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遙弦子書研究綜述

●喬志亮

（溫州大學，浙江·溫州，325035）

平遙弦子書是本土盲藝人依托方言、采用古調、借助三弦來演繹故事的傳統說唱形式。它歷史悠久，特色鮮明，蘊涵豐富，價值頗高。數百年間曾有大量杰出藝人活躍于書場，曾有數百部傳統書目代代相傳。弦子書與一方百姓人生禮儀、民間信仰、節日慶賀等相伴相生，同時為其提供娛樂消遣和精神食糧。

平遙弦子書專題記載始于20世紀80年代，學術研究則是近八九年的事，茲根據文獻存量、內容板塊、專題深度等列五目擇要綜述。

一、研究始末

考察文獻存見與著述實情可知，平遙弦子書沿時序曾經歷文獻沉寂、新聞報道、方志記載、集成描述、學者考論①等幾個不同階段。

弦子書純屬草根藝術，舊時文人不屑一顧，上流社會無人問津，處于自生自滅即難怪造成：地方志只字不提，文學、音樂、藝文及類書等從未輯錄的長期的文獻沉寂與歷史塵封局面。

新中國建立后的30余年，印刷品中偶見平遙縣文化館有關弦子書工作性文章。1963年盲藝人說新書的一則新聞[1]是平遙弦子書訴諸文字之肇始，1979年盲藝人宣傳隊活動的一篇文化報道[2]（P4-5）成為那個年代極為罕見的公開書面留存。新聞報道見諸報刊還昭示著本處于社會邊緣的盲藝人說書接受政府管理而融入主流社會的情形。

實施改革開放不久，地方志和十部文藝集成志編纂風生水起，兩項巨大文化工程幾乎同時由各級政府史志辦和文化局牽頭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平遙方志編纂曾分門別類地將具體工作派發落實于縣屬各個機構或相關系統，其中文化志編纂當然非文化局文化館莫屬。受此工作催發，當地文化干部遂將目光投向曲藝類主要品種弦子書，接著在1985年內部版文化志中以“平遙鼓書”（弦子書）為題，率先對其起源、流布、藝人、書目、表演等作整理記述，[3]（P57-71）隨后1999年正版縣志則冠名“平遙盲書”（弦子書）將其所述再予延襲卻作精簡。[4]（P718-719）方志記載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地方文化保護意識逐漸蘇醒，趁老一輩藝人口傳資料大量存在，基層文化工作者以獨有的思路與情懷書寫出弦子書幾個側面的基本狀況，傳達了特定的地方文化知識，而且也為后來曲藝集成志相關內容編纂做好了平遙方面準備。

進入新世紀，平遙弦子書與介休、汾陽、孝義等地同一曲種已有材料經過補充完善、綜合提煉，遂以“汾州三弦書”為題被載入2004年山西曲藝音樂集成，其“概述”、“器樂曲牌”（3首）、“選段”（3個）、“人物介紹”（4則）四欄目既陳述曲種概況和著名藝人，也以樂譜形式占較大篇幅呈現了主要曲牌和重點唱段，展示出本曲種藝術構成中音樂這一特殊部分的基本面貌。[5]（P519-561）平遙方面素材取自上提方志，一個唱段二則藝人小傳卻為首發。2011年山西曲藝志“綜述”、“圖表”、“志略”、“傳記”四大部類，前二者與弦子書存在關聯，后二者中則專門立目（“汾州三弦書”、[6]（P68-71）“趙州橋”、[6]（P157）“汾州三弦書音樂”、[6]（P328-337）“平遙縣盲人宣傳隊”、[6]（P477-478）“汾州三皇會”、[6]（P486）“裴廣禮”[6]（P552-553））予以記述。其內容大都延續集成等前述文獻卻也略有擴展。復述內容不計，音樂部分基于介休、平遙二地材料對曲體構成所作描述卻有一定新意。其中介紹板式時對平遙曲例的說明[6]（P333-334）或可商榷，但其所言唱腔結構某種現象卻值得深思。在二種大部頭書中，弦子書無論文字還是樂譜均保持了記實性風格，卻不乏對藝術結構多種要素之形態描述，也具有對此地方曲種的整體關照，統觀全文則可見較濃的曲藝學科特色。

