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教育的人文主義
——以歐內斯特·理查森為中心的考察

周 亞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241）

作為哥倫比亞學院圖書館經營學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的創立者，麥維爾·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改造了古典圖書館學知識體系，通過圖書館學教育確立了以圖書館經營管理為中心的現代圖書館學知識體系，其主體和成熟形態是實用的技術教育模式（但并非徹底的實用主義），奠定了美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基本框架[1]。與之相比，杜威同時代的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歐內斯特·理查森（Ernest C.Richardson,1860—1939）的教育思想則帶有強烈的古典圖書館學[2]知識特征與人文主義色彩，尤其表現為他對“圖書館科學”（Library Science）與“圖書學”（Book Sciences）的倡導。

1 理查森的生平與著述

1860年2月9日，理查森生于馬塞諸塞州沃本鎮一個英格蘭移民家庭[3]。1876年，他進入阿莫斯特學院學習。阿莫斯特學院是美國一所著名的文理學院。杜威、弗萊徹（William I. Fletcher, 1844—1917）、畢思科（Walter S. Biscoe,1853—1933）等圖書館學人都曾在該校學習或工作過。為了掙取生活費，理查森從大一時即在學校圖書館兼職擔任畢思科的助理[3]2。在畢思科這位“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學教師”[3]3的指導之下，理查森逐漸進入了圖書館學門徑。阿莫斯特學院秉持古典學術教育傳統，教學內容包括希臘語、修辭、三角函數、化學、生理學、代數、速記、法語、德語、希伯來和意大利語等[3]4，為理查森日后的圖書館史、目錄學、宗教史、西文古籍研究等學術研究工作和參與國際圖書館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礎。1880年，理查森從阿莫斯特學院畢業后進入哈特福德神學院，一邊在該學院圖書館工作，一邊學習神學課程[3]5。期間，理查森開始教授目錄學與古文書學課程，并先后被阿莫斯特學院、華盛頓和杰斐遜學院分別授予榮譽碩士和榮譽博士學位[3]9-10。1890年，理查森開始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館長，并教授目錄學與古文書學課程[3]14-22。1925年，他從普林斯頓辭職，轉任國會圖書館榮譽顧問。1939年6月3日，理查森病逝于華盛頓[3]62。

在理查森的圖書館職業生涯中，他努力推動美國學術文獻資源的建設、組織與共享。在擔任ALA目錄工作委員會主席和在國會圖書館期間，理查森成功領導實施了“B計劃”（Project B），促進了美國圖書館在聯合目錄編制方面（尤其是手稿、孤本等特藏文獻資源）的合作[3]37-43。此外，作為一位宗教史、圖書館史、目錄學專家，理查森還多次赴歐洲等地尋訪古籍、考察圖書館事業和古文書學[4]。在其一生中，理查森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著述。據布蘭斯科姆統計，理查森一生共有233部（篇）論著，包括圖書、小冊子、圖書章節、期刊論文、報紙文章等[3]92-93。他的學術研究廣涉目錄學、分類法、圖書館史、神學研究、古文書等領域，其中又以分類與目錄學成就最大，代表作有《分類法：理論與實踐》[5]《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分類系統：1900—1920》[6]《合作編目的若干問題》[7]等等。由于其卓越成就，理查森被英國圖書館學家塞耶斯（William Charles Berwick Sayers, 1881—1960）譽為“現代圖書館分類法研究的真正奠基人”[3]18。在專業協會活動方面，理查森曾擔任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主席（1904—1905）與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Institute）主席（1915—1918）以及ALA目錄工作委員會主席（1922—1934）、美國目錄學會副主席（1906—1909）、新澤西州圖書館協會兩任主席（1899—1901，1916—1917）[3]72-77。由于理查森對美國圖書館事業的杰出貢獻，他先后于1951年和1999年分別入選“圖書館運動的40位領袖”[8]和“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100位圖書館領袖”[9]，成為“與麥維爾·杜威、約翰·德納、查爾斯·卡特等圖書館偉人并駕齊驅”[3]105的圖書館事業先驅人物。

可見，理查森的古典知識訓練和神學教育背景，其長期的研究型圖書館工作和歐洲圖書館考察經歷以及他在目錄學、古文書學、神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工作，展現出理查森作為圖書館管理者與學者的雙重身份，而這些將進一步影響其圖書館學教育思想。

