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黃林芝

摘要：由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緣故，現實中，通常是市場與政府協力發揮作用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常處于動態轉變之中，關系的調整與經濟思潮、本國國情息息相關。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要把握好度，抓住關鍵企業與行業，以推動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關鍵詞：資源配置；政府；市場；關系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影響著社會穩定與發展，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向與深度，關系到政府、企業、個人等市場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單一的市場或政府不能在充滿變革的時代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在探索、逐步調整兩者關系。

一、資源配置

經濟活動中，資源配置至關重要，關系著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其作用機制有兩種：一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二是政府決定資源配置。

1.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

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平衡供求關系，達到生產者效益與個人效用最大化；通過競爭機制提高市場效率，促進企業完善治理結構、降低成本、激發創新活力；通過反饋機制傳遞信息，降低交易成本；通過風險機制，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均衡。

然而，市場并非萬能，并非永遠有效。市場存在以下缺陷：公共物品問題，公共物品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諸如國防），若完全由市場提供，公共物品供給必然不足。壟斷問題，由于規模效應等因素，市場形成壟斷，壟斷破壞競爭機制，使生產效率下降。信息傳遞問題，信息傳遞需要時間與成本，市場中存在信息不完全與信息不對稱（諸如檸檬市場），干擾了市場的反饋機制的作用。外部性問題，即個體行為中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如企業排污）、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如修建花園）的不一致性，個體行為可能約束不足或激勵不足。公平問題，資產階級財富的日益積累與工人階級的貧困積累，導致貧富差距逐步拉大，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性。人類的有限理性，現實中的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且并非以效用最大化作為唯一決策依據，原來假設忽略個人精神上的追求與滿足。

2.政府干預與政府失靈

政府的基本職能包含了政治職能、社會職能與經濟職能。政治職能，即保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負責國防與公共安全；社會職能，即通過制定法律法規，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持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經濟職能，即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去平抑經濟周期的波動，通過產業政策去調整產業結構，建立良好的基礎設施，提供社會公共產品與福利政策。

政府參與經濟事務的初衷是彌補市場失靈，減少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社會穩定。然而，政府的干預也并非永遠有效。政府在進行干預時，收集信息需要花費較多成本，決策時的判斷失誤（諸如制定錯誤的產業政策），反而為經濟發展制造了障礙；政府的公信力與執行力不足，政策實施效果不如預期；政府在介入時，可能產生監管不足或監管過度的問題，擴大政府權力的邊界，產生官僚主義，導致尋租腐敗，降低市場效率。

二、經濟思潮與關系轉變

從世界發展進程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可以分為四種結合模式：強市場一弱政府、強市場一強政府、弱市場一強政府、弱市場一弱政府，結合模式與經濟信仰、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1776年-20世紀20年代，強調市場配置的最佳優勢。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中寫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因為市場本身具有調節能力，政府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守衛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保護私有財產，維護經濟自由。新古典經濟學派馬歇爾比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更進一步，注入邊際概念、個人效用、供求彈性等要素，堅信市場經濟機制能自行解決經濟與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在這種自由經濟的思潮下，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兩者關系以強市場與弱政府的結合模式為主。

20世紀30年代20世紀70年代，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矛盾的深化，1929年發生大危機，經濟崩潰，市場經濟的自發均衡論破滅。凱恩斯提出邊際消費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流動性偏好的規律與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認為市場本身并不能解決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的方法解決市場失衡的固有矛盾，并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核心去調控經濟，減少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這種宏觀調控的思潮影響下，資本主義危機得以緩解。西方各國據此演化出各具特色的模式，美國是強市場與強政府的結合模式，但以市場為主；德國和瑞典也是強市場與強政府的模式，但同時強調市場與政府的作用；日本與韓國則形成弱市場與強政府的結模式。

