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政治化到政治媒體化：傳媒與政府生態關系的轉變

劉祥平 張成良 陳 勇

傳媒與政治之間始終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話題領域，隨著二者之間關系作用的歷史演化，作為社會復雜系統子系統的新聞傳播系統和政治系統，從話語權的博弈到彼此協同，從媒體政治化到政治媒體化的過程，兩者之間最終形成一種適合社會發展的傳媒－政治生態關系結構空間。

應該說，大眾傳媒作為信息傳播載體和輿論工具，在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負有重要的引導輿論的使命。當統治者意識到媒體形成輿論和引導傳播的作用時，政治力量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和操縱新聞傳媒為其利益服務。

一、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的雙重邏輯

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是一對雙重邏輯概念。在固有的概念使用上，政治媒體化往往為研究者所使用，并以其作為傳媒與政治相互作用的表征性概念，媒體政治化作為前在性概念并未加以區分，而是與政治媒體化概念混為一體。事實上，媒體政治化的主體是媒體，敘事邏輯是政治；政治媒體化主體是政治，敘事邏輯是媒體。也就是說媒體政治化實質上是媒體邏輯中的政治；政治媒體化實質上是政治邏輯中的媒體。這說明兩個概念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1.媒體政治化

亞里士多德提出一個經典命題：人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谶@一觀察，政治信息的采集、制作與傳播，是媒體滿足社會信息需求的重要途徑。媒體往往通過發布官方確認的信息文本以強化自身的社會主流信息傳播渠道的屬性。這顯然是媒體發展中的自有屬性，即借助于外在系統的作用建構適應社會系統需求的媒體發展空間，這是早期媒體政治化發展的基本生態環境。利昂·西格納在對美國最好的報紙調研后發現，有3/4重要新聞來源于國內外的政府官員。[1]當然，與照搬官方版本的報道方式相關的，還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趨勢。比如，新聞工作者有時也著意把自己的聲音注入到新聞中，發表評論，對官方來源的信息加以解釋。[2]

早期媒體報道屬性說明，新聞始終是政治的工具，表現為媒體傳播中許多詞匯都充斥著政治化的特征，比如：把關人、組織傳播、宣傳等。媒體政治化的核心是控制：控制傳播內容，產生了把關人制度；控制傳播過程，推動了組織傳播；控制傳播效果，因此宣傳會滲透進信息傳播之中。這種控制形成了政治邏輯下的媒體。媒體政治化的敘事主體雖然是媒體，敘事邏輯卻是政治主導，是可控的宣傳工具，是政治邏輯的社會延伸。然而隨著媒體經濟化影響和社會信息渠道的拓展，特別是新媒體形成的民間話語體系沖擊，媒體政治化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2.政治媒體化

政治媒體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政治發展與媒體高度發達后共同開啟的一個新的視窗，其特點為媒體制造下政治的商業化、娛樂化、戲劇化表征。但在這表征下，又或隱或顯地體現媒體與政府的關系，傳播著政治的意圖。

盡管政治邏輯對于媒體有制導性的作用和影響，但在當今媒介化社會中，新聞業必定是相對獨立的存在。[3]對此，舒德森認為：“政治機構和媒體機構深深地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彼此，在公共生活的宏觀生態中，媒介對政治的影響并不弱于政治結構對新聞的支配作用?！盵4]政治媒體化歸根到底是以政治妥協，以遵從新聞傳播規律，使政治傳播過程中其外在政治化特征不斷消解的過程。其表現為政治事件類的“硬新聞”相對減少，以傳播效果為目標，可讀性強的“軟消息”不斷增加，新聞媒體在政治傳播過程中能動性大大增強。政治邏輯則服從媒體傳播需求，作出現實文本上的妥協。這種妥協可以換來可觀的傳播效果：政府議程的主觀意圖穿上了媒體議程客觀真實的外衣，有效抵達面對新聞防備心理不強的公眾，公眾以為是在閱讀新聞事實，其實被精心裹挾在媒體議程中的政府議程所引導，自覺不自覺地形成政府和媒體合謀的公眾議程。

二、從媒體與政治生態關系演變看政治媒體化

從傳統的媒體政治化表現來看，新聞議題傳播過程往往是線性的，其作用過程表現為：政治力——媒體編碼——受眾解碼這樣的大眾傳播過程，當然這一過程有時候也是可逆的，但受眾意圖影響輿論或消解輿論影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政治系統傳播的對象是作為受眾的公眾，但面對“沉睡群體”的公眾，政治力的傳播影響終究是有限的，這是基于這樣一種公眾缺位的傳播現實考慮，政治力將組織傳播的政策議程讓渡給媒體，使媒體根據商業運行模式，從受眾需求角度出發，建構出一種區別于媒介政治化的新的媒體敘事風格。