2 圖書館職業的雙重性質及對館員素質的要求

2.1 圖書館職業具有商業工作和學術職業的雙重性質

理查森善于從不同角度分析事物，對于圖書館的分析是如此，對于圖書館職業的分析也是如此。他認為，圖書館服務在于“準確快速地連接起讀者和圖書”（Connecting a Reader and a Book Surely and Promptly）[4]5，即為人找書、為書找人。在“連接”讀者與圖書的過程中，圖書館工作的流程和內容使得圖書館職業具有了兩個方面的性質。

一方面，他認為圖書館職業有商業工作的性質——商業交易的是商品，而圖書館職業交易的則是包裹著知識的圖書：“它買進和賣出、儲存和傳遞著知識，處理圖書包裹，把它們運送到人的思想這個工廠里，以用于創造鮮活的知識”[10]290。圖書館選書、購書、登到、上架、流通、借閱等程序，類似于工業的流水線。在這個流水線工作中，涉及購買、儲藏、運輸、人事管理、工作分析、預算、會計、推銷等商業技巧[10]290和圖書處理的實用技能。因此，圖書館學教育需要對這些實用方法進行訓練。

另一方面，理查森認為圖書館職業是一種“學術職業”（Learned Occupation），圖書館工作關注的是知識（包括蘊含在書中的知識和人自身的知識），圖書館要促進知識與學習。在理查森看來，這一點是圖書館職業的主要性質：“圖書館區別于其他商業活動的地方正在于它所關注的‘貨物’是知識”[10]289-295。因此，他認為，圖書館學教育要培養了解圖書內容、了解知識的人。圖書館職業商業層面的特點是其“殼”，其知識性特點是其“核”。因此，這兩個方面對于圖書館學教育來說都不可缺少。

2.2 圖書館員素質要求

在《做一名圖書館員》一文中，理查森更全面地列出了以下圖書館員所需要具備的素質：①技術細節知識，例如圖書印刷、裝訂、處理過程中的知識以及圖書館建筑知識等；②寬廣的語言知識，拉丁、希臘、希伯來、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西班牙語等語言以及這些語種的文學知識；③世界范圍的百科全書、文學史、目錄學方面的知識；④商業知識，書價、購書源、折扣、圖書拍賣、對古董商方法的學習。除了上述文化知識，圖書館員還需要具備充滿活力、勤勉努力并不斷進取的個性特點[11]。

以上理查森對于圖書館員綜合素質的要求，體現出他對圖書館職業既有商業性特點又有知識性特點的認知——圖書館員既要懂得圖書館經營，又要懂得圖書內容與知識?！蹲鲆幻麍D書館員》一文寫于1890年——當時理查森已經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做了十年的圖書館長，長期接觸到各種語種的宗教研究文獻，積累了豐富的目錄學教學經驗和圖書館工作經驗。因此，他對圖書館員素質要求的看法浸潤了自身經驗，帶有鮮明的研究型圖書館館員痕跡。

3 對圖書館學教育的批評：多圖書館經營，少圖書館科學

從理查森對圖書館、圖書館職業性質、圖書館員素質要求的理解可以看出，在他的觀念里，圖書館職業不只是一門只需要技巧與方法的職業，更是一門需要知識與學問的職業?？梢哉f，他對圖書館職業具有很高的期許。與此相對應，他對圖書館學教育也有較高的期許——因為它承擔著向圖書館職業輸送人才的重任。然而，他對圖書館教育的期待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產生了落差。

3.1 圖書館經營與圖書館科學

在理查森的理解中，圖書館學教育既應該包括圖書館經營管理各方面實務技能——圖書館經營（Library Economy），又要包含科學化的理論、原理與人文知識——圖書館科學（Library Science）。

早在1885年ALA年會上，理查森就試圖對圖書館學體系進行系統界定，包括圖書館科學、圖書館經營、圖書館事業、書籍藝術、目錄、版本、目錄學理論、版本學理論、分類學等分支的定義、歷史、方法和文獻[12]。當時他用來指稱圖書館學的“Bibliothecal Science and Economy”即已包含“Science（科學）”和“Economy（經營）”兩個方面。顯然，在理查森的理解中，“圖書館經營是應用圖書館學”[13]9，而非它的全部內容。這和杜威1884年對圖書館學內容范疇的界定（以最好和最經濟的方法對圖書、小冊子和叢書等各種圖書館資源進行選擇、購買、處理、編目、索引和管理時所需要的所有專門訓練[1]）相比，已經得到大為擴充。理查森的界定涵蓋各分支的定義、歷史、理論、方法等層面的內容，更近于一個完整的學科內容體系，而杜威的界定則主要關注圖書館工作方法的應用層面。

