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深處的蒙古學學者

夏桂楣

提起蒙古學學者江川的名字，許多人大概還不熟悉。然而，早于1997年8月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召開的第七屆國際蒙古學學術會議上，他的論文《成吉思汗識字否考》，就道教文獻《道藏》所載目擊者的紀實“朕將親覽”，以其充分證據和精辟論述推翻了上百年間以訛傳訛的成吉思汗“目不識丁”、“文盲皇帝”的誤傳。得到了來自德國、美國、俄羅斯、韓國、中國、日本和臺灣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300多位專家、學者的肯定，轟動了整個世界蒙古史學界，被蒙古族百姓稱之：“為自己祖宗正名的人是‘圣人?！?/p>

2006年2月，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欄目播放的三集電視紀錄片《發現圣旨金牌》，形象生動地闡述了他挽救全世界僅有的、文物價值極高的一塊忽必烈時代的巴思巴文圣旨金牌。江川因此揚名海內外。

2016年，江川又發表了“成吉思汗完婚在邊墻之地的《金史》記述”，從史料上，以新的角度論證、破解了蒙古史學界多年未能得到確認的難題……

圣旨金牌的命運

2005年3月18日，調任內蒙古興安盟文聯主席的江川剛上班，便接到曾任科右前旗索倫鎮王鎮長打來的電話，說有位鄉下朋友請他看一件東西。不大功夫，科右前旗索倫鎮一位30多歲的農民李憲功，在鎮政府食堂管理員王福玲的陪同下風塵仆仆進了他的辦公室，將一塊很不起眼的金屬牌擺在他的面前……

早在1991年9月，江川擔任興安盟直屬機關黨委工會主席期間，曾組織全國著名書法家搞過一次“蒙漢合璧書法展覽”，對蒙古文的八思巴文與漢文篆書合璧的書法形式美進行了探索，并且發表過一篇《蒙漢合璧書法藝術初探》論文。書法作品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出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和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一時間轟動了首都文化界。

由于對八思巴文有過深入研究，李憲功放在面前的金牌江川一眼就認出是一塊“八思巴文圣旨金牌”。這讓他頓感石破天驚，雙手顫抖著捧起金牌：牌子為圓角長方形，一端有圓穿，緣上刻有“張字九十六號”六個漢字；金牌正面鏨刻著三行豎排的八思巴文文字，他便隨口念出了文字的讀音：“騰格里”（漢譯“上天”之意）。

江川拿起直尺仔細測量金牌：其圓穿外徑為5厘米，內徑2厘米；長度為25.7，寬8厘米，厚度為0.1厘米；放在天平上秤，重量為350克。

江川讀大學時學的是美術專業，形象思維在他的頭腦中占據著絕對優勢。他立刻想起在俄羅斯出土的兩塊同樣牌子。于是找出自己的資料圖書——（美）尼·鮑培所著《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進行核對：八思巴文牌子與書上的兩塊牌子一模一樣：一塊是1846年發現的（俄）米努辛斯克牌子；另一塊是1853年出土的（俄）紐克斯牌子。上面的八思巴文意為：“依靠永恒天的力量，愿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不尊敬有罪并死”。但書上的兩塊牌子都是銅質的，而李憲功拿來的牌子卻是金質的。

江川立刻用鉛筆將金牌的圖形和文字磨下拓片，對李憲功、王福玲和在場的王樹貴等人說道：“這塊金牌屬于元代忽必烈時期的文物，對于研究大元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宗教和社會形態有著重要價值。相同的牌子只在俄羅斯發現兩塊，而且是銅質的。這塊是迄今為止全世界發現的唯一一塊圣旨金牌，可不要隨便處理?！?/p>

圣旨金牌是李憲功父親1961年在河灘取沙時挖到的，泥跡斑斑，沒有看清上面的文字，回家后便扔在雜物筐里。因為牌子上有個圓孔，攜帶方便，夫婦二人隨后便吊在腰間當刮鋤板。第二年夏天鋤土豆時在地里丟失?？傻角锸諘r，又被犁杖趟了出來。

隨著夫婦年紀漸大，圣旨金牌被扔在地窖里一躺就是30年。1996年冬天，李父過世前，將金牌取出來交給兒子?？衫顟椆σ矝]把這塊不起眼的東西當回事，仍然丟在地窖里；此后，又把它存放在烏蘭浩特市的親戚安喜文家里，留下了一張牌子的照片。

