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盤反思成“完人”

曾國藩是中國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標志性人物，被認為達到了“內圣外王”的儒家最高標準，是儒家的最后一個“圣人”。曾有一副對聯這樣評價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他的修為（內圣），他的事功（外王），得到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兩個對立陣容領導的一致高度好評。蔣介石說：“曾公乃國人精神典范?！泵珴蓶|更進一步：“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p>

為什么是曾國藩呢？

論聰明才智，當時與曾國藩差不多的湖南人有很多，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論機會，他也只是當時的幫辦團練大臣之一。論帶兵打仗，好像只要是他親自指揮的，都以失敗告終?？雌饋?，曾國藩沒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天資中庸、不顯山不露水的曾國藩，最終成為清中興第一人。

除了他強大的意志力和識人用人的能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國藩強大的事后復盤的習慣和能力。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曾國藩父親去世，其時曾國藩正與江西官場交惡，遂趁機發丁憂折，請假守制，不待皇帝批準，即離營回家，引起輿論一片嘩然。

然而，擺脫了戰場煩憂的曾國藩，在家的日子并不好過。

這一年多來，他曾無數次痛苦地回想過去三五年間的往事。他始終不能明白，為什么自己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卻不能見容于湘贛官場？為什么對皇上忠心耿耿，卻招來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連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為什么處處遵循國法、事事秉公辦理，實際上卻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滿著委屈，心情郁結不解，日積月累，終于釀成大病。不過，也正是這一年在家的日子，曾國藩復盤了自己過去幾年的問題所在，找到了事情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

曾國藩想起在長沙與綠營的齟齬斗法，與湖南官場的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斗勝，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強權的方式。結果呢？表面上勝利了，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隱患。又如參清德、參陳啟邁，越俎代庖，包攬干預各種情事，辦理之時，固然痛快干脆，卻沒有想到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傷害了清德、陳啟邁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無形中給自己設置了許多障礙。這些隱患與障礙，如果不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在書齋里，在六部簽押房里，是無論如何也設想不到的，它們對事業的損害，大大超過了一時的風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強對強的手法有時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達到目的，戰勝強者，且不至于留下隱患，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時代記住的諸如“大方無隅”“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的話，過去一直似懂非懂，現在一下子豁然開朗了。這些年來與官場內部以及與綠營的爭斗，其實都是一種有隅之方，有聲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實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這樣的。它要做到全無行跡之嫌，全無斧鑿之工。

復出之后，曾國藩充分實踐自己找到的“柔弱勝剛強”的道路，“一連幾天，曾國藩坐著綠呢大轎，遍拜長沙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兩縣知縣，他也親自造訪”。 作為手握重兵的湘勇統帥，曾國藩如此不計前嫌、謙恭有禮的行動，徹底收服了長沙官場的人心，為自己在前線的戰爭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后方。

曾國藩還認識到，自己以前認為官職是朝廷名器，在保薦上太過于慎重，導致很多跟隨自己多年的人都沒有獲得一官半職，也是戰事不順的原因。沒有重賞重保，部下當然不會下死力。因此，復出之后，曾國藩就對部下“以大義剴切曉諭，以優保暗作許諾”，兩手齊下，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對于打勝仗后各個官員的保薦名單，曾國藩照報不誤。

基本上，復出的曾國藩與之前有了一個大轉變。在內心的堅持上，他還是以前的那個曾國藩，維護名教傳統；對自己個人的要求，依舊按照君子的標準而行。但是在方法上，卻很少再去硬碰硬地爭斗，而是迂回解決問題；對他人的物質利益要求，也已經能夠理解和滿足，不再具有道德癖。

一個對己嚴、對人寬的曾國藩，終于成就了現在的“完人”。

（摘自《復盤：對過去的事情做思維演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