近年來，弘揚傳統文化和“非遺”保護傳承之呼吁不斷并持續推進，人文社會科學繁榮與高校學科建設及研究生教育興盛均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對地方民間藝術研究形成促進卻更是對學人之召喚，生于本土并經藝術與學術磨練的家鄉兒女心系故土且祈望報答桑梓，外鄉人卻因某種機緣被富有魅力的民間藝術吸引而以所學擇視角作深入探究，于是具有高校背景的音樂學、曲藝學、語言學等學者相繼將研究對象指向念茲在茲之弦子書，并且陸續產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創見的研究成果。前述平遙地方志、曲藝集成志雖說為弦子書研究積累了素材，提供了線索，奠定了基礎，然而它們基本是資料集合與曲種實錄，而這一時期學者研究則展現出一派令人欣喜的別樣景觀，在他們的著述中既有新鮮材料呈現，也有更專門化的藝術形態描述，重要者還在于就某些專題以新視角、新方法（較前而言）給出新的概括、論證與解釋。

2010年喬志亮平遙弦子書“六文一著”（后詳）相繼面世是這一時期本項研究的重大收獲。筆者長期關注一事，調研由淺而深，材料、觀點、方法均有一定創新。筆者孩童時已受弦子書熏染，多年后他鄉憶及，仍是藝人作場歷歷在目，可謂鄉音古調刻骨銘心。不過問學于此卻始于前述曲藝音樂集成 2001年之約稿，2002年9月起為時一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也借此題進行研習，也正是這時才恒下心在家鄉平遙真正開啟了較為扎實的采訪和收集工作，2005年“弦子書研究”獲準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資助，這又促使調查逐漸凝聚，問題更加集中，相關認識也日趨接近該曲種實際。經過不懈地記錄、整理，反復地分析、思考，終于迎來首個豐收季，即系列論文先后發表，學術專著正式刊行。專著（含六文）②內容四部分依次是“文化探尋”[7]（P1-42）“音樂追問”[7]（P43-84）“曲詞實例”[7]（P85-184）“圖片記錄”。[7]（P185-228）該著述雖瑕瑜互見，卻是本學術領域拓荒之作，作為省課題結題成果，也反映出弦子書認知至此所達到的水準。2012年起一批語言學青年才俊陸續加盟研究隊伍，作為弦子書藝術構成基座之一的語言首次納入學人視野，其系列探索文章恰如一縷清風，展示新穎見地，活躍了學術氣氛，拓寬了研究疆域，彰顯了本曲種方言特色，其取材與論說等不無閃光之處。后文將從本體文化、音樂形態、方言特色等方面對此階段研究舉要進行述評，對實錄性資料和其他情況也略作介紹。

二、本體文化探尋

“文化探尋”是指平遙弦子書“本體結構內部的文化形態”[8]（P107-109）之探尋，作者主要就該曲種之稱謂、源流、時政說唱及保護傳承等進行闡述。

一種民間表演形式如何稱呼往往折射出諸多文化信息，它牽涉到該表演形式屬性界定，也關乎其文化功能定位。此稱謂辨析實為受梅麗亞姆（Alan P.Merriam，1923-1980）“聲音、概念、行為”理論[9]（P10-11）影響的文化人類學探問。在考察平遙人對該曲種的四種稱謂即弦子書、說書、盲書、鼓書后文章指出，弦子書和說書是民間傳統名稱，但使用人和隱含意有區別，前者直截了當反映出有別于其他曲種的表演特點即彈著弦子說書，后者表明了人們欣賞說唱表演的目的是聽書。盲書和鼓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當地文化干部指代本曲種的說法。在進行舉例論述后，文章總結道，從客觀反映曲種的歷史足跡和現存狀況以及盡量真實地保留其原生態面貌出發，四種稱謂中以藝人習用之弦子書為其學術指稱最為妥當。[10]（P23-25）

