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視角下的國際新聞誤讀現象解析

徐利蘭 商敏慧

摘要：國際傳播在建構國家形象的進程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我們在進行國際間的文化接觸時，不可能完全理解和領會源語文本的意圖，而是會在事實、情感和意義上加以選擇、切割和解讀，這就難以避免的會造成新聞誤讀。本文將以傳播學為視角，主要運用拉斯維爾程式、選擇性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和把關理論等來解析國際新聞中的誤讀現象，進而提出可優化的傳播要素來規避國際新聞誤讀。

關鍵詞：拉斯維爾程式;國際新聞;新聞誤讀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 -8122 （2018） 10 -0009 -05

國際新聞報道日益成為當下溝通國情、服務大眾、貿易往來的重要信息來源，但國際新聞在報道和傳播過程中卻伴隨著一種現象——誤讀。國際新聞誤讀本是指受眾對源語文本所表達意義的曲解和對所反映對象的誤解，是國際傳播的一種伴隨現象。在進行文化接觸時，我們不可避免的會對傳播者所傳達的信息意義加以選擇、切割和解讀。在我國媒體尚處弱勢地位的今天，各國媒體和受眾對我國國家形象、媒體信息和國情民意不甚了解，而我國對其他國家的信息和形象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誤讀，從而造成了在跨文化交流、國際貿易和外交往來等過程中的障礙。

一、國際新聞誤讀的表現

在傳播學視角下的國際新聞誤讀帶有明顯的群體化特點和時代化特征，主要涉及對事實的誤讀、對情感的誤讀和對意義的誤讀[1]。

（一）對事實的誤讀

事實是新聞的本源，是新聞的核心。國際新聞報道中對于事實的誤讀屢見不鮮，具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全然的背景化誤讀，一類是以己之見給傳播者和傳播內容貼標簽。

背景化誤讀是基于受眾自身的背景造成的。約瑟夫·克拉珀指出，受眾的心理傾向勢必會導致他們對傳播者和受眾有所選擇。比如中國人重視社會關系，重視和諧統一，而美國文化則是重視自由與平等的，因此美國的新聞文本中會更加注意公平、民主、協商等價值觀的傳達。

貼標簽化誤讀，也就是國際新聞中的刻板印象。人們往往會對某一群體或某一地域的人產生一種固有的意見或態度，并且對這一群體、地域所傳遞出來的訊息也抱有一定的看法和評價，且往往會形成偏見，影響其價值判斷和信息傳達。2000年，英國巴黎的一出話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引發了愛國華人的熱議，認為該劇名稱侮辱、褻瀆了華人的尊嚴。但其實該劇名源自于劇本故事中殖民地的一塊羞辱性的標語牌，作者用它來作題目，其實是對法國殖民的一種反抗和諷刺。由于國人對歐洲強權國家一直以來的霸權偏見，導致看到劇名后絲毫不假思索的將它當做對華人的侮辱，是典型的貼標簽化誤讀[2]。

（二）對情感的誤讀

受眾在接觸新聞后，必然會觸發內心潛在的情感和想象，而不是完全解讀和接受新聞本身帶有的情感，進而會引發娛樂化或聯想化的誤讀。

娛樂化誤讀是指受眾接觸媒體的娛樂性目的。如果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從受眾利用媒介的動機和目的是否滿足來衡量媒介效果，有相當一部分受眾接觸媒介的目的是為了娛樂。在西方漫畫中，常常用龍來代表中國，但這種龍是思想迂腐，麻木不仁的龍。在一則漫畫中，自由女神被擋在長城外，中國龍兇殘的露出牙齒守著長城，而上方舉著“經濟改革”牌子的人指著自由女神大喊“她和我們是一起的！”[3]。