1999年，李憲功做生意虧本，想起了這塊牌子。于是找到烏蘭浩特市姓劉和姓張的古董商人，將存放在安喜文處的牌子拿到烏蘭浩特市銀行，檢測出含金量為54%，劉、張二人同意收購，付了2000元定金。

可是，當劉、張二人用放大鏡看清金牌上的文字時，卻被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們將金牌照片發往全國各大博物館和業內朋友，以探詢有否同類文物丟失，并想知道上面文字的內容。然而得到的回復卻使劉、張失望：既沒得到同類文物被盜的信息，也無人識得上面的文字，更不知為何物，二人于是退了金牌索回定金。

李憲功感到心灰意冷，決定將金牌融化，以黃金價格出售。就在金牌即將被工匠融化時，經原任索倫王鎮長介紹，李憲功攜帶圣旨金牌找到江川……

聽了江川的介紹和肯定，李憲功便與弟弟李奎功帶著金牌奔往白城、沈陽、長春的古玩市場，也找過一些專家鑒定，但均 不認識牌子上的文字，更不知其為何物。二人又乘車趕往赴呼和浩特，與此同時，江川也帶上金牌的拓片和照片登上了西行列車……

李家兄帶著金牌折騰了兩個多月，一路受到冷遇，已經喪失信心。就在返回白城換車時，竟然將其丟在站前小旅店的行李底 下……

江川到達呼和浩特后，找到社科院、內蒙古大蒙古學研究中心及內蒙古文物店的教授和專家鑒定了金牌，幾位專家教授的意認證與江川認定的完全一致：牌子是八思巴文圣旨金牌，文字漢譯為“皇帝的圣諭是不可侵犯的，誰要違背，將會被處死?！?/p>

江川立刻給索倫鎮的王福嶺打電話，讓他馬上通知李憲功帶上金牌速來內蒙古大學……

李家兄弟再次來到呼和浩特，幾經周折，將圣旨金牌送到內蒙古最高學府，收藏 于內蒙古大學博物館，獲得了五萬元國家補償。

消息不脛而走，中央電視臺立刻拍成三集電視記錄片在《探索·發現》欄目播出，地方臺也緊跟播放。如果不是江川的識別和保護，這塊價值無法估量的圣旨金牌恐怕早已經化為烏有。

結束“文盲皇帝”歷史

成吉思汗是世界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然而在他身后，史學界均在誤傳他是一位目不識丁的文盲皇帝。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亞洲史研究界泰斗、法蘭西學院院士格魯塞就曾指出：“雖然成吉思汗終身為一文盲，他卻能接受來自文明世界的顧問，如塔塔統阿、耶律楚材及牙剌瓦赤父子等的建言”。其他如俄羅斯學者瓦·巴托爾德院士、美國中央亞考察隊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俄羅斯作家瓦西里·格里哥里耶維奇.揚切葳斯基、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等人也都如是說……endprint

江川在搞《成吉思汗箴言蒙漢合璧書法展覽》時，有文化界、史學界人士提出：成吉思汗如果是文盲皇帝，目不識丁，何以有那么多的哲理性箴言出口？

事情得從頭說起：籌備書法展初期，江川便專心致志于搜集整理成吉思汗箴言，書法家根據這些箴言寫成書法作品。作品中有一幅行書，書家是某團駐軍陳建群上尉。其資料由內蒙古大學歷史系教授包文漢先生提供。上諭曰：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下諭曰：傳道之語巳，命近臣：錄之簡冊，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續當請益焉。

1993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出期間，全國人大布赫副委員長參觀書法展覽時，特別關注了此書作。

《中國文化報》（1993年6月23日第1版）在報道中，著重指出書展開創了蒙漢合璧書法的先河，其中的史料澄清了有關元代開國皇帝目不識丁的誤傳。1994年，《成吉思汗箴言蒙漢合璧書法集》由《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結集出版。翌年夏，內蒙古學者王大方在《人才管理》（1995年第3期第）發表《樸素而偉大的真理——成吉思汗箴言》的贊揚文章。但在當時，由于受歷史誤傳的影響，仍有“成吉思汗不識字，哪能有這么多箴言”的輿論。顯然，這將直接影響對成吉思汗思想的認可。