探討弦子書源流是本輪研究之重點，文章基于田野材料并參閱地方文獻和其他學術資料對起源、流變的幾種說法和所涉重點事件作出細致考論，引述與鑒別已有文獻并對藝人口傳與文字記載③予以互校，就弦子書各歷史階段發展進行舉證，詳加闡說，進而提出下述觀點。弦子書起源于“明末清初”。乾隆年（1736-1795）“清涼調”是藝人自擊木板而無絲竹伴奏的清唱音樂形式。嘉慶年（1796-1820）宋玉道改就之“三八音”意為“三弦演奏的八音之樂”。同治（1862-1874）末年以降，以王朝佐（1856？-1935？）溫明常（1866？-1936？）尚清明（1866-1938）為宗師的三大書派枝繁葉茂，書藝傳承人才輩出。[11]（P111-116）

弦子書時政說唱起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并貫穿于之后各個時期，保護傳承則是20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社會各界的普遍呼聲。文章說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弦子書為營造革命輿論發揮出積極作用。新中國建立后盲藝人編演大量新書，說唱緊隨時政，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滿足民眾文化娛樂需求做出了特殊貢獻。然而，隨著社會發展模式的轉型和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弦子書生存空間受到多方擠壓，優秀藝人正在減少，古老曲種漸趨式微。就保護與傳承作者建議：對弦子書這一民間藝術本土人應增強自信，在確立傳承人的同時應與專家學者共謀曲種之普查與研究，培養藝人與培養聽眾要齊頭并進。[12]（P93-96）

上述三文是應用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理論對平遙弦子書的新探索，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該曲種學術研究的真正啟動。不過限于材料及其他因素，論題還需繼續完善，其中概念解讀、歷史追蹤、紅色說唱等還有較多的思考余地。至于弦子書本體文化諸如分布的鄉村及特征，傳承的形式、方法、手段、途徑，活動的時間、程序、場合、原因、目的、功能、藝人心態，組織成員狀況及組織運行規約等等，[13]（P127-128）則還有待學人給予探討，此類研究空間還相當廣闊。

三、音樂形態追問

所謂“音樂追問”即是平遙弦子書“本體結構內部的音樂形態”[8]（P107-109）之追問。該曲種唱腔音樂、伴奏音樂、樂器形態及演奏形式等之前學人從未涉足，作者既有感性體驗與傳統音樂學緣，就此作追索亦即順理成章。

在記錄分析大量唱段并與裴芙春（1945年6月10日生）、裴清林（1968年6月28日生）等藝人就音樂細節與全局作充分溝通后文章以文字與樂譜相應方式給出后述斷語。平遙弦子書唱腔音樂結構體式主體部分屬于板腔體，基于此有民歌小調滲入，有特定腔調運用，有垛句插入，另有部分曲目則屬于單曲體。在基本板式內中板是整個唱腔音樂的基礎，將其節奏緊縮并抽走過門即成平板，再使速度加快則成急板。上句與下句組成其基本結構單位，然而正是這無限重復著的上下句，它會依據唱詞的結構與含義、唱表或角色情感表現的需要以及唱腔結構功能的不同，在行腔走向、句尾落音、節奏舒緊和樂句規模等方面有著多姿多彩的表現，旋律形態異常豐富。[14]（P47-55）

在考察諸多說唱實例并取得藝人認可的前提下作者對伴奏音樂的方方面面給出如下獨有認知。平遙弦子書板腔體唱腔主要采用接尾伴奏方式，其伴奏音樂依結構功能和曲式位置可劃歸為前奏、間奏和尾奏，其中間奏則據材料及規模又分為長過門、短過門和墊補音型。單曲體唱腔采用隨腔伴奏方式，其前奏與間奏均原樣取自原有曲調。開場演奏內容有[書板]、套曲曲牌和單體曲牌。[15]（P68-73）上述關于唱腔音樂和伴奏音樂二文前后腳發出，然而音樂的梳理與概括卻是通盤兼顧，至此平遙弦子書音樂的運行機理與構成全貌初次獲得歸納與總結，學人與大眾、行內與行外從此終有窺探這一特殊音樂體系結構之參照或可能。