聯想化誤讀也就是添枝加葉，憑空捏造。2017年11月，一篇號稱解密馬航MH370失聯真相的網文橫空出世[4]，文章乍看上去是一篇刊登在權威媒體的解密，但其實只是利用了部分國人對美國的敵對心理和固有的美國威脅論，聯系了很多事實偽造的假新聞。網絡的匿名性更使誤讀者無所顧忌，受眾在閱讀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時，往往采用從眾心理，缺乏對事件的真實情況和基本的判斷能力，而僅僅是盲從“意見領袖”的言論。

（三）對意義的誤讀

國際新聞所傳播的不僅僅是事實和情感，還包括意義。受眾對于源語文本所傳遞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并不能夠全然解讀，這就導致了對國際新聞報道的放大負面效果化誤讀和對抗化誤讀。

放大負面效果化誤讀主要表現在政治上。隨著大眾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對外傳播已經成為了國際事務有力的參與者，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議程設置來扭轉國際輿論，甚至制造出完全不符合真相的放大他國負面效果的事件。例如七五事件，少數西方國家無視暴徒對于平民的暴力以及新疆自古以來屬于中國這一事實，卻大肆宣揚事件的起因與所謂的對維吾爾民族的壓迫。

對抗化誤讀是由于歷史、政治、社會、民族、宗教等矛盾的長期累積，導致人們在價值認同、是非評判、情感表達上有絕對傾向性，從而形成對新聞事件的對抗性誤讀。最顯著的就在于我國對赴日旅游的報道，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和攜程旅行網大數據聯合實驗室數據顯示，2016年來自中國內地的游客數量為637.3萬人次，這一行為被看做“親日”。于是媒體開始紛紛報道赴日旅行出現的個別危險案例，企圖抹黑赴日旅游，讓中國游客把目光投入國內或者其他地區。

二、國際新聞誤讀的成因

對于國際新聞報道中的誤讀，有民族文化、語言習慣等原因，也有傳播者自身的專業差異等原因。根據傳播者的主動性，本文將其原因主要分為故意性誤讀和無意性誤讀。

（一）故意性誤讀

故意性誤讀首先包含有傳播者和受眾的主觀愿望，這種主觀愿望滲透在意識形態當中，但意識形態的顯性驅使經常被文化差異的隱性表達所覆蓋和代替，所以，意識形態差異造成的誤讀也逐漸被解讀為中西文化差異的結果。中西方記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這在對新聞事件的選擇、態度、取舍等方面上有十分鮮明的表達。這種抉擇和刪改，看似是基于傳播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傳播機構的基本方針政策，其實是潛移默化的被本民族的文化所感染[5]。

當然，語境文化的差異也是造成誤讀的重要原因。中國文化屬于高語境文化，絕大部分信息直接表現于外部環境中，或內化于傳播者身上，只有極少數的信息通過編碼符號傳達出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文化屬于低語境文化，幾乎所有的信息都簡明直接得表現出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美國文化中，伶牙俐齒、高談闊論的人更受歡迎，而在我國的歷史文化中，秘而不發、緘口不言的人更給人神秘感和信任感。

此外，話語權力的差異也會造成新聞的誤讀。目前國際新聞傳播格局表現出極大的不平衡，我國的國際傳媒力量無論在覆蓋范圍還是影響力量上都遠遠無法與西方媒體匹敵。而國際新聞傳播是單向傳播的，即高處流向低處、強者流向弱者，這就導致我國的國際傳媒地位難以追趕西方媒體，我國的國際形象其實是被西方媒體所塑造的。

（二）無意性誤讀

身處于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大眾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極易造成誤讀。在中西文化對比中，中國文化一直處于相對弱勢的一方，要取得西方受眾價值認同，就必須在表達方式和表現手法上盡量具體化和形象化，用描述性的語言替代概括性的語言。在中國路人皆知的一些歷史文化、民族差異、地理地貌等信息，對外傳播時要注意解釋清楚，語言要盡可能的平實、樸素和準確，避免過于虛浮、夸張和含糊。

