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大呂，奏出時代的最強音

張延文

每個民族在特定的時期，會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出現，作為那個時代的象征，被后世的人記憶和仰望。紅旗渠就是如此：她是紅色年代的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象征，值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去記憶和仰望。關于紅旗渠的書籍、影視作品等有很多，未來還會有更多，焦述先生的新作《紅旗渠的基石》就是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偉大精神的又一重要實績。

系統、立體地再現事件全貌

作為一部系列的人物通訊類的報告文學，如何從參加紅旗渠建設的七萬人當中，選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并將他們通過合適的方式組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并非易事。焦述先生在處理這個難題時，顯得悠游自在，這是因為他找到了問題的實質，圍繞著中心，將其分拆成局部；并以問題入手，發現癥結，抓住重點，各個突破。從個體著手，通過日常的社會現實，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大部類的情況，在時間、空間的維度上鋪展開來，讓我們可以深入其中，觸摸事件真實的紋理，嗅到現場的氣息。這樣就很好地做到了點線面的聯系，讓整部書的結構既宏大寬闊，又不落于松散、隨意。

紅旗渠的主體工程基本上橫跨了20世紀60年代的整整10年。20世紀60年代，是西方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而中國大陸地區，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先后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以及史無前例的“文革”，經濟困難，政治內亂，文化事業一片凋敝。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20世紀的60年代，中華民族在逆人類歷史社會的進程而獨行，同樣的，林縣人民修建紅旗渠，也是一個逆時代而獨行的壯舉！“紅旗渠”既帶有鮮明的主流社會文化色彩，又有著極大的歧異性，這更為其增添了價值籌碼。這些，都在書中有著詳盡的表述。

作為華夏文明發源地之一的河南省東南部的信陽地區，延綿著大別山，是紅色文化的代表，在那里肇端了“左傾”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引發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強迫命令等一系列問題。1960年3月9日，“引漳入林”工程改名為“紅旗渠”工程，這也是那個時代的影響，林縣人的這個大舉措，卻違反了當時的政策導向，也和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格格不入。在《紅旗渠的基石》中，明確指出了“修建紅旗渠，不啻是林縣人與造物主部署的難關險隘的征服與反征服的搏斗，其中還有政治迷霧的干擾與權力掌控的博弈?！痹谌珖鞯卮箴嚮牡那闆r下，林縣人哪來的底氣修紅旗渠這樣浩大的工程？

1961年7月，在有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參加的新鄉地委召開的農村糾正“左”的錯誤會議上，林縣縣委組織部部長路加林用一組數字堅決抨擊了污蔑紅旗渠為“極左路線的產物”的論調，他指出在林縣的糧倉里存有3500萬斤糧食，財政尚有三百多萬元！在浮夸風盛行之際，林縣人沒有虛報糧食產量，讓他們抵御了不良的社會傾向的侵蝕！另外，林縣人簡樸節約，吃苦耐勞，來源于歷史傳統的良好地域文化，養育了太行山兒女的赤子情懷，這群代表了中華民族優良品行的大山兒女們，是紅旗渠精神的內在基石。

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當中，釀造了許多人間慘劇，夫妻反目、父子相向的比比皆是；然而，林縣人為了修渠大業，團結一致，自上到下，擰成一股繩，打造了平等、互信、友愛、忘我奉獻的新型的人際關系網絡，在亂世里發展成了一股卓然的清流。在歷史的長河里，修建紅旗渠的林縣人，頂住外來的壓力，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人文生態環境，但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慘重的。大渠修成后，傷殘人員的生活問題，以及渠的護理，渠首水源的分配等等一系列的矛盾仍需解決，為護渠獻出青春的才女宋玉青，為護渠獻出生命的郭培仁、李來倉、李海林等等，紅旗渠是一條生命的河流，承載著林縣人的情感與命運。揚善而不隱惡，也只有將善惡對立的細節呈現出來，才能更為突出善良獲取勝利的典型性和獨特性，讓我們對于周圍的世界產生警惕與反省，而非一味地唱贊歌，忽視被發光事物所隱藏起來的黑暗面的廣泛性與隱蔽性。

