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點無用的事

文/朱 坤

做點無用的事吧，“急之國”的人們。做點跟升官、發財、成名沒關系的事，做點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關的事。

無用，是讓腳步暫停等靈魂跟上；無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無用，是與社會和自己和解，以樂趣戰勝焦慮，以平和心態迎來人生新境界。

無用于事，有用于心。

有用的無用，無用的有用

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實卻證明一輩子都毫無價值；有的人一輩子都想做點無用的事，留下的東西后人卻受用無窮。

中醫里對人體“上火”癥狀描述為：人體陰陽失衡，內火旺盛。常見癥狀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煩躁不安、心煩意亂、心悸失眠等。人人力爭上游自然是好，否則也不會有這30余年經濟奇跡。但有用之學主宰一切，成功學成時代主旋律，又使當今社會如一個典型“上火”型社會：心中欲望太強、步子太大、動作難免變形。

人體上火了，喝劑涼茶能去火。社會上火了，亦需一劑能清心降火的藥方：做點無用的事，關心點與己無關的事。前者清心，緩焦慮癥，自己與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會戾氣，與社會達成和解。

有用的無用

什么叫做點無用的事？用白巖松的話講，現在中國人太專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發財、成名沒有關系便沒用了，便慢慢被荒廢了。34年改革，已經將中國人弄得只會干有用的事，不太會干無用的事。人只有經常做無用的事，才可以誕生離人心更近的藝術，留不留給后世不重要，起碼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約翰·列儂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費時間。但中國的家長們的口頭禪是：可這有什么用？

說中國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絕不為過，被西方人認為不可理喻的“虎媽”在中國遍地都是。網上的“80后孩奴媽媽曬百萬元賬單”的帖子看來觸目驚心，但早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早教經濟、學區房、奧數班甚至已成為龐大“教育經濟”的一部分。

中國的家長們未必分得清有用無用的哲學之辯，但一定會用最原始的語言告訴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點中學、大學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當上公務員的有用，能權財兼收、有房有車的有用。簡而言之3個字：錢、權、名。至于其他，統統劃為“無用”之列。

20世紀80年代，一個美國人參觀了北京、上海、西安幾所中小學，回國后寫報告說：“中國學生喜歡早起，7點前中國大街上見到最多的是學生，他們喜歡邊走邊吃早點。中國學生有一種作業叫家庭作業，據一位教師解釋，這是學校作業在家庭中的延續。中國把考試分數最高的學生稱為學習最優秀的學生，學期結束時，這些學生會得到一張證書，其他人則沒有?！彼慕Y論是：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學習成績也比任何一個國家同年級學生要好。因此再過20年時間，中國在科技文化上，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過去了，中國孩子們依然還要早起，家庭作業依然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但1個“蘋果”抵得上10個中石油、中石化，1部《盜夢空間》抵得上10部國產大片，無論科技，還是文化，中國依然被美國遠遠甩在后面。

18世紀的法國人盧梭說：“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實，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將造成一些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鐘的兒童?！?/p>

2001年，臺灣教育部門在反思過去48年的大學聯考制度時說：“聯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學壓力，從而造成畸形的教學，畸形的教學造成文化的失根。一個國家如果大多數的國民只知道在個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這個國家的前途著實堪憂?！钡拇_，教育失常導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導致社會失衡?，F在，臺灣大學已采取多元入學方案，放棄了單一聯考制。

2) 聚丙烯裝置消減報警措施包括: 解決了以前不能導出報警數量的問題；減少一定的液位控制波動偏大的問題；對丙烯壓縮機、循環氫壓縮機、洗塔等系統增加了3項預警。

無用的有用

另一個愛把“這有什么用？”當做口頭禪的，是中國的市長們。

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墻妨礙交通、限制城市發展為由，決意推倒古城墻。時任首都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公開表示堅決反對，他甚至向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當面直言：“50年后，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逼鋵崥v史的清算何須50年，不到20年，國人已認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歷史之罪人。

但在房產開發、GDP（國內生產總值）數字這些“有用之事”面前，歷史街區、文化保育實在乃太“無用之事”，它不能帶來任何GDP數字增長、官職升遷或所謂的“城市虛榮心”。所以，文化界一邊在為北京古城墻不保而嘆息，那邊“七朝古都”開封為修通公路，打算開挖古城墻?！笆哦肌蹦暇┦幸泊蛩憬琛俺鞘形８摹惫こ?，將金陵古城夷為平地。

是的，古城墻有什么用？博物館有什么用？市民廣場又有什么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學者喬萬尼·波特若如此定義城市：“城市被認為是人民的集合，他們團結起來以在豐裕和繁榮中悠閑地共度更好的生活?！钡谥袊虚L們的規劃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廈與地標工程的集合，人們只配在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中度過余生。

沒有了步行綠道、街心公園與市民廣場的城市，不值得留戀。沒有了大學、博物館和音樂廳的城市，是否還會存在，都是個問題。國內許多城市都醞釀把大學遷移到郊區，騰出市中心的黃金靚地大搞房地產。如果沒有北大、清華的學術滋養，中關村是否還是中關村？沒有藝術家的創造力，798只是個旅游區。

在這些信奉“有用之學”之士的規劃下，中國的城市正呈現“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態與格局，中國城市的文化個性、市民的“集體記憶”正在整體性喪失。

也有例外的，如揚州。這10年來，別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揚州卻獨自走了一條不與別人比GDP、不與別人比高樓大廈的現代化路子。1958年，豐子愷曾失望地說揚州“全無一點古風”，“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無特殊之處”。但新世紀10年過去，揚州人卻將古城整體保存下來。今天的揚州主政者自豪地說，古城及其文化是揚州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牛頓曾經說：“自然界不做無用之事。只要少做一點就成了，做多了卻無用，因為自然界喜歡簡單化，而不愛用多余原因來夸耀自己?！比藚s恰恰相反，常做自認為有用之事，事實卻證明常常無用。

白巖松常引用的例子：一批名牌大學畢業生，其中2名博士、5名碩士，還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業求職但無人成功。因為企業老總覺得：這些學生面試時都很自我，發短信或打電話到企業時，大多沒有稱謂或問候；考完了，沒有一個主動打招呼說“再見”、“謝謝”……或許他們每個人都學富五車、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沒有基本禮儀與社會準則，某種意義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點公司曾經做過的一個“世界公民文化與消費潮流”調查顯示，講究禮貌、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是各國公眾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公眾最重視的價值依次是：獨立、學識和講究禮貌；而對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與他人溝通、服從、想象力的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其他國家。例如，重視責任感的中國公民只有30%強，處于世界各國的最低點。同樣，只有不到30%的中國人重視容忍和尊重別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約10個百分點。

中國古人是“通識教育”，未認字前，先背誦《三字經》，無非仁、義、禮、智、信5條。這就是維系中華民族血脈不斷的社會底線與價值觀原點，守住了仁、義、禮、智、信，也就守住了個人良知與社會正義。只可惜現代中國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曉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說起這5個字，也是啞口無語。

單論有用，再沒有比高鐵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別人怎么說，高鐵事故之后，美國的一個專欄作家說：“從技術層面上看，美國高鐵比中國高鐵相形見絀，坐著搖晃，速度緩慢，外觀也不華麗。但是換一個角度，我們用緩慢的鐵路換來了很多無價之寶，包括我們對政府權力的約束……以及我們已擁有的眾多基礎設施……有時擁有集體回憶比擁有一個非?？岬蔫F路要寶貴得多?！?/p>

若論無用，還有什么比詩歌、哲學更無用的？英國人說，英國人寧可失去整個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亞。喬布斯說，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所以莊子才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