揭示伴奏之規律與作用還必須從樂器形態與演奏形式等方面的探求來著手。在觀察表演、審聽音響、度量樂器、征尋藝人后，文章總括道：弦子書最典型的伴奏樂器是三弦、四弦、板和镲，其形態和演奏均有特殊之處。三弦、板、镲一人操控，這種“什不閑”式的演奏直接表現出民間藝術的草根性意味。三弦四弦協同演奏，點狀音與線狀音互助，高音區與低音區相配，性能互補卻各顯其美，這為增強弦子書藝術感染力創造了條件。雙檔說唱使用三弦四弦伴奏是為適應“演唱者自行伴奏”之需要，[16]（P326）同時希望絲弦之聲“能與歌唱協調”[17]（P165）。[18]（P129-131）

上述三方面是以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為指導對本曲種音樂構成的新探究，它首次對平遙弦子書音樂作出整體思考，給出體系性的理論構建。不過總體上還欠周嚴，論題中多個內容點還可再深掘。譬如，板腔體基本板式中插入曲調（“小調”“腔調”）在音樂運行實踐中有著豐富的樣態呈現：被插入的曲調種類多，曲調性質及來源復雜，基本板式與這些曲調彼此連接方式千變萬化，其表現與造美功能著實不可小覷，上述文章于此只是點到為止，遠未達到應有的深廣度。弦子書音樂研究中有些重要問題本應納入學者視野并給出理論解釋，目前卻還未被涉及，如：弦子書宮調現象、說唱板眼實際與記譜節拍劃分、與晉劇音樂互相浸染、獨特的腔詞關系等等，如此研究盲點正在等待專家給出考釋。平遙弦子書音樂是山西地方音樂乃至中國傳統音樂的典型標本，探索其未知既是弦子書認識之需，也將為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大廈添磚加瓦。

四、語言學探討

中國傳統音樂中的聲樂類型是詞曲合體，其地方品種語言運用自成一體卻也與音樂相互制約并相互促進。方言是平遙弦子書說唱別具一格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就其特殊性作語言學研究卻是近五年的事。學界多位后起之秀有心于此，且在相關論題中有所開拓，使弦子書研究又向前跨越一步。

2012年文章在采集大量數據并作細致比較與分析后斷定：平遙弦子書音系與平遙方言音系高度一致卻也存在差異；平遙弦子書文白異讀現象比平遙方言更豐富；平遙弦子書葆有平遙方言詞匯、語法之特征，如說唱中出現豐富的“圪”詞綴、分音詞、合音詞、逆序詞等。該文還基于說唱實踐歸納出唱詞韻腳十二轍，并對押韻特點作出梳理。[19]

2014年文章以曲目《罵雞》7300單字為例分析聲韻特點及其音色，認為“從聲韻特點表現的音樂音色看，發音位置靠后是整個平遙弦子書的音色傾向，聲韻特點的對立特征則表現了音樂上的對立變化美，喉塞音的短促和有規律的語音特點對音樂的停頓及辨識度的凸顯具有重要作用?！盵20]（P165）

2015年文章列舉重疊詞、成語等實例討論曲目的方言詞匯，也給出詞頭“圪”和詞尾“兒”“子”的多個例證陳述方言的構詞特點，還從體裁、題材、修辭等方面分析平遙弦子書唱本的民間文學特色。[21]（P7-20）

2015年另文則列舉平遙弦子書唱詞“排比”例證，對其描摹百姓生活、展現世俗畫面、反映生活體驗等排比修辭作用以及表演需要、情感訴求等排比修辭原因做出探討。[22]（P150-152）

