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驊與現代民俗學的建立

楊春彥

一

中國現代民俗學萌芽于“五四”時期北大歌謠征集活動，但真正壯大并開花結果，卻是在1927—1933年的廣州中山大學，也有學者稱這一時期為解放前民俗學發展的全盛時期。廣州中山大學在二三十年代成為現代民俗學研究的第二重鎮，聚集了顧頡剛、容肇祖、鐘敬文等一批學者，創辦了專門的研究學會——“民俗學會”，并出版有《民俗》周刊、“民俗學會”叢書等刊物、著作，為民俗學發展培養了許多年輕的人才?！懊袼讓W”的學科命名也是在這一階段正式確立。

朱家驊出生于1893年，浙江湖州人，中國第一代德語教授、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1926年他以學者身份進入政壇，此后歷任中樞要職。教育學術方面，朱家驊曾執掌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校長職，兩度任教育部長，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成立后二十五年內的唯一董事長，并籌備發起中央研究院并擔任代理院長十余年；此外在國民外交和非官方民間社團方面也擔任過眾多職務，可謂中國近現代史上文人從政的典型之一。

不過他年幼時就喪父喪母，追隨兄嫂一起生活。十三歲開始就讀于南潯正蒙學堂，十六歲時到上?？既胪瑵挛尼t學校。1914年開始，自費赴德國留學，至1917年因一戰被迫中斷在德學業。二十五歲的朱家驊回國，出任北大德語教授，與當時在北大讀書的學生顧頡剛同齡，比傅斯年只大四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次年，教育部考選留學生十名，朱家驊獲北大校務會議推薦，再次赴歐洲留學，直到1924年獲博士學位歸國，再次被受聘為北大德文系主任兼地質系教授。朱家驊十歲后所接受的是現代化的教育，在德國攻讀工科且留學的先后八年，正是德國興盛之際，他“深知德國之強，實起于學術之盛；德人正以學術為原動力，推動國家建設；正以學術為標桿，旋轉國運”，因此對于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亦有不懈的追求。

1917—1918年朱家驊雖然在北大任教時間并不長，但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這一時期北大的“歌謠運動”正蓬勃發展。因此，北大新文化運動中對國學觀念的討論、歌謠的征集和發表，必然會對朱家驊有一定的影響。學者出身和北大的氛圍熏陶，促成了他執掌中山大學時對民俗學研究本身學術價值的認可和支持。民俗學家鐘敬文多年后就回憶說：“（廣州中山大學）語史所之所以能繼北大之后，成為新階段民俗學運動的中心，除了由于同人的齊心協力外，也因為中大最高領導層對這項學術新事業，抱著積極支持的態度，故在經費上予以支持……當時學校新領導班子成員中，有一位是從北大來的，他當然知道北大這種‘新國學活動的情形和一定意義。由于他所處的特殊地位，他對于民俗學活動的支持，也就成為有一定分量的積極因素?！彼^“北大來的”“最高領導層”自然是指朱家驊，鐘敬文肯定了處于特殊領導地位的朱家驊對民俗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囿于朱家驊的政治身份，而忽略其學者出身并受北大新文化運動熏陶的經歷，在評價其對民俗學發展的影響時就容易失之偏頗。段寶林教授在1999年發表的《民俗學的命運》一文中曾說：“大革命時期，北大進步教授南下廣東，在中山大學也開展了民俗學研究，曾熱火了一陣，卻因校長朱家驊的壓制而遭受厄運。此人是官僚，對民俗學一竅不通，必然如此?！钡珜嶋H上，相比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來說，朱家驊正是大革命時期南下的北大“進步”教授中的一員?！拔遑K案”和“三·一八慘案”后，學生們激憤愛國，國民黨趁勢鼓動，朱家驊先后與顧孟余、王世杰、周鯁生、李書華等，在北京領導學生游行示威，為政府所忌恨和通緝，兩度避居東交民巷。1926年7月，迫于政治壓力，朱家驊接受廣東中山大學地質系教授兼主任的聘任，化裝南下。并且中山大學的民俗學研究一直得到朱家驊支持，甚至在爭議備至、陷入危境時，是朱家驊力排眾議給予了關鍵性的支持，讓民俗學有了繼續開花結果的土壤。