在很大程度上，跨文化翻譯過程中，由于對異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生搬硬套，也會導致國際新聞的誤讀。例如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報道小沈陽的新聞，題為《The dritiest Man In China》，我國媒體翻譯為《最低俗的中國人》，引起軒然大波。但仔細研讀文章才能發現，該記者在文章中其實是贊揚小沈陽的。

記者的專業化水平也是造成國際新聞誤讀的一大原因。我國新聞報道重在“正面宣傳”，堅持大局觀念，從人民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西方新聞宣傳重平衡、重理性，認為只有把矛盾的雙方都清晰平等的報道出來才能真實的反映真相。中西方的新聞寫作方式也有很大差異，我國新聞寫作講究嚴肅性，整體理智而內斂，文體簡潔明了，合乎規范;而西方媒體注重描述，突出趣味性，觀點鮮明，表達具體。

三、傳播學視角下國際新聞誤讀的影響

國際新聞誤讀不僅歪曲了傳播者的真實意圖，影響了媒體的公信力，也對受眾產生誤導，其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對傳播者的影響體現在傳播者話語權的剝奪和新聞理想的幻滅。傳播者在傳播新聞時，勢必會通過議程設置，刻意去發布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的內容，以增加閱讀量，提升親近感。但在這種過程中，受眾由于被遮蔽了一部分真相，對新聞的誤讀大大增加。而傳播者在各種壓力的擠壓下，逐漸喪失了話語權和公開表達的機會。

對傳播內容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受眾刻板印象的加強。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和國家形象的構建越來越多的表現為傳媒力量的角斗。在國際新聞傳播中西方媒體慣用的手段就是對我國的丑化、妖魔化和歪曲化，造成一種威脅性的、不合作的、非民主的中國形象，形構“中國威脅論”。而正是因為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失實性報道，也導致了我國受眾對部分西方國家的消極偏見，比如對美國的印象是強權主義、恃強凌弱，而日本的形象則是漠視歷史、缺乏責任意識。在國際新聞報道中構筑的他國的刻板印象，極其容易造成本國受眾對他國信息全方位的誤讀。

對傳播渠道的影響表現為媒體公信力的下降和輿論監督的障礙。傳統國際媒體的接觸門檻較高而將大多數他國受眾拒之門外，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和語言能力的制約，大多數受眾都無法自主接觸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所以受眾想要接觸國際新聞，最好的渠道是新媒體，這就給傳統的新聞傳播渠道帶來了一些影響。第一，“人人記者”“公民記者”應運而生，更多的受眾、事件目擊者等參與了新聞傳播過程，甚至成為新聞傳播者。由于缺乏專業的新聞知識和必要的把關過程，會加劇誤讀，使傳播更加快速和便捷;第二，網絡輿論成為公眾意見的一種集束式表達，傳統受眾的輿論監督作用被空前加大，有力的影響了公共決策。而新聞誤讀則在蠶食和茶毒著網民輿論監督的作用和功能，他們以一種逆向化、貼標簽化或娛樂化的解讀傳遞一種錯誤的信息，造成網民在輿論監督過程中的誤解和障礙。

對受眾的影響在于群體極化現象的出現。國際新聞誤讀極易造成國家與國家、國家與群體、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刻板印象，進而造成群體極化效應，比如“帝吧出征”事件。2016年1月，Face-book上一個臺獨賬號上突然出現了大量大陸網友的評論，表示支持兩岸統一，這是大陸網友自發組織的一次活動，目的是描述一個真實的大陸生活。但臺獨勢力迅速組成一個“臺獨傳聲筒組織”，以臺灣三立電視臺、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為主攻擊大陸，甚至用南京大屠殺來詛咒大陸?！芭_獨傳聲筒”發出的一些誤讀性報道甚至虛構的事實和言論，令臺灣民眾真假難辨，陷入混亂，充斥著對大陸的極端怨恨和不信任。

