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壇八廟左祖右社

古人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壇廟建筑是都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傳統禮治體系中尤其占據著核心位置。老北京民間向有“九壇八廟”或“五壇八廟”的說法，指的就是明清以來北京壇廟建筑的概稱。九壇包括天壇（內含祈谷壇）、地壇、日壇（又稱朝日壇）、月壇（又稱夕月壇）、先農壇（內含太歲壇）、社稷壇、先蠶壇（位于北海內）。八廟包括太廟、奉先殿（位于故宮內）、傳心殿（位于故宮內）、壽皇殿、雍和宮、堂子（已無存，現址為貴賓樓）、歷代帝王廟、孔廟（又稱文廟）。壇即祭壇，東漢《說文解字》釋為“壇，祭場也”，原義是指在鏟除雜草的平坦地面上，用土筑堆用于祭祀神靈的高臺，所謂“筑土為壇，除地為場”。廟即宗廟，《說文解字》釋為“廟，尊先祖皃（mào，同‘貌）也”，后人注稱“古者廟以祀先祖”，“尊其先祖，而以是儀皃之，故曰宗廟”。

作為與傳統禮治密切相關的祭祀建筑，北京壇廟的歷史非常悠久。自其建城之始亦即周初“召公封燕”、武王“封黃帝之后于薊”起，北京地區就按禮制要求，修筑了各類用于方國或郡城祭祀的地方壇廟。據史載，早在春秋時期，燕國薊城就修筑了帶有祭祀意義的元英、歷室。大業七年（公元611年）隋煬帝駕幸薊城時，也修造了臨時性質的社、稷二壇。不過作為常設的國家祭祀場所，盛行于明清時期的北京壇廟文化，則應從北京逐漸成為都城的遼、金、元時期說起。

遼金元時期的北京壇廟

會同元年（公元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從后晉石敬塘手中獲得幽州（今北京），當即升為陪都，稱“南京”，又稱燕京，北京由此拉開邁向統一多民族國家首都的歷史序幕，也開始了北京壇廟從地方向國家層面轉變的步伐。作為遼代“五京”之一，燕京建有皇城及相應禮制建筑。史書記載，遼代南京皇城內，“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此可視為國家祭祀建筑的最初濫觴。不過遼代燕京僅為陪都，不僅興建的壇廟數量較少，祭祀禮儀也相對簡陋，其重要性遠不能與遼上京臨潢府（今赤峰林東鎮）相比。北京壇廟建筑的真正興起，是在代遼而興的金代。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金中都從此成為北方多民族國家的真正首都。金中都的城市設計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都城的規劃思想，不僅仿照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的格局，在皇城左側設置太廟，又大量增加符合儒家傳統的其他禮制建筑，相繼興建南郊圜丘、北郊方丘，以及社稷壇、風雨雷師壇、高禖壇、宣圣廟（即孔廟）等國家壇廟，在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自成體系的都城壇廟建筑群。

繼金中都之后的元大都，是南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都城，也使其壇廟文化得到進一步提升和發展。元大都的修筑，是以《考工記》的傳統理念統一規劃設計的，因此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竣工的大都城，基本符合《考工記》所記“九經九軌”“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禮制規定。元代各帝一方面繼續保持了部分蒙古風俗，同時采用中原儒家文化的祭祀禮儀，逐漸在大都內外修建了宏偉壯麗的太廟、郊壇、社壇、稷壇、先農壇等壇廟建筑，歲時奉祀。其中常祀者，有社稷、宣圣、三皇、岳鎮海瀆、風師雨師等。武成王、古帝王廟、周公廟、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功臣之祠等雖列入“非通祀”之列，但也成為大都壇廟文化的重要內容?？梢哉f元代核心的國家奉祀，都在大都筑有相關祭臺或壇廟。元明鼎革之際，大都原有壇廟被損毀，但其禮制思想基本延續下來。

明代北京壇廟的變化與成型

明代是北京壇廟變化與成型的關鍵時期。明初太祖以應天（今南京）為都，其國家級壇廟皆分布于金陵城內外。攻下大都的徐達，則受命搗毀勝國之都，代之而興的是燕王的藩鎮壇廟?！熬鸽y之役”后，成祖決意遷都北京。永樂年間，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建皇宮，同時仿照南京形制，修筑各種禮制建筑?！睹鲗嶄洝酚杏洠骸胺矎R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奉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壇廟，逐漸在北京建成。成祖一方面繼承太祖在南京立下的“祖制”，同時也吸收了元大都壇廟文化的內涵。建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廟和社稷壇，仍遵從“左祖右社”的傳統規制，不過其具體位置，則從元代的齊化門、平則門內，近移至紫禁城前側左右分布。這既便于皇帝親自參加祭祀，也大大增加了禁宮前面的景深，進一步突出“皇權至上”的威嚴。其南郊壇，在新建的北京麗正門之南，為明初重要祭壇。其時皇天后土合祀，稱“天地壇”。天地壇之西為山川壇，祀太歲、風云雷雨、岳鎮海瀆、鐘山、天壽山，以及京畿山川、四季月將、都城隍等神祇。山川壇內又有先農壇，為明帝祭祀先農諸神的場所。至于文廟，則是明初承繼元代的唯一壇廟。文廟始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洪武年間降為府學，但未予毀壞。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升為國子監，隨復文廟，九年又修繕大成殿，形成“左廟右學”的格局。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三年二月，“行在禮部會試天下舉人”，考試結束后，“得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十六年二月，行在禮部再次“會試天下舉人”?？梢姶藭r北京雖仍稱“行在”，但其孔廟及附屬國子監（即“北監”），已恢復為全國文教中心。