上述文論使平遙弦子書方言特性得到彰顯，一定范圍一定程度反映了其語言應用的某些規律，這對認識此地方曲種大有裨益，其韻腳、聲韻特點、發音位置等思考則還有助于把握說唱表演之意趣及體會曲種音樂之韻味。然而，平遙弦子書語言學研究是篇大文章，以此洞察唱詞、唱本地方特色及承載其中的民眾心態、生活方式、本土風貌等地域文化特征，此類研究意義似乎不需多言，即使唱腔、表演認知的許多方面亦有賴于語言學成果的支撐。上提腔詞關系研究即首先需要準確把握該曲種方言特征，然后才能談到它之于旋法的特殊意義，唯其如此便有可能將豐富的書場行腔實踐借鑒語言音樂學理論[23]予以洞悉并作概括。期待新的弦子書語言學力作，祈盼包涵方言思考的藝術形態考索以及該曲種綜合性研究。

五、唱本、樂譜、圖片、視頻等實錄及其他

本領域多種出版物將口傳詞曲和實拍圖影予以原樣保存，體現出業界之良好愿望，即：留住歷史記憶，傳承民間藝術，保護文化遺產，將其發揚光大。實錄性資料是活態遺產的文獻化載體，它不僅自身有其價值，而且還是進一步開展學術研究的堅實底座和必要素材，茲將所見略予介紹。

中小型唱本④的文獻刊行年與所載數為：1985年2個，[3]（P61-71）2003年5個，[24]（P56-57）2004年1個（詞曲結合），[5]（P547-552）2010年13個（含詞曲結合2個），[7]（P89-183）2016年70個。[25]（P61-604）其中，2010年有 3個與之前相同，2016年有10個與之前相同。重復者不計，目前平遙弦子書文字唱本共計78個。這只是該曲種唱本的一小部分，且僅限于傳傳書和連連書而未涉套子書，不過對了解藝人所說百姓所聽，亦即觀察弦子書演繹題材與唱本特色亦能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唱段和曲牌完整樂譜的文獻刊行年與所載數為：2004年1個，[5]（P547-552）2010年3個，[7]（P87-118）2016年1個，[25]（P49-50）均為簡譜，2010年1個曲牌除外，其余均為詞曲結合的主旋律唱腔樂譜。其中，2010年有 1個與之前相同。載于文論中的唱段和曲牌片段樂譜⑤則為：1985年2個（簡），[3]（P60）2010年21個（線）⑥，2011年3個（簡），[6]（P333-334）2015年15個（線）。[21]（P22-41）其中，2015年有12個與之前相同。另外，2010年有 8個出自同年完整唱段，只是由簡譜轉為五線譜。重復者不計，目前平遙弦子書存有完整樂譜 4個，片段樂譜 29個（含由簡轉線的）。由此可見，平遙弦子書樂譜還相對匱缺，當前留存與書場奏唱豐富多彩相比可謂九牛一毛，顯然，相關音樂資料的收集記錄還有待加強。

圖片的文獻刊行年與所載數為：2004年1幅（卷首彩圖），[5]（P9）2010年論文 2 幅、[18]（P230）專著 35 幅（“藝人”12 幅、“表演”18 幅、“樂器”5 幅），[7]（P189-200；203-220；223-227）2011年1幅（卷首彩圖），[6]（P11）2015年5幅，[21]（P27-38）2016年85 幅。[25]（P2-60）2010年專著有 2幅與前相同，2011年1幅與前相同，2016年有3幅與前相同。此123幅圖片為平遙弦子書“立此存照”，其直觀的視覺呈現也是文字述論的必要補充。

7位盲藝人表演的平遙弦子書視頻，其發行年、集序和所載書目（節目）數為：2004年第1集8個，2007年第2集6個，2007年第3集6個⑦。20個書目的表演作為鮮活的血肉文本可謂不可多得。

2016年新書所設六章為“形成與發展”“綜述”“傳承譜系及代表藝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關活動大事”“唱本選登”。前五章以圖文并茂方式記敘弦子書諸多信息，為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資料；末章則以大幅版面載入古今唱本70個，助力該曲種之保護與傳承。[25]（P1-60；61-604）該書唱本篇幅占九成，也是一冊實用性唱本集。從內容和行文來說，它是前述曲藝集成志之延續，卻為平遙邑境弦子書資料之匯集。

