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舊學與新知

陳心想

在中國近代史上，康有為是個獨特的人物，“戊戌變法”中他給人的印象很激進，而后的?；庶h的組建和思想活動，以及“孔教會”的成立又給人一副保守分子的形象。對這樣一個簡單化為兩個矛盾形象的歷史人物，放回到那個舊秩序崩解、新秩序艱難誕生前夜的“舊邦新造”的歷史背景下去理解，其經驗和教訓對于今人仍有很大啟發。章永樂先生的《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一書，其豐富的材料和精彩的分析就為我們把康有為放到那個特定歷史背景下來理解他的思想和行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讀后很有啟發。以下就其中三個方面談談我讀后的個人感想，以饗讀者，同時求教于方家。

經學話語理論與新國際體系：經學對新知的局限

通過已知來理解未知是人類獲取新知的一個方法。從歷史來理解當下也是這種學習方式的一種反應。在晚清時期的康有為，接受了完整的舊學教育，對中國古典經、史、子、集的學習，形成了他面對一個全球化的新世界時候的認知結構。他自然地通過經學理論話語來解讀新世界的現象，獲取對新世界的認識。這是永樂這本書里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揭示。

在晚清時代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這種國際體系的變動又如何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憲制演進，康有為在儒家經學的學術脈絡里把這個問題化約為“內外”問題，并用經學話語提出了自己的解讀。比如面對“維也納體系”的列國時代，康有為則用自己在《孔子改制考》中已成型的新“三世說”理論框架，也即是從中國春秋戰國的列國時代邁向秦朝統一的歷史經驗，來理解新時代的國際秩序。他的“三世說”即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當時的維也納國際體系是據亂世前期、升平世后期，根據這個理論，作者認為在康有為眼里他鐘愛的德國可以比喻為“強秦”，康有為甚至把德皇威廉二世看作明君，作為“強秦”的德意志第二國將統一歐洲，也就是“在國競中去國”，走向升平世，如同戰國時期秦統一六國一樣。在升平世階段，各邦國還是有君主和貴族統治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成為公民的自治，“于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當時的“維也納體系”是源于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回應。當時的歐洲諸國為君主制，對法國的共和制非常害怕。1814年，在奧地利、普魯士、英國、俄國四國同盟打敗了拿破侖之后，歐洲各王朝國家代表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重新劃分歐洲地圖，奠定了“維也納體系”。為了防止法國大革命這樣的共和革命的發生，各國世襲統治者們建立了一個統一相互協調機制，并把法國納入到這個體系里來，形成了包括英、俄、奧、普、法（拿破侖之后法國很快已恢復了波旁王朝）在內的五強共治。其實也就是這五大強國構造了一個國際體系，世界的中心在他們那里。

康有為雖然周游列國，對國際知識的了解是當時人士中少有的，但是他的眼光總是拿著經學意義上的解讀來對待一個完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國際新體系?？涤袨槔斫庀碌闹袊趪H體系中的暫時位置，是一種顛倒的“華夷觀”，這當然也可以在未來可以超越。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諸夏”，其他族群則為“蠻夷”，而在西方崛起的列國時代，中國則成了“蠻夷”，西方才是真正的“諸夏”?？涤袨榈摹叭A夷觀”即是在經學話語理論下對國際秩序的理解。

在國際關系上，康有為也以經學話語來解讀。比如，他在百日維新失敗后逃亡到日本，竟然向日本表示，中、日之間有“齊魯之親”，為了拯救被廢的光緒而讓日本發兵中國，并認為不是侵略，不應受國際公法的制約。當然日本人沒有聽他的，他的“秦廷之哭”沒有成功。

帕默爾說：“獲得某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某一套概念和價值?！彼_丕爾說：“詞不只是鑰匙，它也可以是桎梏?！笨涤袨榈慕泴W話語的理論體現了他的一套價值觀念和他的認知結構，在與中國大約兩千多年前的時空完全新異的世界里，話語體系構建的理論就不適合新的時代了，這一再地制約著康有為對新事物的認識，即使他游歷豐富，天賦超人，也難以避免舊學和新知的矛盾造成的認知的障礙。這實在是值得后人吸取的一大教訓。

非保守的保守與變動的時勢：認知更新的意義

在《萬國競爭》這本書里，作者對康有為的執著精神有很好的分析，尤其是他一生的政制主張，“吾道一以貫之”的是君主立憲。這是與“長袖善舞、立場多變的梁啟超相比”，該如何看待康有為的執著？

康的弟子梁啟超在著名的《少年中國說》里有言：“老年人常思既往也……故保守?！鼻『每涤袨樵缒旮憔S新變法，給人進取激進的形象，而后革命成為主流話語的時代，他依然堅定地選擇君主立憲，似乎這正印證著老年人保守的道理。而根據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的說法，其實不是因為一個人年老了而保守，保守與否與年齡無關，只是他的早年知識經歷，讓其在其后的人生中總是不停地回頭來對話早年的價值觀念，不管是進一步強化認同還是與之告別。

