的書信和其他人物之間的對話來敘述的，并且這些對話所表現的內容往往多限于克拉姆巴斯的外在行為、外表及其家庭狀況。不知是因為倫理道德的社會壓力，還是其他因素，克拉姆巴斯也有為自己荒唐行為而深深懺悔的性情流露，這從維勒斯多夫的口中可以得知：“從這以后，他對一切都表現得心灰意冷，聽天由命。我有充分把握說，他這是產生了一種預感，他自己在這次決斗中不會有好下場，他也不愿意有好下場?！盵3]這樣，克拉姆巴斯的形象就更為豐富和真實。對克拉姆巴斯進行外聚焦式對話的敘事處理，讓其他人物站在貌似更為公允和客觀的立場上來再現其人在特定生活情境下所獨有的影像畫面，相比較作者自己作為敘事者介入式地進行人物影像的刻畫，真實感和生活感更強，更易搭起小說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心理橋梁。

二、隱喻式對話

隱喻，并不直接對敘事對象的某種屬性、意象及意蘊進行描述，而是以另一更具聯想和類比功能的事物之屬性、意象及意蘊為中介進行轉換型的表達。作為一種修辭形式，隱喻廣泛應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小說等各類文學作品中。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多種隱喻敘事手法靈活、恰當的使用，既有利于昭示人物的性格命運和鋪陳曲折幽晦的情節，更有利于激發讀者的閱讀想象力和好奇心。在《艾菲·布里斯特》之中，作者就使用了隱喻式對話的敘事形式，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人物所在的特定情境、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復雜心理變化等都形象鮮明地呈現出來，同時，以主人公人生之凄慘命運的喻示為前引，小說的故事情節也得以順利地鋪排開來。

小說開篇第一章，在得知殷士臺頓男爵就要來訪后，艾菲和三個朋友一起清理桌子，將裝有沉甸甸小石塊的紙袋扔到河里時，艾菲說：“我忽然想起來了，據說從前也有些可憐的不幸的婦女，給人從船上沉到水里去，當然是因為她們對丈夫不忠實?！盵3]當朋友荷爾達說這些事容易被忘記時，艾菲卻肯定地說：“我沒忘，我記得?！盵3]從作者對女主人公最終人生命運的安排來看，此處艾菲自己關于舊時不守婦道婦女凄慘結局的對話，似乎是“一語成讖”的自我預感，也打開了個人日后走上不歸路的上帝之窗。

第二章中，殷士臺頓正式向艾菲求婚時，艾菲的朋友——一對孿生姊妹在野葡萄藤中的那一聲大膽潑辣的呼叫聲“艾菲，來呀”與小說第三十四章中，艾菲病重，父母終于給她發來了電報：“艾菲，來”首尾呼應。此外，書中還提到，殷士臺頓對“艾菲，來呀”話語所嵌入的情境久久不能釋懷。他雖然不相信什么可以昭示人生命運的神秘幻像、喻示性語句等諸如此類的事物，但是，他始終也擺脫不了“艾菲，來呀”這一聲喊叫給自己心理留下的不可名狀的陰影。所以，他一直認為，這一次讓自己不甚愉快的短暫經歷，并非是純粹的偶然所致，好像內隱著某種超越個人力量的必然。讓殷士臺頓心里不甚舒服，雖有所揣度卻又不能確然的非偶然性的“命運之必然”，最終在電報“艾菲，來”對“艾菲，來呀”喊聲的呼應中得以揭示。讓艾菲來，走向何處？當然是“艾菲，來呀”這一聲發自野葡萄藤的呼喊所隱喻的地方—生命自然回歸之地：‘艾菲，來呀’象征了大自然對艾菲的吸引與召喚，預示著女主人公走上社會后即將遭遇的沖突與挫折，以及她最終將重返霍恩克萊門，獲得她的安息之地。[5]

在艾菲給克拉姆巴斯講述詩—《神墻》的章節中，作者則借艾菲對《神墻》內容的講解，來隱喻女主人公當時的懊悔心境，并通過克拉姆巴斯的言語反應營造出兩人關系狀態變化的敘事情境?！渡駢Α分v述了一個老孀婦祈求上帝給她 “四周造一堵墻”，好庇護她不受戰役中敵人的騷擾，老孀婦最終如愿以償，上帝聽了她的祈求，下了一場大雪，把她的小屋全埋在雪中，于是敵人從她屋前過去了。這首詩中的老孀婦喻指艾菲自己祈求擺脫克拉姆巴斯，因為年幼無知加上功于心計的克拉姆巴斯的誘惑，在陷入這場風流韻事之后，艾菲始終處于自責與愧疚之中，惶惶不可終日，作為無神論的她在現實之中并無其他更好的辦法進行自我救贖，最終只好訴諸上帝，靠對上帝的祈禱來拯救自己了。詩中的雪對于艾菲來說，象征著一種純潔美好的想象，一種受到庇護、獲得援助的想象[3]。而此時的克拉姆巴斯已深深地愛上了艾菲，他聽完這首詩之后，“顯然有些張皇失措，連忙變換話題，談旁的事情了”[3]。艾菲和克拉姆巴斯圍繞著《神墻》發生的對話，成功塑造了反映各自心境和兩人關系狀態變化的敘事情境，讓兩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更加細膩與鮮活。

