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青春和理想作證

管季

一

有學者總結，2010年代之后，青春小說在圖書市場上無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過多消耗了作者的個體經驗，但這種經驗又不能以同等速度在生活與創作中延伸。換言之，假如一個作家過分仰賴個體經驗，他終究有一天要面對寫無可寫的創作窘境。慶幸的是，《九月火車》并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青春小說，我們不會在閱讀后抱怨自己把一整天的時間花費在了一個小青年的無病呻吟上。毫不諱言，這是一部非常嚴肅的作品——青春與不嚴肅沒有共生關系，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到《麥田里的守望者》，從《青春之歌》到《青春萬歲》，這些言說青春與成長的作品，如今已成為不容置疑的經典。在所謂的嚴肅文學話語圈里，大家之所以在“青春”面前言辭傲慢，緣于青春的含義與過往已大不相同。如今的青春，首先意味著網絡時代的無聊青春，意味著自私、無擔當，意味著放縱與虛無。早在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年代，我們已經可以窺見“現代生活”對于年輕人危險而曖昧的誘惑。同是玩音樂，同是“他媽的”，這些劉索拉們筆下的叛逆生活，在周朝軍這一代作家的筆下已是生活的常態。但是，無論是劉索拉們還是周朝軍們，“理想”都是他們作品中無法回避的。正如《九月火車》作者自己所說，“這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痹凇袄硐搿币讶鏉〉漠斚?，這種逆“后現代”潮流而上的精神追溯，毫無疑問是需要勇氣的，是嚴肅的。

二

在《九月火車》的世界里，主人公周劍鳴和周鹿鳴是雙胞胎兄弟，哥哥劍鳴是魯南師大哲學系學生，弟弟鹿鳴則是水縣瓷廠裝卸工。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活剛開始，劍鳴就遇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同樣喜歡音樂的蘇野、佴志全、關琳等人組成了一個“藍蓮花”樂隊，成了魯南師大的風云人物。在一次學生集體事件中，“藍蓮花”樂隊的成員在校長頭上澆了紅墨水。高傲的劍鳴不肯道歉，于是輔導員找來劍鳴的雙胞胎弟弟鹿鳴頂替他向校長道歉。真相被劍鳴知道之后，他負氣遠走西安。再看鹿鳴這邊，盡管干著裝卸工的活，卻一直堅持小說創作，并與師大女生喬雅惺惺相惜。在工廠里，他受人排擠，失去工作，繼而先后成為小學老師、郵差和“破爛王”。正當兩兄弟踟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時，汶川地震突然降臨。喬雅親赴救援現場，在余震中失去了生命，劍鳴也在地震中成長，回歸了學校。畢業之后，劍鳴與女友關琳浪跡天涯（當然周劍鳴也可能是留下女友自己遠走高飛，作者一貫喜歡設置模糊的結局），而鹿鳴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成了作家，同時也失去了愛情。

在16萬字的篇幅里，小說設置了兩條主線——一條以劍鳴的校園生活為主，一條以鹿鳴的鄉村生活為主，兩條線鋪就了一個巨大的敘事框架。暫且不論作者是否有駕馭這么大框架的能力，但他的格局和野心是顯而易見的——他要把它寫成一部當代版的《平凡的世界》。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青春文學中不多見的鄉村少年生活，并真實而犀利地指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這部小說既不同于《你別無選擇》的現代派風格，也不同于常見的校園小說，甚至極大地淡化了言情成分。它立足于現實視角，在真實中激蕩著理想，在受難中反思著成長。隨著開篇的油滑和打趣，逐步轉化為結尾的沉重，主人公的青春也經受了一次殘酷洗禮。

