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湯一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

摘 要：在湯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一直都關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如果說1949年前湯先生自主奉行的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奉行的是“兩個對子”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過去的不成熟和錯誤，自主而自覺地而且是大膽而堅定地提出并踐行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的“以西釋中”方法等，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為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構建以及中國哲學的創新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哲學史；方法論；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以西釋中”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12-0098-08

如果從1947年升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算起，到201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湯一介先生的哲學學術生涯共有67個春秋。湯先生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主要是在讀書、教書、寫書和編書中度過的。如果從湯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經歷看，他的哲學學術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前短暫的“實現自我”的時期、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長達30年的“失去自我”的時期和1980年至2014年20多年的“找回自我”的時期。①第一個時期的主要論著有《談魏晉玄學》（1947）、《我所認識的玄學》（1947）等；第二個時期的主要論著有《英國經驗主義學習報告（二）》（1950）、《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1957）、《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容》（1958）、《關于研究中國哲學史特點的一點意見》（1959）等；第三個時期的主要論著有《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的諸問題》（1981）、《郭象與魏晉玄學》（1983）、《儒釋道與內在超越問題》（1991）、《在非有非無之間》（1995）、《我的哲學之路》（2006）等。湯先生在不同時期所提出或踐行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從總體上說可以歸結為：“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方法，“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等。下面針對這些方法做一簡要評述，從方法論角度凸顯湯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一、“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方法

1947年暑假后，湯一介先生升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湯先生選擇哲學系，這是他的興趣和愿望所在。他由過去關注文學而轉向關注哲學，特別是對西方哲學有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是為了學習和掌握一般性的哲學知識，更主要的是他有一個宏大的理想和志向——當哲學家。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在《哲學史講演錄》“開講詞”中希望青年人“只須信賴科學，信賴自己”，因為“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個條件。人既然是精神，則他必須而且應該自視為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視他本身精神的偉大和力量。人有了這樣的信心，沒有什么東西會堅硬頑固到不對他展開”②。

引用黑格爾這一段勸導青年人研究哲學、追求

真理的熱情洋溢的話，主要是想表明，青年時期的湯一介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充滿追求真理勇氣的哲學探索者。湯先生的自信和勇氣是源自于他的天賦和能力以及他深厚的家學。他喜歡思考一些人生問題和宇宙大問題，并勤奮努力地大量閱讀哲學、邏輯、佛學和文學著作，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與此同時還撰寫了跟哲學家討論哲學問題的論文《我所認識的玄學》《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論內在關系和外在關系》等。而關于《論內在關系和外在關系》一文，當時賀麟先生看后還寫了批語：“認柏拉得列所謂內在關系仍為外在關系，甚有道理。對內在關系的說法，亦可成一說，但需深究之?！雹?/p>

湯先生后來回憶說，他在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后，就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有創造性的、對哲學發展有所貢獻的哲學家。青年湯先生有這樣一股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氣，有敢于質疑中西哲學家的氣魄，并能夠按照哲學的學術理路讀書、思考、寫文章，若是按照正常的發展來看，他成為馮友蘭、賀麟、金岳霖和湯用彤等哲學家之后中國新一代獨立思考的哲學家不是不可能的。④

盡管這一時期的湯先生初出茅廬，還沒有提出自己關于研究哲學和哲學史的方法論思想，更沒有提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思想，但是，我們從他所撰寫的論文中還是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很明顯是前輩學者從事哲學研究所使用的思辨的、客觀求真的哲學方法。湯先生當時在跟前輩哲學家討論哲學問題的時候，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哲人思考的特點：不是只解釋別人的思想，而是在跟哲學家討論問題時能夠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即自己的思想。

湯先生后來回憶說：

我寫的《我所認識的玄學》和《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兩文，是對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和洪謙先生的哲學思想的質疑。這是因為在20世紀40年代，馮先生和洪先生在“玄學”（即“形上學”）上有所討論。我認為，兩方面都有可以質疑之處，所以寫了上述兩文，特別是我對“玄學”的四點看法，說明我確實在獨立思索著形上學問題。⑤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馮友蘭先生已經是創立了新理學哲學體系的聲名顯赫的哲學大家，而洪謙先生也是西南聯大頗有影響的教授、維也納學派成員，湯先生敢于跟這些大家討論哲學問題，盡管其所論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但是他還是能夠發現前輩哲學家的問題，質疑他們的思想，表現出湯先生在哲學上獨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品質。