正統之后，北京的壇廟建筑進一步得到完善，逐漸形成完整的國家祭祀體系，并一直沿用到嘉靖之初。此后世宗以“大禮儀”之爭，復古禮，又大興土木，試圖重塑京師的壇廟建置，北京壇廟文化隨之出現重大變化。嘉靖九年（公元1529年）正月，世宗接受給事中夏言的建議，決定恢復天地分祀之制。遂在城北新建方澤壇，南郊圜丘、東郊朝日、西郊夕月三壇亦同時開工。隨后將南郊圜丘更名為天壇，北郊方澤壇改稱地壇，聞名后世的天、地、日、月四郊壇由此形成。

除此之外，明朝還大力興建歷代帝王廟。洪武年間歷代帝王廟建于南京，成祖遷都后仍遣南京太常寺官員循例行禮，北京則附于南郊壇從祀，未另建專廟。嘉靖十年，世宗于北京西城興建歷代帝王廟，“并罷南京廟祭”。其主殿景德崇圣殿重檐廡殿，綠琉璃瓦，略如禁宮內主殿。二十四年又調整入祀帝王，罷元世祖，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形成“凡十五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的定制，迄至明末。

此外世宗又創設了一批祭壇，包括崇雩壇、先蠶壇、帝社稷壇，以及太歲壇，天神、地祇二壇等等。其中雩祀始于唐、宋，元代罷廢，明初“無常儀”。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世宗欲于奉天殿行大雩禮，夏言奏請增筑雩壇，“每歲孟春祈谷”，于是“建崇雩壇于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成為朝廷逢旱祈雨、久澇祈晴的專壇。先蠶壇始設于宋，明初“未列祀典”。嘉靖九年夏言上奏“耕蠶之禮，不宜偏廢”，遂于安定門外修建先蠶壇。壇成，次年復以“皇后出郊親蠶，非便”，改建于西苑仁壽宮之側。此后皇后不必遠出禁苑，即可行親蠶禮。帝社稷壇，嘉靖十年創立于西苑豳風亭之西，是世宗依古禮而單獨設立的“王社”。又有太歲壇，在山川壇內之南，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二壇，十七年建于山川壇圍垣外東南。至于對原有壇廟的修葺與完善，則更為頻繁。典型者如嘉靖九年增建崇圣祠，使孔廟“規制大備”。對于太廟，世宗也多次進行改造，最終于二十二年“復同堂異室之舊”。明代中期的“嘉靖崇禮”，依古禮創設了眾多壇廟，開辟了北京壇廟建筑的新格局。

清代北京壇廟文化的繁盛

清承明制，也基本沿襲了明代后期的壇廟祭祀。乾隆時期，又對北京壇廟進行大規模的修繕與完善，北京壇廟文化達到繁盛時期。據《清史稿·禮志》記載，“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澤、祈谷、太廟、社稷為大祀，天神、地祇、太歲、朝日、夕月、歷代帝王、先師、先農為中祀，先醫等廟，賢良、昭忠等祠為群祀”。其后又稍有調整，“乾隆時改常雩為大祀，先蠶為中祀。咸豐時改關圣、文昌為中祀。光緒末改先師孔子為大祀”。其中天地、宗廟、社稷由天子親祭，“有故，遣官告祭”。其他“中祀，或親祭、或遣官。群祀，則皆遣官”。清代壇廟的具體位置較少變動，而著力于完善其祭祀文化。比較典型的如歷代帝王廟，清廷多次更改入祀帝王名單。順治年間將明末帝朱由檢、明太祖朱元璋移入，又增祀遼、金、元三代帝王?？滴趿?，圣祖重新確定，只要不是無道被殺或亡國的帝王，都可入廟享祀，入祀數量由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世宗落實其父遺愿，入祀了歷代以治國守業著稱的君王。高宗時，又將帝王廟正殿提高到與乾清宮、奉先殿相同的等級，并提出“法戒論”作為祭祀要義，進一步完善了歷代帝王廟的祭祀儀式。到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最終形成以三皇五帝為首、共入祀188位帝王的新格局，基本體現出“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歷代帝系傳承思想。又如孔廟等級，也不斷崇升。清代重視儒家文化，順治年間尊稱“大成文宣”，康熙年間改題“至圣先師”。圣祖又親筆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懸掛孔廟大成殿，并頒發至全國各地。雍正年間，世宗親詣孔廟釋奠，制定了春、秋二祀帝王親祭禮儀。乾隆年間，大成殿、大門以及碑亭俱改為黃瓦，孔廟等級提升。在此前后，又入祀宋代大儒朱熹，以表達對程朱理學的尊崇，孔廟配祀由明代“十哲”改定為“十二哲”。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又崇升祀孔為大祀，大成殿也由七間三進改為九間五進，以符帝王“九五之數”?？讖R規格達到空前高度，其文化內涵也更為豐厚。

清代獨具特色的壇廟，還有藏傳佛教的喇嘛廟。清歷代將尊崇藏傳佛教作為治國安邦的國策，在北京興建了大量喇嘛廟。其著者如城北雙黃寺（東黃寺、西黃寺），雙黑寺（前黑寺、后黑寺），在北京各個階層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則屬乾隆初年由世宗潛邸改造而成的雍和宮。雍和宮內供奉有世宗御像，又有高宗《喇嘛說》御制碑，內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可見其在國家祭祀體系中的重要意義。與之相聯系的，還有承德避暑山莊的“外八廟”。這些建于北京、承德等地的宏偉喇嘛廟，既充分融和了漢、藏、蒙各民族的建筑藝術精華，也進一步展現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文化魅力。

（作者：鄭永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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