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商事制度 激活經濟細胞

楊柏

改革商事制度 激活經濟細胞

楊柏

資深報人，曾任中國青年報貴州記者站站長、香港經濟導報執行總編輯、深圳商報前沿觀察總監。辟有楊柏工作室，從事深度報道、公益文化出版等。

通過制度建構，激活曾被埋葬與潛藏在社會深層結構中的經濟細胞，使經濟走向繁榮。

商事主體密集，是一個地方或城市市場經濟繁榮的象征。

前段時間，深圳企業注冊局公布了一個數據：2013年3月1日，深圳啟動商事制度改革。改革前，深圳一天注冊商事主體335戶，改革5年后一天注冊1247戶，平均每天增長3.7倍；5年差不多增長了275%。截至2017年7月底，深圳累計實有商事主體286.6萬戶，每千人中擁有商事主體240戶，每千人擁有企業137家。如今，深圳每天注冊的商事主體，幾乎是南京的2倍。

深圳“全民為商”的局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深刻成長，是新中國成立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縮影。

所謂商事主體是一個界定經濟行為的法學概念，它是“依照法律規定參與商事的法律關系”。其行為主體，包括組織與個人，如各種公眾公司、外資或合資企業、個體經營者，一個人的有限責任公司，鄉村與城市多個合伙人組合體。商主體是“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商行為，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法人）?！?/p>

這或許是一種可在商品經濟社會言商經商的身份資格或權利的認定。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或自由組合體是沒有這一資格的，惟國有壟斷。所以改革后，它是對一個行為主體營利性與經濟權力自由和能力的法理滿足，是一項制度供應。而計劃經濟體制下只有“一大二公”，經濟做不到包容性增長，除了體制允許的，其余寸草不生。

上世紀80年代，哈爾濱亞麻廠老工人王淑蘭在自家廚房養雞，向國家交售雞蛋上了新華社內參清樣。王淑蘭為啥上內參？因為她是黑龍江一國企職工，不是一個“商事主體”，如沒退休則只能在單位做螺絲釘，沒有養雞賣蛋的資格和權力。她沒有存在一個市場中，沒有養雞賣蛋的生產和交易自由。

由此，不難看出，商事制度是一場事關消除貧困的民生改革。

解剖王淑蘭養雞案，關鍵點其實是改革改誰？作為一個事件，它的結構只有上下兩層：下面養雞賣蛋；上面無需干涉，只要許可、肯定，即可滿足社會需求。制度供應只需給出滿足下層能力生長的許可，全社會的雞蛋短缺就會立即得到緩解和消除?？梢娔菚r社會問題的痛點是制度，即結構性政策供應不足。

改革就是要讓無數個王淑蘭們從過度膨脹的權力邊界里，獲得民生伸張的空間，為他們的經濟權利提供一種合法性。假如我們可以把80年代的改革，看成是頂層操作的強力干預引導發展方向的過程，那30多年后的商事制度改革走的路徑就是一種從法制的層面，大面積進行基礎性的制度供應，為人的經濟權利實現提供基本的滿足，同時這也是社會信用建設的一個路徑。通過制度建構，激活曾被埋葬與潛藏在社會深層結構中的經濟細胞，使經濟走向繁榮。

有媒體說，深圳商事主體總數和密度，差不多已“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但在我看來，密度高實際是在領取改革的紅利。密度不僅說明規模，也意味著發展的質量。改革方便了人進入市場，也創造了市場生存的文化。

在深圳，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就有不少人在小區里租套房子，搞家教。琴棋書畫打球玩魔方、輔導數理化，開時尚茶吧，一樣有滋有味。更有甚者，一朋友的兒子加拿大碩士畢業，在深圳找到了一份年收入過30萬的工作，結果干了一年就辭職創業。從分享就業機會，到創業讓別人來分享機會，其中不乏有商事主體制度改革實現的進入市場便利化的功勞。

（責任編輯 /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