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則表現為公共領域的重塑。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認為在公共領域中，公共意見能夠形成。但19世紀以來，報刊開始向政治手段和商業工具轉變，壟斷資本主義集中加劇。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和社會相互重疊，公共領域開始解體。而國際新聞誤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溝通習慣和行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著人類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文化生態，人們對于“公共領域”的希望重現，而互聯網使得受眾可以更加自由和快捷的表達自己的聲音，公民新聞快速壯大。這徹底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收受關系，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在網上與任何人交流，將自己的意見與更多的人交換。這種討論由于是匿名的和虛擬的，所以不會受到國別、種族、文化、宗教等的影響，也就構成了公共領域的基礎。

四、傳播學視角下規避國際新聞誤讀的策略

國際新聞誤讀雖然是新聞傳播過程中的伴生現象，但其消極影響非常明顯，它背離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造成受眾廣泛的群體極化效應等。因此，只有優化傳播要素，規避誤讀，才能夠還原一個健康的國際新聞傳播環境、建立良好的國際新聞間傳播秩序。

對傳播者的優化在于如何提高傳播者的水平和保持新聞理想“初心”。對于傳播者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在新媒體時代下傳播者的話語權被剝奪以及新聞理想的幻滅，優化主要從提高新聞真實性以及重塑傳播者職業理想人手。其一，要熟練掌握外國語言知識，熟悉外國文化背景。這就對國際新聞從業人員的外語水平有較高要求，不但要熟練的用外語撰寫新聞，還要熟練地運用外語進行采訪，有跨文化的知識和經驗背景，達到交際目的，進行國際傳播;其二，加強新聞業務水平。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傳播者的新聞發現能力和新聞選擇圖式：新聞發現能力是傳播者在憑借自己的職業新聞敏感發掘值得報道的國際新聞事件之后，對該事件進行探索和研究，把握其不為人知、與眾不同之處的能力;新聞選擇圖式是指傳播者在面對新聞事件時腦海中產生的情感、態度、觀點等的意識統合，包括掌握新聞事件特征和狀態的能力與掌握新聞事件價值和影響的能力;其三，重塑國際新聞理想。就我國目前的新聞業來看，新聞從業人員大量離職和轉型，造成一種青黃不接的狀態，而這種變化折射出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壓力的不堪重負和新聞理想的不復存在。在學習新聞專業時接觸到的一些評價標準或者操作理念可能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無法實現，對于新聞從業人員來說，最難得的就是保持悲憫而理性的情懷，保持新聞價值觀，逐漸接近自己最初的理想狀態。

對傳播內容的優化在于把控良好宣傳契機和更使用貼近的話語表達。國際新聞傳播要注意把握良好的宣傳契機，重視重大突發事件的國際新聞報道。例如，在2011年利比亞局勢動蕩時，我國立刻把三萬多名中國公民安全接回了家。而媒體的表現也令人驚艷，立刻打出“你的身后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有危險了就回家”“這就是我們的中國！”等醒目標語，令國人感動和振奮，也令世界看到一個勇于擔當、保護國民的中國形象;此外，要創建親近文本。楊保軍認為，實現跨文化有效傳播的基礎是創制“親近性文本”。所謂親近性文本，主要強調一種修辭性的文本表達形態，使其首先作用于對方的情感領域，通過情感認同無縫過渡到理性認同[6]。

對傳播渠道的優化在于進行有效的把關。鑒于國際新聞誤讀所造成的傳播渠道問題主要在于媒體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加強政府及媒體的雙重把關勢在必行。政府的把關主要從控制層面和技術層面來進行。在控制層面上，建立完善的準入機制，防止故意性誤讀的出現，對于不恰當的詞匯和言論要及時修改或刪除，努力維持國際新聞秩序的平衡;在技術層面上，防止“暗網”和“黑客”對我國新聞輿論的干擾，同時防止我國部分網民的失當行為和過激言論的流出。媒體的把關主要從專業層面和輿論層面來進行。在專業層面上，對新聞從業人員嚴格要求，按照新聞的價值標準、宣傳標準、政策法規和倫理道德來擇選新聞，樹立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在輿論層面上，在不妨礙民主意識的前提下，時刻關注輿論導向，利用政府部門官網微信公眾號或官方微博賬號等樹立輿論領袖，同時運用議程設置，將輿論導向引導到正確的航向。