湯一介先生在其父湯用彤先生的影響下，對魏晉玄學進行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并寫成了《談魏晉玄學：當時的玄學家怎樣調和自然和名教的爭論——魏晉玄學的第一個目的》《讀〈莊子序〉書后》《讀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書后》等論文。從湯先生一生的學術發展看，可以說就是這幾篇研究中國哲學的論文，開啟了湯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大門，奠定了湯先生一生以中國哲學研究為志業的基礎。湯先生后來回憶說：

現在看來，我寫的那幾篇關于魏晉玄學的文章雖然幼稚，但確有自己的心得和體會，有些論點今天仍有一定的價值，如對郭象《莊子序》和歐陽建《言盡意論》的分析都不能說沒有意義，其中《談魏晉玄學》可以說大體上勾畫出了它的發展線索。我這一時期所寫的有關魏晉玄學的論文對我在1981年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一課大有幫助。⑥endprint

這里主要想強調的是，湯先生是按照一般的哲學方法來研究哲學和中國哲學史問題的，他所提出的質疑及見解、觀點，都是依照學術的標準和規范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湯先生所使用的方法稱之為“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方法。

另外還想說明的是，對于一個剛剛步入哲學殿堂的熱心追求真理的青年來說，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由此我們也可以認識并體會到，1949年后急劇變化的大勢使得湯先生像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在被迫失去自我時所表現出的彷徨、苦惱和掙扎，以及1980年以后思想解放使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能夠在激流勇進的大潮中逐步尋找自我、回歸自我時所表現出的自信、堅定和欣喜。

二、“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

湯一介先生于1949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內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1950年開始，湯先生聽馬克思主義的講授課程，并研讀馬、恩、列、斯、毛經典著作等。他所聽的課程主要有：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胡繩的“論毛澤東思想”、何思敬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最大的影響是讓湯先生樹立了對哲學思想必須進行階級分析、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這一套東西。⑦湯先生后來回憶說，那時候“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受到蘇聯‘教條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這對于我以后的哲學教學和研究有著負面的影響”⑧。1951—1956年，湯先生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學習與教書，像眾多的知識分子一樣相信馬克思主義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接下來就是自覺地用教條主義的哲學理論和方法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且當時只能有一種愿望和一種選擇，就是成為一名合格的“哲學工作者”或“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員”。⑨湯先生撰寫于1950年的一篇文章《英國經驗主義學習報告（二）》，就已標志著他開始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階級分析的方法和黨性原則來從事哲學史研究了。在這篇文章中，湯先生明確地指出：

今天寫巴克萊的報告希望能夠貫徹階級分析的原則。純客觀是有害的，只可以使人更陷于主觀的深淵中。以前我學習的態度是力求純客觀，現在我則一邊倒了，首先我倒向無產階級的懷里，然后用唯物的觀點辯證的方法來處理問題。⑩

1958年，湯先生發表于《新建設》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容》，則更為旗幟鮮明地申明：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捍衛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始終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湯先生指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綱來改造我們的教學內容”。具體說就是，第一，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徹底打破舊的資產階級哲學史體系；第二，應該根據毛主席兩種文化的觀點來研究和講授中國哲學史；第三，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精神來研究和講授中國哲學史；第四，必須根據毛主席提出的“理論聯系實際”“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的精神來研究和講授中國哲學史；第五，必須根據毛主席對中國農民革命戰爭的看法來處理和研究中國哲學史；第六，必須在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中運用毛主席分析問題的方法。B11在湯先生看來，這六個方面的意見盡管“很不成熟，也沒有什么系統”，但是他相信“這是無產階級的不系統，比起資產階級的系統來要高出千百倍”B12。

需要強調的是，當時的湯先生和眾多的知識分子一樣，在這樣做的時候，都有其主動性的一面和被動性的一面。湯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盡管被剝奪了思想自由，但是，這并不是自己說違心的話、修辭不立其誠的借口。因此，處于今天的我們也就不能夠也不應該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受蒙騙了。相反，我們應當認識到，這種將學術政治化、哲學政治化的做法，是當時中國哲學精神的某種具體體現，是很多學人自覺半自覺、自愿半自愿、被迫半被迫地去踐行和力行的做法，而并不完全是不可理解的荒謬的做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晚年湯先生和其他知識分子共同的反思、反省和自我懺悔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的。

