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富小孩與窮小孩是如何成長的

陳學金

柯林頓港小鎮坐落在美國俄亥俄州渥太華郡伊利湖畔，風景宜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人口有六千五百人。1959年6月，當一百五十名中學生畢業的時候，有一千多人來到位于小鎮中心的柯林頓港中學參加孩子們的畢業儀式，這是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中學記憶中的一個溫馨時刻，并被他生動地記錄在《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書的開頭。普特南的中學同學有將近一半上了大學，而且在取得大學學位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里第一個大學生，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里第一個中學畢業生。那是一個有希望的年代，學校教育也是名副其實的實現階層躍遷的通道。但是緊接著，普特南話鋒一轉，毫不留情地揭露美國社會階級分化所造成的巨大鴻溝：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柯林頓港無論在經濟景氣程度、家庭結構、教育方式、學校與社區關系等許多方面，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而這一切，都是階級分化的結果，階級因素在美國社會結構中的角色和功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從197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的美國兒童無論種族與性別，被擋在“美國夢”之外。在普特南看來，性別與種族的偏見在美國仍舊很嚴重，但是這些因素對于成功的干擾明顯減輕了許多，而出身的階級屬性對成功的影響更為強大，美國各地的階級不平等都在加劇，年輕人之間以階級為主的機會差距正逐步拉大。以致于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國對于下一代向上流動已逐漸彌漫一種悲觀的看法?！敖鹱炙舷聝啥说木用裨黾?，而中產階級減少”，“繁華的表象之下卻開啟了一道更深的社會裂縫”，以奧勒岡州本德鎮為例，低收入與高收入的比例已從七比一增加到接近二十四比一。

普特南在《階級世代》一書中延續了社會學家梅西（Douglas Massey）的做法，用教育這個知識經濟中最重要的因素來檢視美國社會階級的演變狀況。此處的“教育”是一種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內涵，即包括影響人的存在和發展的各種因素的綜合，從個人成長的空間延展來看，至少包括家庭結構、教養方式、社區因素，正規學校教育、宗教生活，以及其他社會網絡的影響。在《階級世代》中，普特南將美國人的教育程度分為三個層次：位于社會前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的群體，位于社會底部的三分之一是中學以下的群體，以及社會中間的三分之一是上了大學但未畢業的群體。上層階級的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大學畢業，下層階級家庭中父母最多只是中學畢業。隨后，普特南運用民族志對比的手法，詳細描述了美國中上階層家庭與底層家庭在家庭結構、教養方式、學校教育以及社區生活四個方面的巨大差別。

奧勒岡州德舒特郡本德小鎮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增加了幾倍，由于經濟分化所帶來的居住隔離已經非常明顯，貧窮人家集中在小鎮東邊，有錢人家居住在小鎮西邊的山上。讓普特南感到悲涼的是，大多數上層階級居民卻看不見在繁榮景象中未曾消失的貧窮。由于居住、學校教育、家庭教養等方面差異，年輕一代越來越不容易接觸到自身階層之外的人群，人們也更容易看到一個個正在復制自身結構的封閉群體。