三、書信式對話

書信是人們進行對話的特殊形式，可以視作面對面對話和交流過程的場外延伸。在十九世紀，書信成為非常普遍的人際交流方式與信息溝通的主要工具，在社會學的某種意義上，具有文化品位和階層地位的標示功能。在小說《艾菲·布里斯特》中，完整格式的與不完整格式的書信以較高的頻率出現在文本的敘事過程中。作者對書信作為一種特殊的對話敘事形式的使用，不是為了標榜小說人物的社會地位和階層背景，更多地服務于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展開之需。書信在文本中就像一面魔鏡，映射出小說人物的性格特質、心理活動和生活境況，在映照出人物悲歡離愁之眾生相的同時，也像擁有超越眾人力量的神靈一般見證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

在小說《艾菲·布里斯特》文本所發生的社會時代背景下，書信是人們進行非面對面交往的主要介質，同時亦是儲存人際互動信息的載體。以艾菲寫給媽媽的信為例，這些信記錄著艾菲在偏遠的海濱之城凱辛縣空虛寂寞、渴望激情與冒險的心路歷程，初次結識克拉姆巴斯少校之后，艾菲便在給媽媽的信中對他作出如下描述：“交際廣闊，女友極多”[3]，是個“溫文爾雅的紳士，干練異?！盵3]，“沒有波美拉尼亞人的偏見”[3]。她在信里激動地寫道：“哦，親愛的媽媽，這種偶然相遇本來可能使我在凱辛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可是他的太太就和他大不相同了！沒有她當然不行，但是和她在一起可更不行?！盵3]從以上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艾菲對克拉姆巴斯在她生命中的出現感到非常興奮，初次見面便激動地向媽媽作詳細的報告，這一封信可以說是艾菲自己為自己存檔的關于她與克萊姆巴斯走向偷情的確鑿證據，不過，也讓艾菲這個涉世不深的丫頭“熱情奔放，幾乎是激情滿腔，貪圖享受，喜歡冒險，最受不了沉悶無聊”的性格特質和價值觀念以非常形象具體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同樣，借艾菲之口，關于克拉姆巴斯“非常聰明、多才多藝而又很懂女人心理，到處尋花問柳”的花花公子形象得以豐滿和強化。

如果說，艾菲寫給媽媽的關于克拉姆巴斯的信，作為兩人走向偷情的證據，見證了艾菲與克拉姆巴斯共同上演的故事情節，那么，克拉姆巴斯寫給艾菲的情信，則見證著、推動著艾菲的婚姻生活走向毀滅之故事情節的發展，這一點是艾菲本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她不愿意看到的，更是她和克拉姆巴斯無法控制的悲慘結局。從凱辛縣遷居柏林之后，艾菲與殷士臺頓的關系日益親密，艾菲也漸漸在各種社交場合如魚得水，生活日漸稱心如意，但克拉姆巴斯寫給艾菲的情信被殷士臺頓發現了，這些白紙黑字的書信直接導致了殷士臺頓與克拉姆巴斯的決斗以及克拉姆巴斯的死期，進而也宣告了艾菲婚姻的終結?？梢哉f，這些信件是艾菲婚姻的一個定時炸彈，艾菲一天不銷毀這些信件，她的婚姻隨時都有可能爆破。然而，為什么艾菲甘冒婚姻破滅之險，而要把克拉姆巴斯所寫的情信珍藏起來呢？這要緣于艾菲對書信的浪漫的幻想，在小說第三章，艾菲和殷士臺頓訂婚不久，殷士臺頓返回凱辛后，艾菲說：“你得天天來信呀，”[3]因為多年來她一直認為，天下沒有再比接到朋友的來信更美的事了[3]，尤其是貼上本地郵票或外地郵票的信更叫她歡喜。艾菲天性耽于幻想，喜歡刺激與冒險，與克拉姆巴斯交往的事情更是滿足了她對刺激與冒險的追求，這段經歷雖然常常讓艾菲感到愧對殷士臺頓，但她時隔六年之久，仍然不愿銷毀這些情信，因為這些情信對艾菲意義重大，它們象征著艾菲寂寞無聊而又擔驚受怕的婚姻生活中曾經收獲的激情。自此，一個懷揣浪漫幻想，追求刺激，甚至敢于冒倫理道德之大不韙的風險，在冒險的刺激中追求快樂的貌似單純、天真和無辜的，最終卻無法逃避生活懲罰的女主人公形象，伴隨著“性格決定命運”的故事情節，被完整、細膩、透徹地塑造出來。

書信，作為對話的特殊敘事形式，在小說《艾菲·布里斯特》文本的應用，可以消隱作者敘事者的身影，讓小說主人公以書信為介質與讀者進行心靈的直接溝通，使讀者得以走進主人公敘事中的“個人生活空間”，在讀者收獲身臨其境的閱讀觀感之時，小說情節的真實性和生動性就會大大增強，與讀者形成感性共在關系的人物形象也隨之深深地烙印在讀者的心中。

與書信一起，聚焦式對話和隱喻式對話共同構成了小說《艾菲·布里斯特》的敘事特色。文本中，豐富多彩的對話形式，意蘊雋永的對話內容，構造起讀者與小說人物直接進行思想、情感、遭遇和命運互動的交流平臺，增強了小說人物和故事情節之真實可感性的效果，激發起讀者更多的閱讀想象力，豐富了讀者參與故事情節和融入故事情節的敘事空間，最終強化了讀者感同身受的閱讀體驗?？傊?，作者在文本中三種對話敘事形式的交錯運用，既成功塑造了性格命運迥異的眾多人物形象，也詮釋和鋪就了故事情節的發展線索，繪聲繪色地推動了故事的完美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