還需要說明的是，湯先生因受其祖父和父親的影響B13，使他還能夠在非常的形勢下接續著早年對魏晉玄學進行某種程度的研究。盡管這些研究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但是對于湯先生的學術發展來講則是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的。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教條主義盛行的時候，湯先生撰寫、發表了多篇文章如《略論郭象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1962）、《嵇康和阮籍的哲學體系》（1962）、《論裴頠的〈崇有論〉》（1962）、《略論王弼與魏晉玄學》（1963）、《略論魏晉玄學的發展》（上下）等。筆者想強調的是，從這些文章的內容看，如果剔除其標簽式的不實評價，這些研究確實還是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的。誠如湯先生后來所說的，1949年后，由于長期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而致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很不理想，但也取得了若干成績。B14事實上，這一時期所積累的一些成果成為湯先生1980年開始研究和教授“魏晉玄學”并撰寫出版頗具影響的《郭象和魏晉玄學》一書的前奏或基礎。

三、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和“以西釋中”方法

伴隨著毛澤東逝世和“文革”結束，湯一介先生開始自問：“我今后聽誰的？”湯先生經過深思熟慮后堅定地回答：“聽自己的！”于是自1978年起，湯先生逐漸地要求自己“在學術思想上能獨立思考”，“照自己的想法來寫文章、來講課”。B15盡管當時湯先生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教條主義”的影響，甚至在講義中仍然使用唯物唯心、階級分析方法等，但是慢慢地，這些用語更多的只是一些陪襯或套話，甚至可以說是一些“影子”而已。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知識分子由于受時代和諸多條件的限制，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可以說是很難的，有時能夠邁出哪怕只是一小步，都是難能可貴的，因此是值得大加稱贊的。

在逐漸否定了以往“教條主義”的所謂“真正科學”的“中國哲學史”的前提下，湯先生從黑格爾和列寧那里找到了一部真正的“有歷史價值的哲學史”的條件：有自己的哲學思想的哲學家所寫的哲學史才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哲學史”。有鑒于此，湯先生自覺認識到：今后自己不僅要做哲學史家，而且試圖提出自己的哲學之見，并向著哲學家的目標邁進。于是湯先生潛心思考哲學問題并對這些哲學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在此基礎上來研究和講授中國哲學史。誠如湯先生后來所說：endprint

我真正開始做哲學和哲學史的研究應該說是在1980年，那時我已經53歲了，但我沒有氣餒，我仍然希望能夠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盡一點力。B16

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湯先生的學術自覺和自信，使他能夠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率先考慮如何突破當時學術界所受蘇聯關于唯物與唯心兩軍對壘以及唯物進步、唯心反動的教條主義理論框架的問題。湯先生已清楚地認識到，哲學史是認識史，而不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史，更不是階級斗爭史。中國哲學史也是這樣。經過艱苦的思考，湯先生毅然決然地用研究哲學的“認識史”來消解日丹諾夫關于哲學史的定義，并提出了具有突破意義和廣泛影響的“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以及“以西釋中”方法等。

1.范疇研究法

從認識世界的歷史看哲學的發展，從“認識”的范疇開始研究中國哲學史，于是就有了“范疇研究法”。在湯先生看來，研究中國哲學就必須研究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研究中國哲學的命題以及由概念、范疇和命題構成的中國哲學體系，從而揭示出中國哲學的特點及中國哲學在當今中國和世界的價值與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湯先生早在1963年所寫的《略論王弼與魏晉玄學》一文中，就曾指出研究哲學范疇的意義：

研究哲學范疇發展的歷史對于研究哲學史有著重要意義。范疇是“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因此，在哲學史上新的范疇的提出和運用，反映著哲學思想發展的深入和提高。B17