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嬰兒潮一代長大成人，美國的家庭結構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從那時開始，美國社會出現了兩種與階級高度相關的新的家庭形態。第一種是受過大學教育、美國社會前三分之一的人之間出現的新傳統穩定型（neo-traditional stability）的婚姻形態，這種家庭形態在許多方面都與五十年代的家庭類似，只是現在的夫妻雙方都有工作，會等到工作穩定之后才結婚生子，在家庭分工上也更平等。與此相反，那些只受過中學教育、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開始出現一種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形態，家庭關系不穩定，撫養小孩與婚姻逐漸脫鉤，性伴侶關系維持的時間也比較短暫，兩個大人組成的家庭常常夾帶著繼父母或繼兄弟姐妹的關系。在普特南看來，在離婚或再婚家庭中成長的小孩之所以面臨特殊的挑戰，部分原因在于他們的家庭資源原本已經很有限了，但還必須分配給幾個家庭，而且家庭成員之間也缺少有效的溝通和協調。在普特南的描述中，安德魯一家是前者的代表，凱拉一家則是后者的代表。一個幸福、團結、充滿希望的上層家庭與一個混亂、不穩定、看不到未來的家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兒童和青少年教養方式的階級差異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影響深遠。普特南注意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家庭教養觀念的變遷。在此后，主流的觀念是放任式的教養，這種觀念認為，父母應該讓小孩按照自己的步調發展。而八十年代之后，美國教養哲學逐步轉移到“緊迫盯人式”（intensive parenting）的教養。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學研究發現和普及的結果。當然，在此過程中，上層家庭父母理解和運用新的科學知識的速度和效率要遠高于中下階層。這是一個頗具諷刺性的結論，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應用實際上正在使階級差異不斷擴大。普特南在引用教育社會學家拉魯（Annette Lareau）概括的中產階級家庭“規劃栽培”與下層階級“自然成長”的養育觀念之后指出，如今，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希望孩子成為獨立、自主、自尊心強、有能力做好選擇的人，而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則把養育的重點放在紀律與服從，以及遵守事先建立的規則上面。中上層階級與底層階級的教養方式是積極教養與消極教養的差別，也是推動策略（promotive strategy）與防止策略（preventive strategies）的區別。從事專業工作的父母每年對孩子說的鼓勵的話，遠遠高于社會弱勢家庭和工人階級的父母，對孩子說勸阻的話也低于弱勢家庭和工人階級的父母。普特南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解釋道，“嚴格的紀律并不只是‘工人階級文化所帶來的現象，也不只是父母壓力所引發的結果，而是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下，合理的因應之道”。普特南借用匱乏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貧窮父母缺乏技巧、愛心、耐心和包容力的原因，將之歸結為父母的心思運作負荷太大、太重。經濟拮據的父母對待子女非常嚴厲，也缺乏耐心，他們會把在職場和生活中的壓力傳導給孩子，從而給孩子造成強大的負面影響。這種結構—功能式的分析，實際上也揭露出底層人家突破階級枷鎖時的困頓與無力。endprint

在七十年代，父母陪伴小孩時間并無階級差異，但是到了新世紀，大學學歷的父母每天花在嬰幼兒身上的“睡前晚安時間”，比中學學歷的父母多出一半。有錢人家的小孩有父母陪，而窮人家的小孩則是由熒光屏（指電視或網絡）陪。小學之前和大學階段是父母為小孩花銷最大的兩個階段，因此這兩個階段對于兒童今后走向上流社會特別重要。上層人家在這兩個階段都會做出巨大的付出和努力。通過對亞特蘭大三個家庭不同教養形態的精細分析，普特南得出的結論是：“父母教育程度較高，家境較好的小孩，總是贏在起跑線上，甚至大幅領先?！?/p>

學校教育在社會系統再生產中扮演何種角色，歷來是教育社會學和教育人類學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公立教育系統歷經三次擴張與轉變（公立學校運動、全面中學運動、公地贈予學院運動），其目標都是希望讓每個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社會學家雷爾登（Sean Reardon）的研究表明，學校本身并不會制造機會的差距，兒童的差距在進入幼兒園讀書時就已經非常明顯，并未因為進入學校讀書而明顯擴大。其他相關研究亦強化了此種觀點。但是，很難說學校是一個“無辜的旁觀者”的角色，普特南所描繪的加州橘郡的特洛依中學和圣塔安娜中學運行狀況形成了強烈反差，富家子弟與貧家子弟在學校教育經歷上存在天壤之別。普特南指出，過去三四十年中，居住分隔已導致高、低收入群體的子女分流到不同的學校，中上階層家庭為了追求優異的學校教育，會千方百計地爭取進入中高檔社區居住。一些研究揭示出，父母花重金購買學區房，并非單純為了優質學校的經費投入、教師品質、班級人數，而更看重學區富裕階層的文化高度與品位。相對于低社會階層的家長，受過良好教育且家庭較為富裕的父母會更多地參與孩子的學校事務，為學校帶來更多資源，同時有助于學生群體形成一種勤奮、競爭向上的文化氛圍。而那些貧窮的小孩，只會把不良品行、欠佳的語言能力、街頭幫派、混亂與暴力，以及其他各種問題帶進學校。與此相對應，教師因此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維持課堂秩序，從而實質上影響了教學時間和教學品質。久而久之，教師的士氣和耐心也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提不起精神幫助有心讀書的學生。事實上，社會學家科爾曼（James Coleman）的報告早就指出，無論學生的社會背景如何，相較于學校之影響，學生群體的構成與學生的成就相關性更高。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普特南指出，“你的同學是誰很關鍵”。此外，很多教育研究一致發現，貧困學生在高收入家庭子女組成的學校中表現會比較好。