到了1916年理查森擔任美國圖書館學會主席之時，他又再次為圖書館學正名。在當時，圖書館學教育仍未能有效地提高圖書館學的科學性，仍有一些人只認同“圖書館經營”而不承認“圖書館學”。對此，理查森進行了反駁：有些人對于是否要使用“圖書館學”一詞感到猶豫不決。他們說，圖書館工作是一門技藝而非科學。這些人說：“圖書館經營——我們理解，但是，至于圖書館學，不過是一門應用技藝的偽學者式的標簽（A Mere Pedantic Label for a Useful Art）?！薄f圖書館學不存在就好比說圖書館不存在一樣（荒謬）。任何一種可以被描述和分類的事物，都足以成為一門科學的原材料[13]9。

在1957年的中國，劉國鈞同樣認為：“人們不否認一條蚯蚓、一片樹葉以及吃飯睡覺都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為什么要否認客觀存在著上千年而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作用的圖書館可以成為科學研究對象呢？要知道，宇宙間一切客觀存在著的現實，一切對人們生活有影響的客觀實在，那怕是最輕微的影響，最微細的現象，都可以而且也應該成為人們認識的對象，科學研究的對象”[14]。顯然，圖書館也應該可以成為科學的原材料。因此，理查森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學科無疑，它的原材料和研究對象則是圖書館：作為真實存在事物的圖書館，是收藏圖書的物理空間。它們組織和管理圖書以滿足各種需要，服務于知識傳播與知識創造?，F有和所有曾經存在的圖書館，其屬性和功能，其形態和機理，其起源和命運，均可以成為圖書館學關注的范疇[13]9。這種認知體現了其思想的高度。他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堅持，在當時倡導實用的大環境下，實屬難得。

3.2 對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批評

然而，當時的圖書館學教育，過多地關注圖書館經營的技巧與方法，對圖書館科學知識性內容的關注不夠。理查森批評了注重實用但缺少理論和學術內涵的圖書館學教育模式：“當前的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人事工作和圖書館經營中存在著一種傾向，那就是強調有效的方法、行動能力、所謂的現代銷售人員的方法，整體浮躁而喧嘩，勝過對反思、知識、學習、鑒賞力、同情心、人文發展以及對其他將圖書中的知識和個人知識關聯起來的各種要素的重視?！盵10]290在理查森擔任ALA圖書館學院委員會委員和圖書館培訓委員會委員時，也不斷強調這一點。

1890年，理查森任ALA圖書館學院委員會委員時，他對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的教育目標、教學條件、課程設置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考察。他認為，該校的教育目標是“圖書館經營”，而很少涉及“圖書館科學”的內容。雖然已經增加了目錄學方面的課程，但是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的比重仍然較少，其重點仍然放在技術和實踐內容，缺少科學和原理方面的內容[15]C93-C94。這在理查森看來是一個“真正的危險”[10]291。1901年，理查森任圖書館培訓委員會委員時，他對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普瑞達學院、德雷克賽爾的圖書館學教育狀況進行了考察。在考察報告中，他再次批評了圖書館學教育中過度的技術傾向。他盛贊了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旣悺し茽柌駹柕拢∕ary Salome Cutler Fairchild，1855—1921）的“圖書評價”專題課程和普瑞達學院瑪麗 ·普拉默（Mary W.Plummer, 1856—1916）的搖籃本與古文書教學，但這些學校的課程設置仍然在整體上呈現出只著眼于現實需要的傾向[16]。

顯然，理查森對圖書館學教育的批評與他本人偏重人文研究的學術風格是一致的。技術教育并非是壞事，但是，如果只有技術教育而忽略了其他重要方面，那么這種教育則是不全面的。正如理查森所說：“如果只教學生怎么訂購一本書而不知道要訂購什么書，或者只知道怎么核對一本書但卻不知道一個完美的復本都有哪些要求，那么，其用處也不會很大?！盵15]C94因此，他在1901年的考察報告中認為不同的圖書館學院要有不同的培養任務，提倡有差別的圖書館學教育體系：在他看來，德雷克賽爾學院和普瑞達學院可以主要實行一年制技術教育；而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和伊利諾伊大學圖書館學院可以培養授予高級學位的圖書館科學人才，例如搖籃本等古籍的編目人才、古文書學人才。在報告中，他認為或許可以培養古文書學方向并兼輔修語言和文學的博士[16]686。理查森在這里所提出的，乃是一種圖書館學教育科學化發展的路徑，可以說發芝加哥學派之先聲。