二

朱家驊南下廣州，雖從事政治工作，但主要職務仍是中大的學術與教育工作。他一方面大刀闊斧地整頓校務，一方面四處延聘國內外學界名流來校任教，并完善學科設置。1926年留學歐洲七年的傅斯年即將回國，受到北大、清華等幾所著名高校的廣泛關注和爭相邀請。在這種激烈的競爭情形下，朱家驊密切關注傅斯年的行程并迅速出手，傅斯年剛一到香港就收到了朱家驊親自派人送來的聘書，被任命為文科主任。這種千金買骨、求賢若渴的十足誠意打動了胡適口中這位“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

“民俗學會”成立于1927年11月，全稱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而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正是隸屬于文科主任傅斯年之下的系級研究機構。傅斯年幫助朱家驊謀劃學校建設，主持文科建設。在他們的延攬之下，1926年知識分子南下潮流中離開北大的多位學者故舊來到中大就職，如魯迅、顧頡剛、江紹原、許壽裳、容肇祖、董作賓、何思源、伍叔儻、羅庸、費鴻年等，成為中山大學主要的師資力量，其中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何思敬都是“民俗學會”的主要成員。

然而顧頡剛曾與魯迅交惡，魯迅得知顧頡剛要來中大，勃然大怒，聲明“他來，我就走”，誓不共處；傅斯年與顧頡剛是北大讀書的同窗好友，聲明與顧頡剛共進退，也毅然決定辭職。對于新成立的中山大學來說，因為中央黨部和黨政府北遷武漢，武漢、南昌也增設中山大學，本就使“聘人的困難，加了一層”，魯迅、顧頡剛與傅斯年又均為學界名流，失去哪一個都是極大的遺憾和損失。學校意見紛亂，為此學生召開大會，結果是主張三人都留。為了平息這場風波，朱家驊居中調停，煞費苦心，他一面組織學生并親自上門，試圖勸說和挽留魯迅，未果，又只允許魯迅請假離校，不同意辭職；一面又安排顧頡剛去江浙一帶，為中山大學圖書館購買圖書。這樣一來，魯迅辭職一事暫得拖緩，兩人未在中山大學直接會面，得以在一個學校共處了一個階段。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成為“民俗學”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主持者之一，他將北大時期歌謠運動的種子帶到中大，并不遺余力地推動《民俗》周刊和“民俗學會”叢書的出版發行，彌補北大時期因為經費不足而使大批材料無法刊印的遺憾。同時借助顧頡剛等人的學者資源，“民俗學會”能夠邀請到一流的學者約稿，刊物出版發行可謂“勇猛突進”，在全國風頭無兩。在顧頡剛的推薦下，1927年鐘敬文被調至中山大學中文系任助教?！懊袼讓W會”的很多具體事務，如《民俗》周刊全部的編輯工作，刊物及民俗叢書印刷款項領取、支付等，很長時間都是鐘敬文一人負責。endprint

1927年12月開始，朱家驊調任浙江民政廳廳長，中山大學的職務繼續保留，他隔幾個月往返廣州一次處理校務。朱家驊遙領校務，領導風格較為開明，在顧頡剛日記中，沒有見到任何他無端插手或干涉語言歷史研究所和“民俗學會”事務的記錄。1928年傅斯年離開中山大學后，顧頡剛接任主持語言歷史研究所代理所長，直到1929年初離開中大。從現存的這一時期顧頡剛致戴季陶、朱家驊兩位校長函及批復結果來看，顧在語史所設立名譽顧問、經費增加、發掘古窯、開辦展覽、人事升遷等諸多事項上的申請，大都得到了批準與支持。朱家驊具有很強的領導能力，用人不疑且心胸開闊，這讓顧頡剛非常欣賞。1930年，在燕京大學任職的顧頡剛在日記中吐露對燕大研究所太官僚化的不滿，懷念起中大時期朱家驊的領導風格，自陳“予之性質，亦甚剛愎，故任事以來，對于上司皆感不滿，僅朱騮先先生為例外耳”。綜觀顧頡剛在中山大學之后所任教燕京大學、云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以他性情的固執與多疑，對于主事上司多有不滿甚至沖突，甚少有像這一時期對朱家驊這般內心欽服、毫無怨言的情況。