崇高的審美風格

《紅旗渠的基石》當中體現出了崇高的審美風格，一方面在于林縣人在看似弱小的情況下，面對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強大的自然力量，改造世界所展現出來的偉大的精神力量；另外一方面，在于林縣人為了實現目標，在行為和道德上展示出來的無私的犧牲奉獻精神。這種崇高美學的建設和確立，在民族的精神和心靈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典范價值，在尖銳的對立和嚴峻的沖突當中，為人性的塑造和提升提供了足以仰視和依憑的尺度和標桿。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實踐確定為人的本質，而實踐的實質是人為了追求生命活動的自由而進行有意識的社會活動，也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紅旗渠的修建活動，就充分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實踐當中，人可以突破大自然的束縛，從而獲取生命自由的無限可能性。林縣自古缺水，修渠成為了一種宿命，林縣人吃盡了缺水的苦頭，為了改變這種宿命，林縣人才有了“引漳入林”的大膽設想。然而，這個工程巨大到了幾乎是不可能的程度，在和自然環境做斗爭時，林縣人發揮出了巨大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堅毅，勇敢，一往無前。

20世紀60年代，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逐步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而中國大陸地區，仍然處于農耕社會，處于深山峻嶺的林縣，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生產條件更為簡陋，林縣人幾乎完全依靠血肉之軀，來完成劈山開嶺的壯舉！而且，紅旗渠工程的勞動總量之大，同樣是令舉世震驚的！戰國時期的列子創作出了“愚公移山”的神話寓言，天帝被挖山不止的愚公所感動，命令神將兩座山移走，這其中被移走的一座就是太行山。作為“愚公”精神的當代傳承者，林縣人僅僅依靠自己的雙手，徹底達成了重新布置山河的偉大使命！這可以說既是一則當代寓言，也是一則當代神話！

在進行攔河大壩的第三級截流合攏工程時，施工人員采取了多種措施，也無法擋住洶涌的漳河水，最后，由四十多個壯漢手拉手，排起了人墻，狂暴的激流可以沖走幾百斤的石頭，卻無法沖開用血肉之軀筑起的人墻！人墻擋了三天三夜，工程才得以完成。這是團結的力量，是林縣人集體主義精神的象征！林縣人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當中，充分發揮了人的團體協作意識和能動性，克服自身的弱點，認識自然規律，發明新的工具，以達成改造自然的目的。在和大自然搏斗的過程當中，林縣人也得到了充分的鍛煉，能工巧匠層出不窮。這也為改革開放以后，林縣人走出大山，到更為廣闊的天地去施展才華，創造出美好的新生活，提供了扎實的準備工作。

在英雄的林縣兒女面前，即使是死亡，也不會讓他們退縮半步！舍己救人，先人后己；面對困難，沖鋒在前，這幾乎成為了林縣人的基本共識。他們放棄了個人的訴求，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迎接考驗。這樣難得一見的圣潔的人，在紅旗渠的修建過程當中，大量涌現，他們不是一個兩個，不是一群兩群，而是一個多達上萬人的龐大的集合！這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如果說，林縣人修建的紅旗渠是一個奇跡，更為可貴的是，創造這個奇跡的不是苦工和奴隸，而是擁有自由、希望的主動出擊的人民！他們的行為只有一個目的，戰勝宿命，改善生活，并為此不惜付出一切。

能夠創作出如此雄渾大氣的作品，這和焦述先生的藝術追求密不可分。作為一名老作家，他多年來飽含熱情，密切關注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重要領域的新變，創作出了一系列的帶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的現實主義作品。為了創作《紅旗渠的基石》，焦述深入實地，進行了大量的探查和采訪工作，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這既為這部作品的藝術真實性提供了有效的保證；同時，將在現場獲取的很多珍貴的圖片作為插圖，用入書中，也進一步增強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北宋時期的大儒張載，談及自己的人生抱負時指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逼渲刑N含著強烈的格物致知、修身立命，并為世人所用的士子情懷，這種優良的文化傳統，在焦述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為中華民族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轉折之際，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滋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為紅旗渠精神的載體，焦述也通過創作這部民族心靈史上的大作，獲得了涅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