普特南也再一次認定，從幼兒園到中學的教育機會鴻溝，更多來自于學生入學前所經歷的一切，源于學校外面所發生的事情，也受到學生帶入學校的東西所影響?！坝行┤藥碣Y源，有些人帶來挑戰，這些對于機會鴻溝的影響都大于學校本身”。但作者并非一個絕對的符應論者或社會再制論者，他提醒大家，學?；蛟S是修補鴻溝的重要場所。

過去幾十年來，由于階級分化和人口流動，美國的社區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有錢人家住在貧困街區的人越來越少，貧窮人家住在富裕街區的人也越來越少。原來那種各種不同職業、不同社會階層混合居住，鄰里之間相互諳熟、信任、互相幫忙，共同撫養孩子的局面已經難覓蹤影，人們都不再像原來那樣熱衷參與社區事務。富裕階層的社會關系往往能夠滲透到居住社區之外，而弱勢家庭的社會關系則局限于社區內部的家族成員、為數不多的幾個友鄰。一般來說，教育程度高、有錢的家長交游廣闊，更有可能能夠結識醫生、教授、律師、企業主管等專業人士，這種社會連帶會帶給小孩精神支持和專業指導，有助于確保小孩擁有更多的機會。對于美國弱勢和底層家庭來說，除了教會之外，社區給他們帶來了許多問題和困擾：隨著大麻、海洛因的流入，濫用藥物、酗酒、暴力、過早性行為、未成年少女懷孕已經是普遍的現象。

普特南引述美國街坊研究的先驅桑普森（Sampson）的話說，“美國人真正的不平等并不在于個人的不平等，而是街坊鄰里的不平等”，街坊的不平等帶來各種后果，影響了美國人所經歷的各種生活?！柏毟F的街坊會滋生不良的行為，導致心理和生理不健康，行為不檢點、犯罪、暴力以及危險的性行為等”，以致貧窮的小孩發出“愛讓你受傷，信任讓你喪命”的悲涼慨嘆。富裕、團結的社區對于兒童成長會發揮一種綜合的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在資源不足、充滿暴力的街區，家長可能出于安全的考量而將小孩留在家里。

貧窮、底層、弱勢家庭子女的生活故事，讓人深感沉重，也令人沉思。普特南坦承，從事這項研究已經讓他重新思考他的好運有多少來自于那個社群主義與平等主義年代之中的家庭、社區與公共制度，并發出良知學者的擔當與自責，“我們必須對這些集體決策負起一部分的責任，阻擋他人的成功的障礙沒被移除，我們難辭其咎”。緊接著，普特南借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研究結論，論述忽視年輕一代機會不平等對于美國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巨大危險。忽略貧窮小孩眼前的困境，會給全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魸桑℉arry Holzer）等人的研究預測，美國經濟每年因為貧窮小孩付出的整體成本合計五千億美金，相當于美國GDP的百分之四。貝菲爾德（Clive Belfield）的研究估算出，美國納稅人每年要為每名年齡介于十六至二十四歲既不在校讀書也未進入職場的機遇青年（opportunity youth）負擔一萬三千九百美元，社會每年要為每名機遇青年負擔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美元。機會不平等造成那些具有潛能的弱勢群體無法為社會創造財富，社會還要為由此制造出來的犯罪、混亂埋單。同時，機會不平等的鴻溝不僅削弱了政治平等，也因此降低了民主的正當性，因為那些處境劣勢的年輕人可能比他們的父輩更缺少政治參與的意愿和能力。而且，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那些孤立且缺乏社會關系的群體，極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引發出難以想象的政治后果。在普特南的眼中，縮小機會不平等的鴻溝，也是一項全社會的道德義務，這也是美國社會的宗教與道德價值基礎。