殘酷青春，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在文學中往往伴隨著對80后一代成長的解讀，也伴隨著性、暴力和邊緣文化。春樹早在發表《北京娃娃》之時，就為人們展現了這種“朋克”式的青春，并建立起人們對于殘酷青春的固定印象。她顛倒了“殘酷”的定義，把那種無所事事的墮落和無休止的失戀稱為殘酷，并不厭其煩地展現音樂、酒精、性、暴力等迷醉的狂歡，并以此作為生活的真相。在這一點上，周朝軍顯然比同齡人認識得更為深刻。雖然《九月火車》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搖滾，甚至部分情節還要依靠音樂來發酵——如周劍鳴通過借吉他認識了女友關琳，在賣唱被城管驅趕的過程中認識了蘇野和佴志全，在西安通過賣唱得到了生活費和另一位好心大姐的照顧——故事開始于音樂，也成全于音樂，但一把吉他，支撐的是周劍鳴純粹的理想和信念，是他對人生的熱望。假如單純與春樹筆下的朋克少女比較，搖滾少年周劍鳴顯然是更為底層的。在春樹筆下，樂隊不是用來掙錢的，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寄托，作為北京原住民的她根本不用為生計發愁，她毅然輟學奔赴樂隊，是因為她想象能有樂隊成員的擁抱與傾聽，能有一種純粹而激烈的感情；而在《九月火車》中，周劍鳴賣唱糊口，掙扎在自尊與生存中。他背起吉他走天涯，但這個天涯是一個沒有安穩住所、沒有華服美食的天涯，是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流浪。比起那種純粹的叛逆和理想，周劍鳴的音樂夢想顯然更為現實，也更為卑微，正因為如此現實和卑微，才代表了理想的高度。沒有現實作為對照的理想是無根之理想，而從金錢浸潤中蓬勃而出的理想，則更具有力度。因此，與其說周朝軍塑造了幾個理想主義者，不如說他其實深刻理解了現實的殘酷。從來沒有一種生活是完美的，這是《九月火車》著力表達的東西。比如，在結局中，同樣立志于音樂道路的佴志全，在北京，與女友唯佳只能租住在陰冷的小平房里奢望明天。小說以春秋筆法寫到唯佳為了男友的理想犧牲了色相，其中過程作者隱而不說，但越是掩飾，就越能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好在周朝軍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結局——佴志全和唯佳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帝都生活的風浪中，他們還能走多遠，沒有人知道。

當然，這還遠不能代表《九月火車》所能達到的高度，書寫完殘酷青春，周朝軍從年青人的命運中跳脫出來，繼續關注更為廣闊的現實。小說中描寫到三次學生事件，第一次起因于學生宿舍緊缺，校方把學生們安排到離學校很遠的、條件很差的宿舍。學生上學路上不安全，于是周劍鳴就對校長拍了桌子，換來的是五門課不及格，繼而引發學生集體示威；第二次是學校的小賣部狗仗人勢，打傷學生，事件經網絡發酵，以周劍鳴為首的“藍蓮花”樂隊直接朝校長頭上潑了墨水，這次周劍鳴得到的是“開除”；第三次集體事件從校園走向了社會，還涉外，周劍鳴的室友胖三在日本公司實習期間，不僅受盡折磨，還被克扣工資，辭職不成反被打到失聰。這一次，討說法的學生得到了校長的支持，大家合力為胖三討回了公道，校長與學生達成和解，并重新樹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這些看似戲劇化實際極現實的學生事件，在不動聲色中觸及了某些規則的邊緣。在以往的青春小說中，還沒有一部作品敢如此直白地把“示威”這樣一個集體行為寫得如此酣暢淋漓理直氣壯。周朝軍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度，幾次群體事件，一方面完美地塑造了周劍鳴的熱血青年形象，另一方面又向讀者展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生活圖景。周朝軍筆下的青年非但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墮落，反而渾身都散發著理想主義精神。但現實生活過于平凡，容納理想的方式僅僅只是向校長示威，年輕人的生活也僅僅局限于大學校園及周邊。為了讓筆下的人物掙脫校園的束縛，周朝軍把汶川地震寫進了小說。周劍鳴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能在某種大的歷史場景去表達自己的理想，甚至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歷史中處于何種地位。從小鎮來到大學校園，仿佛就是一個普通人能觸及到的最寬廣的道路了。但地震讓年青人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昂和悲愴感，他們終于能在一個時代性的事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周劍鳴的腦海中有一部屬于自己的史詩，他把所有不相關的苦難變成自己的重負，意欲與整個世界決戰，從而獲得心目中的崇高感。這樣的反叛，在現實主義者眼中自然是徒勞的，但卻是古往今來的人們得以保持精神獨立的一大法寶。endprint