維也納國際體系對康有為的影響非常之大。那個體系里，歐洲列國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是當時的主流，但是維也納體系也在衰變，新的體系在生長?？涤袨榈挠^念里還停留在那個維也納的時代，甚至到了1910年的時候，當葡萄牙發生了共和革命，共和派的旗幟在澳門升起的時候，康有為竟然致信清廷軍機大臣，提議出兵收復澳門。理由是當年的條約是中國給葡萄牙君主簽訂的，中、葡是友邦，而共和派則是友邦的亂黨?！靶形娜f國，謂葡君返國復位，即將澳門歸還”。這是“維也納體系”下歐洲君主國關于共和革命的經驗。而當時已非距離維也納體系的時代了，王朝主義相比于一百年前已大大削弱。

在一個變遷如此迅速的國際時代，對世界的認知圖景必須不斷地更新。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在為自己的國家作理性決策的時候，政治精英更需要不斷修補和更新腦海中的世界圖景，尤其是對國際體系的理解?！?/p>

康有為對君主立憲的執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維也納體系”的影響，當然也有他個人與清國君主光緒帝的情感關系，從而他的保守應該是非保守的保守。所謂非保守，是他對“虛君立憲”的主張，盡管有君主，但是“虛”的，沒有實際權力的；所謂保守，則是他面對新的時代，時勢變遷了，他依然沒有“與時俱進”，還在堅持“虛君立憲”的君主立憲制則不免其保守了。這樣突顯出了一個人認知不斷更新的意義，也就是保持對世界圖景變化的認識，而不能固守一個過時的圖景。endprint

“共”是“和”的前提：康有為的“共和論”

在《萬國競爭》一書里，第四章“不能共則不能和”給我印象很深。也是讀過此章后發現康先生的某些思想頗有穿透力。對共和的討論，也算是康有為的一個策略。他對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國是有著很大的擔憂的，擔心中國的分裂。這個擔憂顯然不是杞人憂天，事實很快驗證了這個擔憂是對的。不能共則不能和，這是對共和的理解的一個中國文化里的新維度?！肮病迸c“和”在英文里則是“republic”，不容易拆解成兩個概念。

康有為接受了歐洲“維也納體系”下較為主流的政治理論，也就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尤其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從而對共和非常抵觸，提出了他的“不能共則不能和”觀點。雖然如此，但是他的洞見是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的。

“不能共則不能和”這一命題最早出現于1923年11月，辛亥革命十多年后，應直系軍閥之邀在西安的公開演講里。當時民國軍閥混戰，康有為認為，名為“共和”，實為“共亂”。這里的“和”的前提“共”是指一整套為過任所共享的國家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比如鐵路、電話、銀行等等。他的建議是必須加強物質建設、制度建設與文化建設，以增強“共”的屬性。

當然，康有為這里的“共”還是為他的“虛君立憲”張目的。在康有為那里，這個“君”即是指當時的退了帝位的溥儀。作者對溥儀作為當時“虛君”之不可行的分析是很精彩的，在當時的形勢看，不僅溥儀本身不具有了提供國人“共”的君主魅力，也有違革命者思想的主流，如作者所說，“重建君主制的‘時間窗口已經關閉”。

盡管如此，康有為的“共”為“和”之前提的命題，依然在一百年后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富起來的中國，“共同富?！敝肮病庇葹橹匾?，這已不是鐵路、銀行、通訊等基礎設施上的“共”；以“共同富?！睘榛A的國人“共同體”的認同實現“和”。

永樂這本書多方面地揭示了康有為對西方的誤判，以及何以抓住了正確的問題卻拋出了錯誤的方案。這里的“不能共則不能和”就是一個例子。

結語

永樂先生的《萬國競爭》一書通過對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分析，向我們展示了作為一代“先知型”的才子康有為面對新的“戰國”形勢對國際體系的認識和對國內憲制的選擇。這是一個人與時代的互動關系的很典型的例子，我們從中可以吸取很多的經驗和教訓。在話語使用上，語言是我們思維和價值觀的載體?？涤袨榈慕泴W話語體系建立的新“三世說”理論，以此為框架對國際體系的解釋和理解就具有根本的局限性，顯示了康有為試圖以中國春秋戰國時候的“國際體系”的法則來處理十九、二十世紀的實際的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體系的一再誤判。有些誤判如果實踐起來，會給中國帶來很大的損失。他個人的經歷和學識從而形成的“世界觀”，也即對世界的圖景的認識，在面對變遷劇烈的國際形勢，沒能及時更新認知，這不能不說是康有為的又一大局限，這給國人留下了一個“老頑固”的“保守夫子”形象。個人的形象如果不足道的話，對中國這個族群的利弊得失則不可忽視。在“不能共則不能和”的命題下，抽取出他當年的“虛君”主張，這個命題則依然值得我們深思和面對，我們如何加強人民之“共”，以提升其“和”。

正如作者在后記里所說：“在國際體系大變動的時代，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已經不僅是一種個人主張，而變成了時代的緊迫需要。那么，就讓我們加快自我教育，嘗試著對時代提出的問題做出回應吧?！痹谶@個過程中，面對新的世界變化，康有為在理論和認識上的得與失值得我們作為鏡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