事實上，對于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來說，階級和世代并不必然聯系在一起?；蛘哒f，世代之間的傳遞關系比較弱，年輕一代只要勤奮和努力，就會有機會超越自己的父母。普特南展示一連串美國優勢家庭與弱勢家庭子弟成長與教育中的故事，意在揭示中上層與底層社會的所得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在普特南看來，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所得的不平等，造成了機會的不平等，機會的不平等反過來又會必然拉大社會階層差距，階級世代的傳遞也就因此誕生。endprint

在美國的文化鐘擺（cultural pendulum）更多地擺向個人主義的時候，普特南實際上懷有一種社群主義情愫，他希望政府能夠實施更多有利于窮小孩成長和發展的政策和項目，希望更多人能將資源投資給其他人的小孩，并最終回到“我們的孩子”的時代。這或許是一個學者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但作者也潛在地指明，機會不平等看似只影響貧窮人家，但從長遠看，一定會威脅到有錢人、乃致美國的經濟、民主與價值信念。只是普特南沒有繼續分析，階級分化到極其嚴重的時候會發生什么。

在《階級世代》中，普特南使用“所得與財富的平等”和“機會平等與社會流動”兩個指標來討論美國社會平等狀況的演化。事實上，二十世紀美國社會中所得的不平等的變化呈現一個大U形趨勢，兩端是繁華的鍍金時代，中間有一段很長的平等時期：二十世紀初始，經濟不平等曾經相當嚴重；兩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造成經濟金字塔扁平化；從1945到1975年，貧窮率持續下滑，不平等節節下降，經濟發展讓所有人都獲得了實惠；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維持數十年的均等趨勢開始反轉，愈來愈多從所得的中上階層掉到底層，最頂層的人又拉開與頂層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傊?，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種族和族群內部的不平等亦逐步擴大，在很多研究結果中，會呈現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剪刀差圖形。普特南說，“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工人階級崩潰的歷史”，而且“也見證了一個嶄新上層階級的誕生”。于是，我們不得不問：是學校教育發生了問題，還是家庭結構發生了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發生了問題？如果是發展本身造就了教育在社會系統中的尷尬地位，那么我們如何能夠打破這種格局？很遺憾，普特南沒有或許也不可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他又不得不回到家庭、兒童教養、學校教育、社區等層面，寄希望于美國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實施各種扶助計劃。

“有些人會從數字中了解世界，但大多數人的人是從故事中學習”。毫無疑問，《階級世代》將要成為教育民族志的經典之作。在兩年多的實地調查中，普特南的研究團隊共選擇了美國八個城市，造訪了研究地點的家庭，訪問了一百零七位年輕人與他們的父母。為了講述受訪者背后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并代表美國的多元性，他們最終選取了五個地點（俄亥俄州柯林頓港、加州橘郡、奧勒岡州的本德、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賓夕法尼亞州費城）進行分析，全書一共重點詳細介紹了十位中上階層家長，以及十三位工人階級家長的生活經歷。

普特南的書中講了很多向上移動或者扼守困頓的個人與家庭，卻沒有詳細講述一個家道中落的故事。這一方面與作者的論點與選材有關，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階級是可以傳遞的?，F實中，我們也經?？吹矫T望族可以綿延幾代、甚至幾十代而不凋零的案例。從社會中上層來看，“階級世代”是一個具有大家傳統、歷史榮譽感與使命感的詞匯；從底層來看，則是一個略顯沉重、令人悲觀的名詞?！半A級世代”是一種對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事實描述，當然其中又隱約夾雜著一種復雜的情感。

“要不進入常春藤名校，要不就是等死。如果我們不能像父母親那樣賺入數百萬美金，那我就是個失敗者?！碑斆绹辉ｋA層的小孩帶有危機感而又有些自負地說這句話的時候，或許他應該知道與他同齡的身處另外一個世界的孩子們在過著怎樣的生活。至少在這個意義上，《階級世代》是一本厚重的盛世警言，尤其值得國家政策制定者和有責任感社會成員認真思考。

（[美]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李宗義、許雅淑譯：《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臺灣遠足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