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之辨：被誤讀的土司墓葬

李飛

宋明之辨：被誤讀的土司墓葬

李飛

貴州省博物館研究員、副館長，海龍屯考古工作站站長。長期致力于中國西南考古，研究成果曾多次獲貴州社科成果獎，2016年5月獲中國考古學“金爵獎”。

深入細致的考古工作，為全面了解播州楊氏的喪葬習俗提供了全新視角，更給考古人對過去田野工作中的不足和認知偏差提供了糾錯的機會。

1954年6月，籌建中的貴州省博物館派員前往遵義調查，在皇墳嘴、趙家壩、湄潭金橋等地發現幾座宋墓。墓皆大石營建，雕花刻人，十分精致。次年春，對皇墳嘴宋墓展開發掘，發現其系播州楊氏13世土官楊粲夫婦的合葬墓。與此同時，也對隔河相望的趙家壩墓地進行了清理。這里分布著2座石室墓，均早年被盜，墓門洞開。發掘者對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座雙室石墓進行了清理。由于該墓的左室（即男室）石材有破裂，故僅作了一般處理，重點清理了右室（即女室）。兩個墓室的左、右、后龕皆有精美石刻裝飾，發掘結束后，女墓3方石刻被運至貴州省博物館珍藏，男墓石刻則就地保存。時之墓內并未發現隨葬品，發掘者根據墓葬風格將之定為明代墓葬，墓主身份則不甚了然。

翻檢省博物館所藏的3方女墓石刻卡片資料（制于1977年），其來源均書“一九五七年遵義永安鄉趙家壩明墓出土”，即此時仍認為該墓為明代墓葬。1981年9月，沈從文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香港出版，書中引用了女墓左右龕石刻的拓片，稱其為“遵義宋墓宴樂歌舞浮雕”，插圖說明則分別標“遵義宋趙王墳石室墓雕刻宴會婢仆”和“遵義宋趙王墳石室墓雕刻女樂”?？梢?，沈從文先生從服飾的角度考察，認為這是一座宋代墓葬。自此，該墓的年代出現了宋、明兩說。1982年，該墓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名稱是“趙家壩明墓”，說明此時沈氏意見尚未被廣泛接受，或貴州學人尚未留意到。

上述卡片中的“石刻演樂圖”（亦即沈文“女樂”石刻）上，何佩玲女士補注了一條信息：“一九九五年國家文物局專家組來館確認為一級品?！迸沟?方石刻，均在此時被確定為一級文物。館藏一級文物信息顯示，該3件石刻的年代均定為“宋”。由于沈從文先生的影響，宋墓說開始占據上風。

2003年4月，《貴州省志·文物志》出版，該書的“遵義趙家壩明墓”一節寫道：“由于未發現隨葬品，故其時代只能據結構和石刻加以推定，其墓葬結構形制與遵義地區砂石建造的宋墓比較，區別在于前室無石刻裝飾和建墓所用的石料不同，時代似略晚，但從后室石刻布局、石刻風格、人物服飾等觀察，沈從文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引用了該墓石刻，推定其時代為宋代作品，這是可信的。據此，此墓時代可定為宋代晚期?！睏l目為“趙家壩明墓”，正文則認為其年代系“宋代晚期”，反映了彼時對該墓的復雜態度。

2016年秋，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重新檢視了該墓材料，并根據墓葬結構及男室后龕的人物服飾（特別是男子頭戴的“笠子”），提出了元代說，但并未意識到這也是一座土司墓葬。

2017年夏天，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墓進行第二次清理有了重要發現：在女室外的中軸線上，發現了女墓主的墓志銘。根據銘文，確定墓主是播州楊氏20世土司楊元鼎的夫人田氏，左室（男室）所葬自然便是土司楊元鼎自己。目前墓志的信息尚未公布，但根據21世土司楊鏗墓志銘及《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可推知，元鼎應卒于洪武四年（1371），墓葬年代應略晚于此，因為楊氏多數墓葬的考古發現表明，鮮有男墓主尚在即著手預造生墳的例子，且此時元鼎正值壯年，不太可能提前為自己營造墓室。

至此，可以肯定這是一座建于明代初年的楊氏土司夫婦合葬墓，關于趙家壩古墓年代的宋明之爭終于塵埃落定。由于其去元不遠，服飾尚保留著元代風尚，甚至宋代遺風，便在情理之中，也為墓葬年代被誤讀埋下“禍端”。

深入細致的考古工作，為全面了解播州楊氏的喪葬習俗提供了全新視角，更給考古人對過去田野工作中的不足和認知偏差提供了糾錯的機會。許多工作，均有再深入的可能；許多定論，均有再審視的空間。

（責任編輯 /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