湯先生認為，先秦諸子提出了中國哲學的若干重要范疇，兩漢哲學對之有具體性發展，而魏晉玄學對之有抽象性發展。就王弼而言，湯先生認為王弼已經提出了一個范疇系統，并充分肯定了王弼范疇體系的價值，當然湯先生當時也指出了這一范疇體系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基礎?？梢钥闯?，當時湯先生還是在“兩個對子”研究范式的影響下，不得不習慣性地將歷史上的哲學家做出唯心與唯物、進步與反動的定性評價，但是，一旦抽去表態性的標簽式語句，也可以發現湯先生的這些探索與研究還蘊含著貨真價實的東西，這就是對于中國哲學特點的揭示以及對于中國哲學價值的肯定，所以也是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與意義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些不成熟的探索和研究為湯先生在1980年就較早關注并倡導范疇研究法做了鋪墊。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作為倡導、力行和推進“范疇研究法”的領軍人物，湯先生以其大智大勇為當時中國哲學界學術研究轉型和中國哲學史研究走出困境注入了他全部的生命活力和力量。正如湯先生后來所說的，試圖從總體上考察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命題以及由范疇構成的哲學體系，“在當時曾對擺脫‘左的教條主義影響起了一定的作用”B18。

在當時以及后來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的諸問題》一文中，湯先生不僅肯定了中國傳統哲學有一個范疇體系，而且還回答了為什么要研究和如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范疇問題，并對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做了構建。湯先生認為，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就其內容講是哲學概念、范疇的提出及其含義的明確、豐富和不斷發展的歷史。因此，在研究哲學概念、范疇發展的歷史時，就要對概念、范疇的含義、諸概念范疇之間的關系以及前后發展的邏輯聯系進行理論上的分析。這種分析方法，具體包括分析概念、范疇的含義，分析概念、范疇含義的發展，分析哲學家或哲學學派的概念、范疇體系以及分析中外哲學概念、范疇的異同等。這就是“范疇研究法”的具體內涵。

倡導和力行中國哲學范疇研究法是在湯先生哲學觀與哲學史觀的轉變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湯先生看來：

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是以理論思維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理論思維的形成，必然通過一系列的概念范疇以及由概念范疇構成的哲學命題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哲學思想的發展就其內容說是概念范疇以及命題如何提出、如何豐富和發展的歷史。哲學史的每一發展階段都是圍繞著對某些基本概念范疇的解釋和由概念范疇構成的命題展開的。從中國哲學史看，先秦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大體上是圍繞著天（道）人（道）、名實、知行、變常等等不同的解釋展開的；魏晉則是圍繞著有無、本末、體用、一多、言意、名教和自然等等概念展開的；宋明圍繞著理氣、心物、心性、能所等等的不同的看法展開的。所以，把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作為揭示人類理論思維發展的規律的歷史來研究，它的基本任務就是研究哲學概念范疇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即要分析概念范疇的涵義、分析概念范疇的發展、分析哲學家的概念范疇體系以及哲學概念范疇的內在邏輯結構等等。B19

湯先生運用范疇研究法對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命題和體系的分析和論述，使湯先生重構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和范疇體系，特別是他用天人關系這一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取代了以往套用西方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可以說是更貼合中國傳統哲學的實際，更符合中國傳統哲學的面貌。因此，湯先生后來說，他在當時通過范疇研究法所建構的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體系，雖不說是唯一合理的，但是它總是不失為是一種較為合理的、較為有意義的嘗試。B20

金春峰先生在《重視哲學史方法論的研究——讀〈郭象與魏晉玄學〉》一文中指出，湯先生的《郭象與魏晉玄學》“不僅對魏晉玄學及郭象哲學體系的范疇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它還從中國哲學史甚至中西哲學史的廣闊范圍與高度上提出了關于范疇的許多很有啟發的成果與見解”B21。湯先生的老朋友陳俊民先生，以其親身經歷當時的范疇研究活動而發自內心地稱頌湯先生在當時倡導和力行范疇研究法是“既開風氣也為師”，認為湯先生力行范疇研究法，是只作“哲學的思考”而不作“政治的思考”，而且其根本的旨趣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會東西之學，成一家之言”。陳先生指出，湯先生“范疇研究的終極目的，是要建立以‘究天人之際為哲學基本問題，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為主要命題，以‘真善美為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以‘普遍和諧、‘內在超越、‘內圣外王為理論特征的中國傳統哲學體系；而且，是要將這一體系置于包括中、西、印等整個世界哲學系統的現代學術軌道，完全脫離‘字義疏證、‘經籍纂詁一類的傳統學術舊轍，成為湯一介‘一家之言的當代中國哲學”B22。endprint

