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怡雷
(中共河北邢臺市委黨校,河北 邢臺 054000)
2018年7月12日,中國互聯網大會在北京閉幕,中國互聯網協會正式發布了《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8》,報告指出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達7.72億人,普及率為55.8%,人均周上網時長為27個小時。[1]其中,網絡媒體發展態勢良好,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6.47億人,網絡新媒體用戶規模呈飽和態勢,微信依然占據社交媒體頭把交椅,網絡直播市場規模繼續擴大,網絡新媒體發展速度迅猛。
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發展,新媒體已經成為民眾表達訴求、輿論監督、參政議政的重要平臺,特別在突發事件應急與響應上優勢明顯,短視頻運用已經日益熟練,與廣大民眾互動通暢。但是,新媒體還具有信息把關不嚴、網民層次參差不齊等特點,非理性言論會擾亂社會秩序和政府決策,虛假消息影響政府公信力,低俗化信息影響社會公序良俗。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各種業態層出不窮,用戶規模持續上升,但是,有些政府部門思想未能跟上新媒體發展速度,輕視新媒體畏懼新媒體的思想時有發生。在輿論危機發生時,采取與媒體為敵的策略,拒絕與媒體合作,在引導網絡輿論時仍然傾向于采用禁言、刪帖、圍堵打壓等硬性行政手段來進行管束,仍然是許多部門和官員在網絡輿論引導中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要求:領導干部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必須問責。[2]
特別是在突發事件之后,有些政府部門往往不能在第一時間及時回復群眾關切,錯過輿論引導最佳時機,造成網絡謠言泛濫,使廣大群眾陷入輿論漩渦里,影響社會正常秩序。除此之外,有些政府部門輿情應對缺位,互動缺失。遇到突發事件,某些政務微博在與民互動方面“缺位”,只是發布官腔十足的信息,對微博用戶的評論視而不見,對網民關于突發事件的疑惑也不管不問。
新媒體是新生事物,近幾年發展態勢迅猛,新的傳媒生態和傳播模式層出不窮,新媒體更加的私人化、碎片化、自主化,新媒體垂直細分更加明顯、移動支付更加多元、載體更加多樣化,這就導致政府在新媒體網絡輿論引導管理上存在滯后,不能及時跟上新的媒體業態發展趨勢,不能更加有效的引導網絡輿論。
首先,我國法律法規的不健全。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組成的三層級規范體系組成的互聯網法律體系,但是,總體上講立法層次不高、法律效力較低,無法適應發速發展的互聯網。
其次、管理體制不順暢。新媒體涵蓋了所有數字化的媒體形式,包含了數字化的傳統媒體、網絡媒體、移動端媒體、數字報刊雜志等,而這些業態又相互聯系,隨著媒介融合的進一步加深,新媒體不同業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導致管理任務多而繁雜。
新媒體環境下政府在實施輿論引導時整合區域內的不同的新媒體業態,注重新聞網站和政府官網建設,統一口徑、統一發聲,擴大正面宣傳的聲音,正確引導網絡輿論。近幾年,政務新媒體發展迅猛,政府部門還應提升對政務新媒體的利用率同時,利用其在信息發布時的權威性和及時性,多渠道引導網絡輿情,使輿情應對效果最強化。
在新媒體時代,信息發布的最大特點就是及時性,因此,政府在應對突發的網絡輿情時,首先要做到信息的快速發布,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擴大正面聲音的影響力,防止網絡謠言的產生。搜集網絡輿情中公眾關切的問題,增強輿情應對的針對性。
目前,我國政府的新媒體管理和運營人員多是宣傳部門人員兼任,新媒體生態日新月異,傳播方式日益多元,新技術層出不窮,就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術新方法,更新知識儲備,進行新媒介素養和應對微博等新媒介的能力的培訓,使其熟悉網絡傳播特性及規律,提升輿情識別和應對能力,具有較好的溝通協作和文字駕馭能力,提高政府應對網絡輿情的能力。
面對網絡輿情,建立一套包括輿情監測預警、信息發布、官民互動、應對評估在內的政府輿論引導應急體系,以快速響應突發的網絡輿論。
包括政府部門、社會學者、媒體專家等專門的第三方人員對政府應對網絡輿論能力進行評估,打分并定期對外發布,為政府部門決策進行參考,提升政府應對網絡輿論應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