平遙弦子書實錄性資料建設初見成效，不過專業性較強的樂譜資料相對薄弱?？傮w上看，上述資料還或多或少存在下列不妥：口述內容提供者未詳，資料出處不明，內容無說明（或說明不足），記錄欠準確，記錄者模糊，記錄時間無標示等，這些問題將不同程度地有損資料的科學價值。

另外，2015年文章還從詞曲融合、說唱表結合等藝術特點，“和”“孝”“宿命”等思想內涵，祈愿、求福、教化、宣傳、娛樂、審美等民俗功能等方面對平遙弦子書進行了一定的文化解讀。[21]（P39-45）弦子書民俗學研究天地廣闊，而此類學術思索還比較貧乏，我們相信并期待，隨著針對地方文化學術意識的增強，弦子書與百姓日常生活、生命歷程、價值觀念之關系的更多文章一定會呈現于世。

參考鄰地同曲種文獻是從事本研究的必由之路。除上述曲藝集成志所載外，各地另有重要資料不容忽視：介休 1958年、1992年、2015年三文⑧價值頗高，孝義2014年、2015年、2016年一著二文⑨述論并舉，汾陽1998年記載、2006年視頻[26]值得關注。

結 語

平遙弦子書研究回望欲將重要文獻盡收眼底，進而作出全面觀察、分類綜合和定性總結，然而要選取得當、歸納中肯卻并非易事。真實展示本領域現狀并有助于未來研究當為筆者誠愿，拙文果真如此亦屬莫大欣慰，不過個人視閾和一己之見卻無意妨礙方家自由馳騁。

平遙弦子書志述性記載與理論性闡釋邁出堅實腳步。然而，作為一種年代久遠、自成體系、風韻獨特的民間藝術，人們對其藝術構成和歷史演進的認知還顯得狹窄而淺陋，對其文化蘊涵及與百姓生活關系的洞察則遠遠不夠。研究才剛剛開始，路還很長，愿更多同仁有志于此，共同給力，使本項研究更上一層樓。

注釋：

①后二者在時間上略有重疊。曲藝志（后詳）編纂起步早，終因卷浩事繁而面世（2011年）稍晚；學者文論（后詳）先出（2010年）卻對前者無任何影響。不妨概分階段，便識大體。

②本文所引筆者2010年文章均含于該專著中。

③有關弦子書歷史的最早記載出自上提《平遙縣文化志》，其相關內容最初本也來自口傳，這種記載還需謹慎對待，其真實性與可信度仍有必要據實做出相應判斷。

④行內稱小型唱本為傳傳書，中型唱本為連連書，大型唱本為套子書。詳見喬志亮《平遙弦子書源與流》，《中國音樂》2010年第3期，第115頁。

⑤譜例規模：最短為 8小節即樂句，大多數為十幾小節即上下樂句，最長者達40多小節；節拍大多為2/4，也有1/4、3/4。

⑥見拙文《平遙弦子書唱腔音樂探究》，《民族藝術研究》2010年第 4期；《平遙弦子書伴奏音樂探析》，《民族藝術》2010年第3期；載喬志亮《平遙弦子書調查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年版。

⑦《平遙弦子書》（VCD2.0）第1、2、3集（每集雙碟），北京中國文聯音像出版社2004、2007、2007年版。

⑧介休人民文化館《介休弦書介紹》，山西省文化局《山西省首屆曲藝雜技會演會刊》，鉛印本，1958年，第 36-37頁；文進《介休三弦書概論》，《山西曲藝》1992年第4期, 第3-24頁；田載宇《盲叟彈弦誦古今——介休三弦書的實地調查與研究》，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⑨喬志亮《孝義三弦書調查與研究》，太原三晉出版社，2014年；喬志亮《三弦書名藝人宋長生學藝述略》，《曲藝》2015年第12期，第34-37頁；喬志亮《草根藝術：孝義三弦書》，《民族藝術》2016年第2期，第96-100；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