2.解釋學方法

20世紀90年代，湯一介先生確立了更為明確的哲學觀。在湯先生看來，“哲學”應該是從思考某個（某幾個）“哲學問題”出發而形成的一套概念體系，并根據概念之間的聯系形成若干基本“命題”，在方法上有著自覺，進行理論上的分析與綜合而形成的關于宇宙人生的哲學體系。B23盡管湯先生一再說自己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成為真正的哲學家，而只希望做一個稱職的哲學史家，但是，從其對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系統研究和不斷提出的新的哲學思想和創見來看，他事實上已經成為新時期一位名副其實的哲學家。在湯先生看來，“真正的‘哲學家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引領者，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導師”B24。哲學家必須“有獨立精神”，“有系統的真知灼見”，是“引領時代”的大師。B25因此，湯先生謙稱自己只是一位“哲學問題的思考者”或“哲學學科的愛好者”。不過，從湯先生1980年開始的所思所行及其厚重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哲學創新來看，誠如他的好友陳俊民先生所說，湯先生創立了自己的“一介哲學”，堪稱當代中國的哲學大家。

處在世紀之交的湯先生敏銳地體察到了西方解釋學思潮的大力引進和廣泛影響，特別是中國的宗教、哲學、美學、倫理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學科紛紛運用解釋學的理論和方法展開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于是他自覺地從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切入，開始思考如何建構中國的解釋學問題。從1998年發表《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開始，湯先生在五年之內陸續發表了《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2000）、《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2000）、《關于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2000）、《“道始于情”的哲學詮釋——五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2001）、《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2002）等文章，系統地闡述了建構中國解釋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中國解釋學的建立、為中國哲學的創新和發展指示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1998年，湯先生在《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這篇文章中，有鑒于中國有著悠久的解釋經典的傳統，提出了是否可以在借鑒西方解釋學的基礎上來構建中國的解釋學的問題，認為“主動借鑒西方詮釋學，以便我們對今后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某些可以利用的資源”B26。此文發表出來，有否定者，也有肯定者。于是，湯先生就進一步思考，又撰寫了《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在該文中，湯先生通過比較中西方“解釋問題”研究發展的歷史，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的解釋學理論和方法來討論中國的‘解釋學問題?！盉27為此，湯先生具體而詳盡地考察了中國注釋經典的歷史與類型（哲學的詮釋、歷史敘述性的詮釋和社會運作型的詮釋），并進一步揭示了中國解釋經典的一些特點以及“解釋問題”曾經對中國文化、哲學、宗教、文學等方面所有的十分重要的意義，尋找中國與西方解釋經典相同和不同的原則和方法，為創建“中國解釋學”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和基礎。

2000年，湯先生發表《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一文，針對有人提出改“創建中國解釋學”為“重建中國解釋學”以及中國有“中國解釋學傳統”的說法，湯先生在區分“解釋（注釋）”“解釋問題”和“解釋學“的基礎上認為，說“創建中國解釋學”比說“重建中國解釋學”要科學些、合理些；說有“中國解釋學傳統”不準確，而說中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或者說中國有很豐富的解釋經典的資源更為合適。湯先生特別強調指出，西方解釋學是中國建立或創建解釋學的必要參考系，因此我們需要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釋經典的歷史以及西方解釋學理論及其發展，不如此，建立“中國解釋學”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與此同時，湯先生指出，我們需要對中國解釋經典的歷史作一系統的梳理，并對“傳”“記”“說”“解”“注”“箋”“疏”解釋其來龍去脈以及對“訓詁學”“文字學”“考據學”“音韻學”“版本學”“目錄學”等予以定位。B28湯先生在《關于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一文中，詳細說明了目錄學和考據學與經典注釋問題的密切關系，并再次強調：“要想真正創建‘中國解釋學，更重要地是要在借鑒西方解釋學的基礎上，對中國經典注釋做系統的歷史梳理才有可能，而‘考據學、‘目錄學等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已?！盉29依照湯先生的解釋和說明，最后兩篇文章是嘗試用他自己所理解的“解釋理論”來具體分析郭店楚簡中的兩個重要命題，以便給“解釋”一個限度，避免“過度詮釋”。