三

《九月火車》中對鄉村生活的描寫，調和了全書過于激昂的理想主義情結。周鹿鳴作為雙胞胎哥哥周劍鳴的另一面，低調而堅強。他將上大學的機會讓給了哥哥，自己成為一名裝卸工，出賣苦力，但從未停止思考，他將生產經驗寫成論文，獲得廠領導的賞識，但現實并沒有眷顧這個喜歡寫作的年輕人，他在拒絕了廠領導的離婚女兒的示愛之后，遭到了眾人的排擠。失去工作之后，他與小姨水芬也被動地卷入了鎮上錢、李兩家人的官場爭斗中，鹿鳴的職業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撐他的是女友喬雅的賞識和鼓勵，但在汶川地震數月后的一次余震中，喬雅也不幸遇難。周鹿鳴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紀的鄉土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我們需要追溯到路遙的黃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鳴的精神依附。假如說周劍鳴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華中保留一個心靈的出口，那么周鹿鳴則是對哺育他的大地報以深情。盡管在小說的最后，周鹿鳴成為當地有名的作家，但在他的成長歷程中，成名只是一個奮斗的附屬品，奮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鳴是一個心中沒有丑惡、沒有自卑和不甘，對一切苦難泰然視之的底層人物形象。無論生活的面目如何猙獰，周鹿鳴始終沒有迷失自我。在惡的環境中提煉出來的善意，總是具有更為豐富的層次，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原來90后作家也能寫好底層，寫好鄉村。鄉村有靈魂，這種靈魂不僅讓50后一代戀戀不舍，也讓90后作家周朝軍把握住了即將逝去的鄉村給人帶來的最后一絲精神慰藉。

在對鄉村人物的描寫中，周朝軍給當代文學貢獻了兩個極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個是水芬小姨，一個是大舅。周鹿鳴的性格受水芬的影響，她陪伴鹿鳴長大，相當于他的母親。但這個美麗淳樸的女人，背負著“克夫”的詛咒，兩任丈夫都相繼暴斃，這盡管是發生在現代鄉村，也仍舊是極為轟動的事件。不同于其他描寫女性命運或者批判鄉村落后觀念的作品，《九月火車》并不直接抒發恨意，也沒有設置直接的批判對象。首先，水芬的兩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純屬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導致的。既沒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沒有主觀的恨意，水芬的悲劇因而上升至某種哲學或者宗教層面——眾生皆苦。人生要面對無盡的偶然性，人在這種時刻充滿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堅韌的植物，盡管被雨水沖刷，被風吹倒，卻用根基牢牢抓緊大地。這讓我們想起余華的《活著》，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運別無他法；也讓我們想起蕭紅的《生死場》，人腐爛的肉身浸滿了蛆，卻也必須瞪大那無神的眼睛。這種掙扎的生命，受難的美學，就是小說想要表達的鄉村之魂。同樣，鹿鳴的大舅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因為是“地主之后”，與相愛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給了別人，再也沒回過柳溪鎮。五十多年以后，她回來了，終生未婚的大舅一個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盡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窺見作者對于上一代人命運的深切思考。小說中另一個著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輕的時候成績非常好，卻被當權者調包了高考試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身上的“地主成分”。讓我驚訝的是，歷史的傷痕，仍在作者這個90后的記憶里延續著，他記憶著，言說著，不讓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記。這種傳承，顯示出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責任感，也讓小說有了更為沉重的社會意義。而大舅這個人物形象，寥寥幾筆卻刻畫出了他的樸實和深情。身為弱者，在人生被摧殘得一無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這既是鄉村之魂，也是作為一個人最真實、最絢爛的生命綻放。

在苦難中抵達一種詩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說通過人物命運給讀者的深刻啟示。借由周鹿鳴、水芬、大舅這些人物，周朝軍得以在小說中建立一種“新鄉村”形象。這里既沒有夸張的悲情，也沒有尖銳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對存在意義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瑣，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殘酷，所有人都有著某種清醒的自覺，不輕易降低自己對于理想的標準。這比單純為了批判而寫底層，或者為了同情而為底層發聲，更加具有現實的意義。畢竟，現實中不是只有追求寶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談著不負責任的戀愛，還有一種如周鹿鳴這樣的人，真實存在著。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視，被銘記。