4 圖書學：圖書館學教育不可忽視的領域

面對圖書館學教育過于偏重技術與管理方法的現狀，彌補圖書館科學內容的不足，理查森在1916年的《圖書館學的領域》[13]一文中提出讓圖書學成為圖書館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期促進圖書館學的學術研究，提高圖書館學教育的科學性。

4.1 圖書學是什么

在理查森看來，圖書學是圖書館學的重要內容，有助于彌補圖書館學教育過于重視圖書館經營的不足。他認為圖書館學與圖書學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圖書館是由圖書組成的。圖書館所關注的是圖書的世界，從圖書的創造、出版、到被各種分銷商發行傳播，再到其聚合到圖書館里、被讀者消費?？梢哉f，圖書館員的工作涉及一本書的整個生命周期[13]9-1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圖書學應是圖書館學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理查森所理解的圖書館科學就等于圖書學——二者所關注的核心都是圖書。

理查森認為，每一門科學都包括研究、教學和應用。對于圖書學來說，其應用領域是收藏有印本古籍和各類手稿的大型大學圖書館或參考圖書館等研究型圖書館[13]10。這些圖書館除了收藏現代印刷本圖書以外，還藏有大量搖籃本古籍、古舊印刷書和各種形式的寫本，如泥版書、羊皮卷、紙沙草古籍、碑銘文獻以及古錢幣等博物館藏品。然而，當時的圖書館學教育卻很少教授這些文獻的研究與管理方法。圖書學所針對的正是這類特藏文獻，它在圖書館的具體應用包括：如何保存未焙燒過的泥版書、易碎的紙沙草或者含有舊的城邦記錄的古書，而不致使其成為碎片？如何對阿比西尼亞卷軸等特殊文獻進行排架？如何判斷某個縮微圖是否出自14世紀歐洲圖書插圖畫家珍·皮塞勒（Jean Pucelle，1300—1355）的車間？如何描述手稿、硬幣或博物館物品？如何排列硬幣？如何描述雕版？怎么判斷碑銘或手稿的年代？如何考定手稿的作者？如何判斷是偽造等等[13]11。理查森認為，這些問題應引起圖書館學院的關注。

由于其關注的文獻的特殊性，因此，圖書學必然涉及寬廣的專門知識，如古文書學、錢幣學、印章學、雕刻、檔案學、博物館學、出版史、裝訂、插圖知識、科學百科知識、對特殊語言文字的學習以及對許多專門領域知識的學習，尤其是歷史和藝術[13]10?？梢?，此圖書學所涉內容廣博，事實上，從他所使用的Book Sciences一詞來看，復數形式的“Sciences”即表明了這不是一個如分類、編目等內容較為具體的方向，而是涉及許多專門領域的綜合性學問與分支學科群。

4.2 圖書學的研究范疇

正如理查森所說，一門科學的內容要包括教學、應用和研究不同層面。作為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圖書館員，理查森尤其注重圖書館學的學術研究。圖書學作為圖書館學的分支，自然也應該包括具體的研究領域?？偨Y起來，理查森將圖書學的研究主題分為以下幾大類：①著述。這一點和心理學有交叉，主要研究作品的創作及背后的心理因素、錯誤的產生原因、作品和出版物的閱讀等。對圖書創作的研究有助于讀者的閱讀和有效管理。②出版?？谑鲎髌芳皞鞑ィㄈ缬我髟娙?、《摩西五經》的口耳傳播、浮士德傳說等）、手寫出版（碑銘研究、紙沙草文獻、牛皮卷等）、印刷出版（早期出版史、機械出版、裝訂、插圖等）。③圖書復制。各種形式的復制、抄寫工作，如對抄寫員、印刷工人的研究。④傳播。如古代圖書市場、書價、訂購、拍賣、售書目錄等。⑤（圖書版本的）變化：文本、歷史和文學批評，傳播中的偶然誤差、手稿的傳承、合作作者、版本、主觀改變、剽竊等。⑥作品新形式的起源：圖書編輯，新的學術思想的產生及變化。這一研究方向與科學史和學術思想史研究相交叉。⑦圖書的幸存（及亡佚）。研究一本書的幸存、一個作品的延續、一類圖書的幸存。具體研究問題如圖書材料、保護方法、圖書亡佚、圖書評價標準、善本書等。⑧收藏。包括圖書的私藏與公藏。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圖書館的歷史和圖書館經營各方向歷史（如編目、分類、圖書館建筑等），圖書館員傳記（包括古代和現代圖書館員），私人圖書館，圖書存藏地的變遷（如某個圖書館藏書的匯聚與散布、流落，歷史上的圖書失竊現象等），對單本藏書（尤其是手稿、早期印刷書、善本、古文書）的考訂工作和詳細準確的著錄等[13]11-15?？梢?，圖書學主要是從人文的角度（如歷史、文學）來研究圖書的生命周期。