文化是開啟智能的鑰匙。思維敏捷，具有雄才大略的戰略家竟然目不識??？這引起了江川的極大關注。在對《蒙古秘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他又獲得了內蒙古師范大學蘇德先生贈送的《成吉思汗封賞長春真人之謎》一書。針對 “成吉思汗不識字”的說法，江川最終撰寫出論文《成吉思汗識字否考》，發表在《內蒙古社會科學》（1995，第1期）。著名蒙古學專家蘇赫巴魯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據我所知，您是第一個論證成吉思汗不是文盲的人?！?/p>

1995年5月，《蒙古語言文學》（1995年，第3期），由浩斯巴特爾將其翻譯全文刊發；1996年12月20日《杭州日報》在第1版顯著位置以“成吉思汗是‘文盲皇帝嗎？”作了專題報道；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將該論文輸入民族研究文獻信息庫。

1997年，江川以特邀中國蒙古學學者身份，出席了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召開的第七屆國際蒙古學會議。在會上宣讀了論文《成吉思汗識字否考》，以其詳實史料，確鑿依據，環環相扣的邏輯性論證了成吉思汗識字是毋庸置疑的。

當讀到成吉思汗聆聽傳道之語，是何等認真，并命下人除蒙古文記錄外，要保留一份漢字記錄稿，“意示不忘”、“勿泄于外”，還要親自閱看記錄時，全場鴉雀無聲；等到論文宣讀完畢，會場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成吉思汗時期，因密件深藏鮮為人知，直到十六世紀末，才有版本傳世。因而，十七世紀以前，尤其是元末至十六世紀末的二百多年間，史學界稱為蒙古歷史上的黑暗時期。在沒有留下任何歷史文獻的情況下，中外學者從事研究、著作，推斷認為成吉思汗“目不識丁”雖在情理之中，但卻是毫無道理的。

《成吉思汗識字否考》獲得了各國專家學者的一致贊譽，紛紛與江川握手祝賀通過、合影留念；國際蒙古學協會立刻接收他為會員；蒙古國書法家協會還向他頒發了“雙喜”榮譽會員證書。

開啟一代天驕生活之旅

上世紀80年代，由張蝶演唱，至今又由蒙古族歌手格格演唱風靡神州大地的神曲“成吉思汗”中寫道：

成成成吉思汗＼有文明有魄力有智慧異常英勇＼成成成吉思汗＼不知道有多少美麗的少女們＼都想嫁給他?。?都想做他新娘＼他是人們心中的偶像……

在此之前，這首歌曲早已在德語地區、東歐、澳洲、亞洲和日本火爆起來，原唱樂隊由德國6名成員組成。之后，便出現了數不清的翻唱版本。

既然“不知道有多少美麗的少女們”都想嫁給成吉思汗，那么他的成婚之地到底在哪里呢？史學界向來其說不一，至少有十個版本以上。對于一位偉大軍事家何時何地開辟生活之旅這一重要課題，江川同樣進行了深入研究。

江川是筆者大學時期的同學，入學時只有16歲，在班里最小。他的身子骨單薄，經常獨來獨往；肩上挎著一架照相機來也無聲、去也無聲地往返于教室、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對于任何事物似乎都有一種認真鉆研和記錄的欲望。

大學畢業之后，他便一頭扎進科爾沁大草原深處。在年近50歲時開始研究《蒙古秘史》，雙腳踏遍了阿爾山、五岔溝、明水河、大石寨、索倫等成吉思汗鐵軍征戰過的古代戰場；為了考證成吉思汗的成婚之地，他又奔波南京、呼和浩特等地，與包括編撰《中國歷 史地圖集》蒙古部分的專家陳得芝教授和 中國蒙古史學會會長齊木德道爾基進行論證……

經過艱苦細致的研究和考證，江川撰寫的《成吉思汗訂親完婚之地考釋》發表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國際交流刊物《蒙古學信息》上（2003年第1期））。以確鑿詳盡史料 ，證明成吉思汗訂親完婚之地及闊亦田古戰場，就在在現今興安盟境內的明水河——寶格達山一段邊墻地帶的草原上。論文于2006年獲得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獎。

江川先生已經78歲高齡，他用整個后半生精力潛心研究蒙古史。站在歷史高度進行觀察和思考，取得了以上三項重要研究成果，對蒙元史學界作出了重要貢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