從社會復雜系統內部作用影響的角度看，媒體政治化和媒體商業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方向：媒體政治化是由政治傳播自上而下的視角形成的運動，公眾往往處于缺位狀態；媒體商業化是由受眾的個性化、戲劇化和可視性需求帶來的運動，政治力量受到壓擠。在社會系統內部作用過程中，媒體作為中間變量起到平衡二者關系的重要作用，在現實社會發展條件下，推動政治媒體化就成為了調停二者之間矛盾的必然選項。因此，政治媒體化可以說是媒體商業化和政治精英化的合謀。[5]

1.媒體政治化到政治媒體化的動態過程

以歷史眼光考察西方新聞傳播業與政治的關系，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首先是近代新聞傳播萌芽階段，媒體與政治之間呈現出媒體政治化發展的態勢。媒體作為社會系統中的子系統因其缺少話語權而不得不依附于政治，此時的媒體可以看成是政治工具和宣傳手段。學者明安香形象地把媒體的這種依附屬性喻為“叭兒狗”，即為政府吶喊的工具。[6]

其次是媒體大眾化初期，媒體逐漸擺脫政治依附，能夠相對公正客觀地進行新聞報道，媒體與政治間的博弈開始出現。學者明安香稱這一時期的媒體為“看門狗”甚至于“攻擊狗”，意指代表公眾監督政府的角色轉換。[7]

再次是主流媒體在現實商業化背景下與政治系統協商整合，形成了政治媒體化的發展態勢。應該說政治媒體化是以媒體主導的通過與政治系統與商業背景共意建構的現實圖景。其議程設置過程表現如下：媒體議程——受眾響應——政府關注。學者明安香稱這種媒體屬性為“牧羊狗”。[8]

2.政治媒體化的表現手段——符號政治

符號是人們交流的基本單位，其構成往往是抽象的。語言、文字等都是有一定系統關系的符號。符號的運用，在于使一些原來不在場的人間接獲得相關體驗的可能。正是因為符號的存在，一些原本復雜的政策法規能夠被簡單地傳播。通過巧妙地運用符號，一些政治力量可以籍此建構符合自身需求的議程框架。也就是說，符號為政治力量提供了啟發公眾對某一政治形勢想象的各種戰略選擇。[9]

政治媒體化的內在動力是政治力量在現實社會語境中的策略性調整，其實質是自身的媒體形象塑造過程。形象塑造手段表現為：選取一個主題或信息，透過個體插曲文本描述的重重迷霧，講述一個可信的故事，以故事自身的真實性、戲劇性、邏輯性引發受眾的想象。

政治形勢的邏輯決定著政治力量要塑造一種怎樣的形象，進而希望通過媒體傳播以擴大該政治形象的影響力，獲得公眾在輿論和動員上的支持。情感化的“濃縮性符號”和非情感化的“指示性符號”[10]是常用的兩種符號手段。在積極的語境傳播中媒體往往使用濃縮性符號描述政治形勢。與之相反，若希望縮小影響并減少關注度則會使用指示性符號。如針對美國的對外戰爭，反對的政治力量在媒體表述中使用了諸如“野蠻的破壞”“政府的謊言”等濃縮性詞語加以傳播，而支持力量的媒體則通過諸如“保護性的反應攻擊”等指示性符號來支撐政府行為的合法性。符號政治充分運用符號給予公眾的認知或情感刺激，左右著社會輿論對于政治形勢的判斷和態度，使公眾和政治形勢的互動朝著有利于政客們的方向演進。

三、新媒體環境下媒體與政治生態關系的調整

在一個媒體系統發展成熟且相對開放的社會中，傳統主流媒體雖然享有強大的話語影響力，但是常規的、保守的以及來自其他系統如政治力量的干擾，都會使其新聞生產范式變得保守落后，其政治傳播效果也受到新媒體的影響和沖擊。在社會各系統結構和新媒體的共同作用下，傳統主流媒體不斷改變或修正既有的新聞敘事方式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隨著“后新聞業時代”的開啟，媒體對于政治的影響不但沒有弱化，相反更加增強了。在以往大眾傳播框架下媒體與政治之間形成穩定的發展關系面臨著崩解。由于媒體話語權的重新建構而帶來的媒體與政治之間的生態關系也亟待調整。這里提到的媒體話語權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傳統主流媒體的話語結構，以網絡為代表新興媒體的強勢崛起，使“主流的媒體體制已經失去了對于新聞的控制權”[11]，但這并不意味著媒體對于政治影響力的降低，恰恰相反，“后新聞業時代”中，以新興媒體為代表新媒介生態對于政治從整體上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也成為媒體與政治結構關系發生變化的催化劑。