湯先生發表的這些論文集中探討了建立“中國解釋學問題”，從理論和方法上推進了中國哲學史研究和中國哲學的創新。對此，郭齊勇先生認為，湯一介先生總結了中國古代經典詮釋的三種路向：一是“歷史事件的解釋”；二是“整體性的哲學解釋”；三是“社會政治運作型的解釋”?！斑@些都是值得我們討論的一些問題，都可以豐富我們的哲學史研究?！盉30景海峰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第一章“詮釋學與中國哲學”中也指出：“隨著詮釋學（Hermeneutics）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本解釋的方法，它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重視?！焙韧鈱W者“把詮釋學和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并嘗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詮釋論體系和詮釋學方法”。景先生在評介傅偉勛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成中英先生的“本體詮釋學”、黃俊杰先生的“以孟子為中心的經典詮釋學”之后，對湯一介先生創建“中國解釋學”的構想作了解釋和說明，并認為這是湯一介先生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探索與創新。B31

3.“以西釋中”方法

在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以及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以西釋中”向來都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研究方法。湯一介先生所主張的必須“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來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其實就是“以西釋中”的方法。湯先生曾就“為什么必須要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和“為什么中國的許多學科都是跟著西方學術的屁股后頭跑呢”兩大問題所做出的肯定的回答是：

有些“學科”我們確實先要學習人家的，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我們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的××學”（如“中國的比較文學”、“中國的考古學”等等），并且最終要超過“她們的老師”。B32endprint

湯先生還說：

在20世紀，中國哲學家大多或多或少都是在運用西方哲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中國哲學。照我看來，新的現代中國哲學的建立是離不開西方哲學的，現代中國哲學必定是經過現代西方哲學的沖擊的洗禮，經過“改造”（或新的解釋）才有可能從“傳統”走向“現代”，發展成為適應中國（作為世界一部分的中國）現代社會生活要求的“中國哲學”。B33

湯先生還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看法，他說：

我一貫有這樣的看法：不了解西方哲學就很難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貢獻。這不僅是西方哲學會教給我們分析概念、命題、理論體系的方法，也不僅是會使我們能用一種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傳統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使我們自覺地把“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進行研究。B34

引述湯先生的這幾段話，主要是想說明湯先生一貫強調和重視的“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以西釋中”的方法。筆者曾在《“中學西范”依然是治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把“中學西范”看成是最基本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范式，認為“20世紀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主導范式是‘中學西范，即以西方哲學史為參照，運用西方哲學（史）的框架、體系、問題、概念、命題等，來詮解、梳理中國哲學史”B35。這里的“中學西范”即是“以西釋中”，也就是湯先生主張的“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的研究方法。從湯先生1980年后所提出的范疇研究法、中國傳統哲學體系、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問題和思想看，其底色和理論依據就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即“以西釋中”的理論和方法。由此可見“以西釋中”在湯先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不過，湯先生也指出，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匯通中，既要有“拿來主義”的精神，又要有“送去主義”的精神：

只有善于并勇于把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優秀文化充分地、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不是以狹隘的實用主義態度）拿進來，才可以促使我們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作為‘他者來關照我們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看見自身文化的長處和短處。B36

今后中華文化既要提倡“拿來主義”，又要提倡“送去主義”，以便我們能夠在與世界其他各種文化的雙向互動中得到更加合理的、健康的發展。B37

湯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西方文化所需要的有價值的東西，也有能夠對人類社會、對世界做出貢獻的東西，所以在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多元文化發展的文明對話的時代，我們要積極地倡導“送去主義”，向西方和世界送去我們中國文化的真精神，以彌補其文化的不足。很顯然，湯先生在堅持“以西釋中”的同時，也十分肯定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對于西方和世界的價值與意義。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湯先生把經由他組織、有十余位學者共同編寫的14卷《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看成是一種“比較哲學”的研究工作，其主要的目的是通過了解西方哲學來弘揚中國哲學。而湯先生關于中國解釋學的創建其實也是遵循了這一思路，即“要創建‘中國解釋學，大概先要運用西方解釋學理論來研究一番中國解釋問題”B38。由此可以看出，湯先生所主張的“以西釋中”的方法，其基礎是比較哲學的理論與方法。