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調整。因奉行凱恩斯主義，長期推行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日益嚴重。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西方諸多國家陷入不同程度的滯脹（即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同時存在）。20世紀80年代，弗里德曼創立貨幣主義學派，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崛起。其認為經濟自行調節利于技術進步，反對宏觀調控的長期介入，主張采用穩定的貨幣供給增長率。此外，其反對福利國家政策，認為福利政策破壞了市場競爭機制，加重財政負擔。供給學派則認為應當著手于供給方面，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通過減稅鼓勵生產；且認為經濟危機并非源于生產過剩，而是政府過多干預擾亂了市場機制正常運行，故主張政府應當盡可能少地干預經濟。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下，英美形成強市場與弱政府的模式，管理上小政府、少規章，財政上低稅收、小開支，金融上去管制，貿易上自由化。日本改革中在強政府與弱政府之間搖擺不定，逐漸喪失了原本在傳統產業中的優勢與競爭力。瑞典實行改革，在經歷90年代的經濟泡沫后，回歸強市場與強政府的模式，在產品市場上強調充分競爭，在勞動力市場上注重公平，在技術創新上加大資本投入。拉丁美洲國家實行改革，但市場基礎非常薄弱，政權更迭頻繁，市場一片混亂，相當長一段時間處于弱市場與弱政府模式。

三、我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索

我國在認識與處理這一問題時，也并非一觸而就。中共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標志著大政府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終結、市場經濟時代的開啟。中共十五大，明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這是對于在經濟中，政府要做什么，能夠做什么的一種探索。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更大程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完善政府職能，減少并規范行政審批，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說明市場的作用進一步加強，政府從市場重要參與者與主宰者的角色向提供公共服務、完善規則的服務者與監管者的角色轉變。中共十七大，提出從制度層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這是從制度上確立市場的地位，明確政府的定位與職責。中共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這是市場機制的一種延展，已然明確政府的經濟職能是對市場失靈的有效補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標志著政府與市場在經濟中的決定作用發生了質的改變。中共十九大，提出堅決破除制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逐步清晰化，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關系趨于良善。

四、協調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啟示

隨著時代的發展，關系的漸變，目前已然達成共識，即在維護經濟健康運行、良好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均不可或缺，關鍵是如何協調好兩者關系。

1.尊重歷史與國情

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尊重一國的傳統文化，考慮經濟現實狀況。拉美國家忽略了自身市場經濟基礎薄弱的現實，日本則未考慮日本的集體主義與傳統文化同新自由主義的內核的差異性；英美、瑞典尊重自身的國情，英美的市場經濟發達，即使在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下，也是嚴格控制政府的權力，充分發揮市場活力；瑞典一直注重福利，最終選擇保守自由化的路徑。

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尊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機制基礎差異，尊重不同意識形態下的理想追求。前者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市場主體以私營企業為主；后者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市場主體中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在進行調整時，倚靠基礎與調整手段不同。雖然存在普世價值，資本主義社會中，更加關注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社會主義社會中，尊重個人利益，但會更加強調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然產生兩種比例的調整：資本主義社會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逐步加入政府干預，但是市場的地位從未實質性削弱過；社會主義社會在大政府的基礎上，逐步增強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市場的地位逐步提升。

2.把握好度與邊界

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注意一個度與邊界的問題。在配置資源中，政府與市場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在部分領域中，確實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即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這也模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大多數情況下，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能像分析資本與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多少一樣量化兩種機制的作用，兩者關系的調整也難做到精細化。

正是難于量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與比例，在度與邊界的問題上，仍處于不斷探索的階段。要建立度的適當性標準，即度與邊界的調整，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增加，不符合標準的調整要及時糾錯。要積極探索邊界，通過借鑒他國經驗與區域實驗法，加速探索的進程。要樹立一個長期探索的信念，這種度與邊界可能在短時期確立，它是一個不斷摸索、調整的過程。

3.抓住關鍵企業

國有企業與金融發展是重中之重。在社會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在規?？偭?、結構分布上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要促進國有企業健康發展。從企業經營狀況來看，處理好國有企業中的腐敗問題，完善法律法規，處理好委托代理人的激勵問題。處理好企業兼并重組的問題，對于落后過剩產能中的僵尸企業，遵循優勝劣汰的原則，關停倒閉；對于有發展潛力但瀕臨破產的企業進行股權改革，實現現代化治理。從企業分類來看，對于公益類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海外市場，政府予以重點支持；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政府以輔助作用。

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發展的關鍵，要促進金融發展有序推行。政府調控時，要謹防做得過少，或者干預過多。通過有效的監管促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避免金融體系本身成為系統不穩定的根源；退出扭曲干預領域，對于信息專業要求高的微觀經營活動應當由市場主導，且在退出時采取務實的漸進式退出；監管時，在金融穩定性與效率之間作權衡，防止金融壓抑或金融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