四

通過小鎮柳溪，周朝軍寫出了一個作家對于故鄉的愛與悲憫。在固守著理想主義的周劍鳴、周鹿鳴身上，那些純凈而堅韌的品質，并不完全是一種人為的拔高，而是作者對于時代崇高精神的注解與希冀。這種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對愛的信心。作者可以不愛這個社會，不愛任何其他人，但他愛故鄉，愛故鄉曾經的少年。這讓我們想到雷平陽的那首《親人》：

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他省

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

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

因為其他鄉我都不愛……

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我會只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

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

這逐漸縮小的范圍，也是周朝軍理想的載體。他所表達的理想主義并不是空泛、虛無的理想，而是面對親人、朋友和過去的自己所滋生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心，是每個人身上曾有過的真實的、可以觸摸的夢——比如說大舅、水芬的愛情，比如說周劍鳴的音樂夢想和鹿鳴的寫作夢想。這種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于故鄉人物的美化，構成了小說基本的審美基調，因而帶有著本雅明所說的“靈光”：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鄉村的靈光帶著夢幻和唯美，和濃厚的烏托邦情結，讓每一個遠在天邊的游子，一想起故鄉就能感受到那種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當代作家的筆下，其實并不乏這種帶有神性的靈光，事實上，幾乎每一個描寫鄉土的作家都會視故鄉為某種精神信仰，如沈從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賈平凹。周朝軍在小說中不自覺地寫到渡口：

初次來水縣的人，一過河，就有了如夢似幻的感覺。青山綠水，竹筏子，擺渡人，對于見慣了燈紅酒綠的人們，總有一種隔世之感，仿佛自己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某個南方小鎮。endprint

但很快話鋒一轉，略帶戲謔地寫道：

待見了鎮里人，騎著電動車、摩托車，開著小轎車走街串巷，或者拿著手機說著與河對岸并無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還是在原來的世界，心頭詫異著，人口繁密的魯南，偏偏就還藏著這樣一個桃花源般的地方呢！

桃源還是那個桃源，但卻不是沈從文筆下那個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煙火氣的邊城。在這里也能看出周朝軍這一代90后作家筆下的鄉村，天然就具有了復雜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親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事實上的鄉村遠不止于此?，F代化這條必由之路，讓鄉村的神性與其世俗性逐漸剝離，“靈光”變成某種尷尬的存在，甚至逐漸消失了。與之一同消失的，還有那種對烏托邦的想象。

顯然，在《九月火車》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種復雜的、悖謬的對立機制。他的理想主義的范圍縮小至身邊熟悉的人，而這之外的幾乎所有人——家族勢力、工廠領導、工人、有后臺的小賣部老板，無一例外都是加害者。鄉村中的人情，也并沒有想象中那樣曠達，正如小說中所說，平時那些憨厚老實的工人們，因為廠長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鳴。

被現代化、工業化所染指的鄉村，不僅有了手機、電動車、小汽車，也獲得了與資本息息相關的逐利特性。鄉村也得以實現“祛魅”的過程，向城市逐漸靠攏，其理想化的淳樸人性被世俗擠壓，逐步走向了歷史邊緣。描述這種變化是有意義的，對于周朝軍這樣一個青年作家來說，體會這種變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帶來的虛無感，是一種必要的歷練。鄉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經歷的種種平凡、無趣、無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觀照整個人生的立足點。隨著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見的悲劇，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處的地位真正凸顯了出來，那是一種哲學意味上的孤獨，是必要的順應，是無為的反抗。當然，作品的意義，也包括這種反抗的徒勞。

關于鄉村，關于烏托邦，關于現實，關于反抗，關于理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心目中的現實才是現實。詹姆斯·伍德說過這樣一句話：詩人和小說家循環往復地攻擊某種現實主義，為的是宣揚他們自己的現實主義。在表達的技巧上，文學作品總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對于現實和理想的理解，始終是沒有一個固定標準的，而且很遺憾，很多人其實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們不止一次地抨擊網絡文學、青春文學，或者那些用自身經歷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認為這是膚淺的理想，墮落的生活——我們又何嘗不是在表達自己的理想呢？

文學本身，作為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必然要由理想來呼應。不諱談理想，是對一部好作品的內在要求，這一點，《九月火車》做到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