首先，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結構將持續存在，交互作用。新興媒體的出現使得媒體形態進一步泛化，以新興媒體為主導的媒體生態空間逐漸形成，其標志是各種官方新媒體平臺的出現，本來屬于不同社會子系統的媒體與政治高度整合，新興媒體成為政治力量的發言人，傳統主流媒體與政治力量的關系泛化為政治自媒體－媒體之間共時性的交互關系。各級政府推出的新興媒體集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關系于一身，既強調媒體的傳播方式和社會影響，也確保政治邏輯的主體話語敘事性。如國內各級政府開通的政務微博、微信公共號，在信息發布的同時，也開始嘗試民間話語方式的敘事表達。政務微博的興起，為民眾獲取政府信息提供了便捷途徑，為政民互動提供了新平臺。[12]正如媒體政治化向政治媒體化結構轉變一樣，新興媒體平臺上政治媒體化也必將成為新的發展方向。

其次，以系統性思維建構媒體與政治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構。不論是媒體政治化還是政治媒體化傳播結構，其核心都是通過媒體渠道傳播政治信息或展現政治力量的手段與方式。媒體政治化帶來的后果是媒體遠離公共平臺，成為政治力量的傳聲筒，其結果不但造成媒體受到質疑，政治的影響力也大打折扣。政治媒體化也往往會帶來如下后果：一是媒體商業化對政治產生的負面影響，削弱了政治的獨立性；二是政治精英利用媒體弱點，與相關商業化群體形成合謀，操控媒介議程，影響媒體公信力的存在。

因此，處理媒體與政治生態之間的關系，并不能單純地通過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的線性結構關系出發，而是在既有的生態結構中，引入一種動態思維觀念。政府及政治力量不能僅僅著眼于媒體與政治之間的線性關系，還應考慮公共群體以及經濟利益群體的現實影響，關心民眾如何利用新媒體進行傳播和形成輿論，以此引導更有責任的公民傳播運動，建構一個動態、有序的媒體與政治生態關系結構。

四、討論與思考

從媒體政治化到政治媒體化，可以說是媒體與政治關系發展的一段歷史。媒體出于政治話語權的分享開啟了媒體政治化的新聞傳播之路，而政治媒體化則堪稱媒體商業化和政治精英化的“合謀”。隨著曾經引以為民主基礎的公眾力量在當代政治系統逐漸遮蔽，繼起的商業化運動又將政治閱讀泛化為一種消費產品和獲取快樂的行為，由此政治力量可以堂而皇之地發揮想象，實現其個體利益的媒體化傳播與存在[13]，直到新興媒體激起的公民傳播運動喚醒這種行為。

因此，媒體與政治之間的生態關系帶來了如下結果：其一，媒體與政治的關系本質上是為了各自利益而采取的相互利用與各自妥協。當媒體的政治功能過于放大，就成為政治斗爭中的政治武器；當符號政治作為媒體話語傳播時，其符號意義變得更加柔性。其二，媒體政治化向政治媒體化逐漸轉變的趨勢是從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和自下而上的新媒體共同作用使然，傳統主流媒體的調整使媒體的商業化、娛樂化、戲劇化色彩日漸突顯。其三，新媒體平臺促使政治力量通過多元化渠道而不僅僅囿于傳統主流媒體渠道來提升自己的話語控制，在這一動態調整過程中，推動了公民傳播運動的開展。

與此同時，新媒體持續升級帶來的變量也應該引起我們的不斷思考。由于社會系統變量的影響，傳統主流媒體的狀態并不穩定，而是處在媒體政治化與政治媒體化共存的結構不平衡階段，且持續時間會很長。而且，政治媒體化過程如何消解人們對政治日益感到的困惑與疏遠，在政治媒體化實踐活動中，新媒體處于何種地位以及實踐主體是誰，這些問題將成為下一個時期媒體與政治生態關系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