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憶下放歲月

劉水蓉 李威爾

我是一名退休教師，曾于1968年下放農村，雖已逾半個世紀，但下放歲月的往事仍歷歷在目，令我難以忘懷。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1968年10月，我隨南昌市勝利區（1980年，東湖區、勝利區合并為東湖區）教師組成的“五七”大軍被下放至撫州市樂安縣農村。我帶著均60多歲的母親和婆婆，以及11歲的兒子、更年幼的三個女兒，下到樂安縣谷崗公社四青大隊湯山生產隊落戶。湯山是一個距離縣城60余華里的偏遠山區，四面環山，住房靠山，時有山蛇出沒，環境險惡，群眾生活艱苦。我在湯山日常生活中遇上“兩難”：一是買米菜油鹽等日用品難。一天上午8點鐘，我帶著兒子和大女兒越過崇山峻嶺，跨過三根木頭搭的橋，步行了10多華里，方到達谷崗街買日常用品?；丶业穆飞?，我和孩子們挑的挑、背的背，累了又互相交換，或者共同抬著物品，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5點多鐘才回到家。二是上山砍柴難。家中沒有燃料，每周我都要帶著四個年幼的兒女爬上高山砍柴、拾柴，生活異常艱難。

1969年2月，谷崗公社分管教育的專干和四青大隊黨支部書記來到我家，對我說：“目前湯山小學只有歐陽老師一人任教，工作忙不開，孩子家長希望您出來教書……”我思索了片刻：家務事這么繁重，哪有時間教書？可孩子們是祖國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汲取知識的養分，我不能推辭，要設法克服困難。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當教師的任務。

湯山村有些孩子不愿意上學，我常在崎嶇的山路上步行，走村串戶，勸導適齡孩子上學；教室缺桌椅，我去學生家里走訪，動員家長將孩子送來；教室窗戶漏風，我找來木板封住，或用舊報紙糊住，擋住刺骨的寒風，讓學生們安心聽課。有段時間，我所教的班級有幾名學生逃學，我利用晚上的時間，由大女兒陪伴，舉著竹火把到這些學生家中訪問。半年來，我的足跡遍布湯山村的每個角落。通過我的努力和家長們的配合，我帶的兩個班再也沒有出現逃學現象。

1971年2月，樂安縣教育局調我到縣城郊石陂中學任教，擔任高一（1）班班主任兼語文教師。

為了上好課，我常常備課到晚上11點多鐘，翌日早晨又反復朗讀課文、修訂教案。在課堂上，除了認真細致地教學外，我會采用多種教學方式，充分調動學生的興趣，以利于他們更快地接受知識。每日下午或晚上，我風雨無阻，到教室輔導，對一些作文當面批改，重點講解。我的付出讓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得到提高，我也因此贏得了學生和家長們的尊敬和肯定，這是對我最好的報答與鼓勵。

1973年2月，我被調回南昌市，在向榮小學任教導主任，兼任高年級一個班的班主任和語文教師。面對身兼三職的繁重任務，我發揚了下放時能吃苦的精神，早起晚睡，假日少休息，認真備課，上好每節課，批改好作業，抓好抓實學校教導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先后被評為區、市優秀教師及先進工作者，連續當選第一、第二屆南昌市東湖區政協常委。

我想，我所取得的這些成績與那段下放歲月是密不可分的，它鍛煉了我的意志，堅定了我戰勝困難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