湯先生曾對比較哲學作了界定，認為“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域）和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域）的思想文化相比較的分析研究方法就是比較哲學”B39。為此，湯先生還提出了“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比較哲學”的設想。B40他認為，通過比較哲學，可以在兩種不同傳統思想文化的比較中找出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某種規律，總結出各自思想文化的特點和發展水平，擴大研究的內容。因此湯先生肯定，比較哲學的研究一定會促進中國哲學史的研究。B41

四、結語

通過以上簡要的述評可以看出，在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湯一介先生一直都關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如果說1949年前湯先生自主奉行的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奉行的是“兩個對子”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過去的不成熟和錯誤，自主而自覺地而且是大膽而堅定地提出并踐行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范疇研究法、解釋學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的“以西釋中”的方法等，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為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構建以及中國哲學的創新做出了重要貢獻。景海峰先生就曾指出：“在近二十年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探索與創新的過程中，湯一介先生殫精竭慮，勇于開拓，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作出了重要貢獻?！盉42

注釋

①晚年湯先生曾說：“我們這一代80歲左右的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大都經歷了企圖實現自我，繼而失去自我，而到20世紀80年代后又在逐漸地找回自我?！眳⒁姕唤椋骸缎螺S心時代與中國文化的建構·自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頁。

②[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頁。

③湯一介：《我的哲學之路·自序》，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1頁。

④⑤⑥⑦⑨湯一介：《哲學家與哲學工作者·自序》，《湯一介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3、3、4、6頁。以下引《湯一介集》僅注卷數和頁碼。

⑧湯一介：《我為什么選擇北大哲學系》，《湯一介集》第九卷，第107頁。

⑩湯一介：《英國經驗主義學習報告（二）——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湯一介集》第一卷，第81頁。

B11B12湯一介：《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容》，《湯一介集》第一卷，第135—146、149頁。

B13湯先生的一生自始至終都受到了他父親湯用彤先生的影響，間接地受到了他祖父湯霖先生的影響。做了一個不大的官但教了不少學生的湯霖先生為他們家留下了家訓：“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他的父親湯用彤先生秉持這一家訓，在1949年前，曾撰寫了一部佛學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并撰寫8篇論魏晉玄學的文章。前者被認為是填補了中國哲學史空白的巨著，后者則確立了中國的本體論地位。1980年以后，湯一介先生在學術的意義上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湯用彤先生的哲學思想。endprint

B14B20湯一介：《我的哲學之路（三）》，《我們三代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第383、386頁。

B15湯一介：《魏晉玄學講義·自序》，鷺江出版社，2006年，第2頁。

B16湯一介：《我的哲學之路》，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B17湯一介：《略論王弼與魏晉玄學》，《湯一介集》第一卷，第417—418頁。

B18湯一介：《非實非虛集·自序》，華文出版社，1999年，第1頁。

B19湯一介：《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哲學研究》1983年第10期。

B21金春峰：《重視哲學史方法論的研究——讀〈郭象與魏晉玄學〉》，《湯一介集》第十卷，第406頁。

B22陳俊民：《既開風氣也為師——中國哲學范疇研究啟示錄》，《湯一介集》第十卷，第495—496頁。

B23B28B32B33B38湯一介：《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湯一介集》第六卷，第316、313—321、316、320、320頁。

B24B25湯一介：《思考中國哲學·自序》，《湯一介集》第六卷，第4、5頁。

B26湯一介：《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湯一介集》第六卷，第294頁。

B27湯一介：《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湯一介集》第六卷，第297頁。

B29湯一介：《關于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湯一介集》第六卷，第330頁。

B30郭齊勇：《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一）》，郭齊勇新浪博客，2010年1月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f1ea0100gcbs.html.

B31景海峰：《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33頁。

B34湯一介：《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匯通〉序》，《湯一介集》第八卷，第127頁。

B35高秀昌：《“中學西范”依然是治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模式》，《光明日報》2004年3月2日。

B36B37湯一介：《〈漢學名家書系自選集〉序》，《湯一介集》第八卷，第159、166頁。

B39B40B41湯一介：《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看研究比較哲學、比較宗教學的意義》，《湯一介集》第七卷，第257、257、265—273頁。

B42景海峰：《湯一介先生與中國解釋學探索》，《湯一介集》第十卷，第424頁。

責任編輯：涵 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