對受眾的優化在于消除受眾的刻板印象。我們必須要明確意識到國家間、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是不可消除的，我們要重視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改善對外傳播的形式和模式。其一，要淡化宣傳性質。在國際新聞報道中，新聞與宣傳不可區分，而西方媒體一貫認為宣傳是不夠民主和公平的，通常帶有強制和極權的可能。因此在國際新聞傳播過程中，要改變政治意味過濃的話語方式，盡量采用生動真實、嚴肅活潑的筆調報道新聞和參與輿論，采用平衡而公正的報道方式，更加容易被受眾所接受，減少誤讀的發生;其二，要堅持信息公開。媒體要建立自己的新聞采集和發布機構，積極尋求話語權，敢于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發聲，成為其他國家的新聞信息來源。在傳播中要注意快速、真實、客觀的報道新聞，尤其注重深度報道和獨家報道，消除誤會、消解誤讀。

對傳播效果的優化在于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和強化溝通效果。其一，是建立完善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根據霍夫蘭的實驗和研究，新聞發言人往往需要通過新聞發布會來進行說服活動，從而影響和引導輿論，增強與受眾的親密度和信任感。首先，傳播者的自身條件影響傳播效果。在國際新聞傳播中，選擇恰當的新聞發言人尤為重要，發言人的職業地位、自身形象、思辨能力都要考慮在內;其次，傳播內容本身影響傳播效果。發言人所提供的信息必須真實準確、客觀公允，必須擺出正面信息引導受眾，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其二，是加強國際媒體間交流與合作。我國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改機還有很大空間，因此要積極加強與國外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利用國外媒體來傳遞中國聲音，讓世界了解中國，減少其他國家對我國的新聞誤讀。在新媒體時代，與國際媒體間的合作除了互訪、記者發布會等形式，還要積極利用網絡媒體加強溝通和反饋，展現中國特色，傳播中國聲音。

國際新聞的誤讀從一定意義上看是對新聞的一種創造性的再生產。國際新聞誤讀作為“二次元”，這種獨特的解讀方式是一種特立獨行的文化表達，可以賦予源語文本新的文化意義，這不僅豐富了語言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受眾通過對語言的顛覆，表達對周圍事物的看法，規避了傳統語言意義上的禁制。這反映了受眾開始批判性的解碼，也體現了意義的能動性。國際新聞的誤讀可以被視為一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種輿論監督的反映，甚至有可能在誤讀中發現事實的另一面，還會促成公共領域的重建。

但國際新聞誤讀的負面效應也是不言而喻的，對于傳播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過程都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負面影響。因此，對于在國際新聞中出現的一些誤讀現象，我們要加以區分，對于嚴重偏離的部分要予以調整，重塑傳播者的國際新聞理想，把握良好的宣傳契機，嚴格把關，努力構建交流互動平臺。在今后的研究中，新媒體環境下國際新聞誤讀可能出現的一些時代性的新問題，可能是我們新的方向和目標。

參考文獻：

[1]陳力丹.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2] 王海妹，從跨文化角度看英語新聞中的文化誤讀[J].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5 （2）：22 - 23.

[3]華夏經緯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龍”漫畫版中國威脅論[EB/OL].http：//www.huaxia.com/zhwh/whrd/whrdwz/2006/12/114174. html.

[4] 劉鐵俠.今天！馬航MH370失聯真相終于水落石出！看完太震驚了！[EB/OL].http：//www.so_hu. com/a/205322119_659084.

[5] 谷文靜.從傳播心理學視角談新聞傳播中的誤讀現象[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11）：20 - 21.

[6] 楊保軍，創制親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傳播的重要基礎[J].國際新聞界，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