三

盡管“民俗學會”的同仁們團結一心，工作熱情高漲，但中大的民俗學運動還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學者分歧與人事糾葛中，出版審查和鐘敬文被辭退兩事鮮明體現了矛盾的激化。正是遙領校務的朱家驊的關鍵性支持，才使得學會的出版活動得以繼續進行。

“民俗學會”本身沒有經費，成員們著述及編輯都是純粹義務性的勞動，校外人士投稿也全憑熱心，沒有版稅或稿酬?？?、叢書的出版經費并非從語言歷史研究所，而是從隸屬于事務管理處的出版部支取。1927年4月顧頡剛初到中山大學，提議復刊《歌謠》周刊，再次興起民俗學運動時，得到了出版部主任伍叔儻等人的支持；但“民俗學會”的出版費用關系到全校的預算，在廣東政局動蕩、紙幣貶值的情形下，學會有材料就印的出版理念遭到了其他同事的反對。

首先是顧頡剛與文科主任傅斯年在印書主張及背后的學術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在1928年4月互相破口大罵。他們推動文史學科向現代學術轉型的理念大致相同，但在民俗研究取向上則差別甚大。傅斯年認為“大學出書應當是積年研究的結果”，“民俗叢書”出版淺薄無聊，缺乏學術水準；顧頡剛則認為民俗學是剛提倡，主張有材料就可印，他認為傅斯年的觀點“在治世說是對的，在亂世說是不對；在一種學問根基打好的時候說是對的，在初提倡的時候說是不對”。從專精的標準看，民俗叢書達不到出版標準，但是如果不出版，一班可以繼續民俗學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誘掖引導的力量而要走到別方面去了。

傅斯年外，“民俗學會”還遇到來自出版部主任伍叔儻、法學教授何思敬和當時校長戴季陶等人的阻力。何思敬就批評“民俗叢書”將成“顧頡剛叢書”。1928年5月校方成立出版審查會，將語言歷史研究所已審查之書重行審查，計劃出版的多種“民俗叢書”在出版會議被否決；7月學校當局借口“民俗叢書”之一種《吳歌乙集》“有穢褻歌謠之故”，越過在校的朱家驊而告到校長戴季陶那里，戴季陶下令要辭退鐘敬文。這兩件事予以“民俗學會”的工作以重大打擊，審查出版必將極大鉗制和減少民俗學刊物的出版發行，削弱中大民俗學運動在全國的影響；而辭退鐘敬文，會使《民俗》周刊及民俗叢書的編輯、印刷等事務性工作直接陷入停頓。

“民俗叢書”在出版會議被否決之后，顧頡剛致信朱家驊求助，朱家驊又致電出版部主任伍叔儻，允許出版，伍叔儻甚至為此憤而提出辭職（被留）。戴季陶下令辭退鐘敬文時，朱家驊正在校中，再次依仗朱家驊的支持，鐘敬文作為助手又繼續了一小段時間的工作，《民俗》周刊及叢書才得以繼續出版?？梢哉f，這一時期民俗學會的工作處于孤立無援的處境之中，如果沒有朱家驊力排眾議地始終支持，甚至不惜違逆他一貫尊敬的師長戴季陶的意見，中大的民俗學運動很可能就此夭折。

學校的辦學經費雖名義充足，但廣東政局動蕩，其實并未完全兌現，實際一直都較緊張，但朱家驊一直都在盡力維持和保障“民俗學會”刊物的出版經費，即便是在顧頡剛請假離開中大以后。1928年9月容肇祖接手《民俗周刊》的編輯，一直出版到1930年2月（容辭職另就）。1929年春顧頡剛已請假離開中大，7月朱家驊還批準了容肇祖送請審核的《發展民俗學會計劃書并經費預算》，批準經費每年二千二百元，具體為風俗物品五百元，調查費五百元，叢書稿費一千元，購書籍費二百元，這是“民俗學會”有史以來被批復的最大一筆經費，可見朱家驊并非只為拉攏顧頡剛等學者名流，他對民俗學運動本身的學術價值是十分認可的。

朱家驊既能在辦學經費緊張、教授們意見分歧的情形下，一直盡力保障民俗學會的出版經費，也能在民俗材料被視為下等和“穢褻”，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理念發生沖突時，居中調停，從學術研究價值的層面認可、扶持這項學術新事業。中大成為北大之后中國民俗學的主要發源，享譽全國，朱家驊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