上文已經指出，理查森所說的圖書學與圖書館科學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可稱之為當時的理論或人文圖書館學，而圖書館經營則相應地被稱為應用圖書館學。因此，在他的概念中，從人文的角度研究圖書的著述、出版、傳播、變化、收藏等圖書學內容就是對理論圖書館學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圖書館學的人文內涵和知識含量。理查森希望通過在圖書館學教育中引入圖書學的教學與研究，以改變技術和方法占主流的圖書館學教育現狀，使圖書館學向著更加全面均衡和系統化的方向發展。

5 理查森人文主義思想的歷史命運與當代價值

在20世紀前20年的美國圖書館學教育以技術和工作方法教育為主的背景下，理查森批判了知識與人文內涵缺失的圖書館學教育現狀，提出了富有學術性和理論色彩的教育主張：圖書館職業的雙重性質要求圖書館員既要懂圖書館經營，又要懂得圖書內容與知識；圖書館學教育既要包括圖書館經營，又要包括圖書館科學；開展圖書學的教學和研究；等等。理查森希望在圖書館實用內容外增加更多具有學術性和人文知識含量的教學內容，從而促進圖書館學教育的全面均衡發展。正如艾瑪 ·鮑德溫（Emma V. Baldwin，1877—1952）所說：“理查森先生提醒了我們，圖書館學不只一面?！盵17]理查森在圖書館學教育方面的一系列主張（尤其是圖書學），是對杜威以實用為主的技術教育模式的補充與修正，帶有明顯的西方古典圖書館學知識特征和人文主義色彩。

拉里·奧斯特勒（Larry J. Ostler）等人在討論美國圖書館學院關閉問題時不無遺憾地說：“一些圖書館人，如杰西·謝拉和歐內斯特·理查森，倡導更為強調學術和理論研究的圖書館員人文教育。然而，這些思想家的主張卻大都被圖書館學教育家們忽略了，也并沒有在任何程度上落實在圖書館學院的課程體系中?！盵5]作為美國圖書館界的領袖人物，理查森的教育主張并沒有在當時的圖書館學教育界得到強烈回響。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原因。首先，缺少將教育思想轉化為教育試驗的途徑。雖然他曾為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講授分類法課程，但理查森的主要身份是圖書館館長，而非圖書館學院專職教師，更不曾擔任圖書館學教育機構的管理者。雖然他曾先后擔任ALA圖書館學院委員會和圖書館培訓委員會委員，然而，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ALA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BEL）尚未成立，ALA對圖書館學教育界的影響非常有限。其次，理查森的個性原因。布蘭斯科姆認為，理查森不善交流的缺點和他易怒、倔強、好斗的個性影響了其思想被世人和同行所接受，他從哈特福德神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離職以及其晚年與ALA執行委員會產生的摩擦都與其鮮明的性格有關[3]100-102。再次，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層次。上文我們已經指出，理查森的圖書館學教育思想帶有鮮明的研究型圖書館和人文主義的色彩。他倡導的圖書學可能更適用于研究型圖書館高級人才的培養。然而，在20世紀前20年，美國圖書館界需要的或許仍主要是應用型人才。在這種條件下，對于圖書館學教育機構來說，花主要精力去培養了解圖書館基本工作內容的圖書館員顯然是一種更為經濟實用的辦法。理查森對于圖書館學科學性的吶喊，對于培養古籍人才的呼吁和對圖書學的倡導，或許在美國一些圖書館學院看來，尚是一種理想化的主張。另外一個現實問題是，在當時能夠提供給諸如古籍整理人才的崗位相對較少[19]。在1901年理查森對圖書館學院的考察報告中，他發現“圖書館學院的課程完全遵從職業的現實需要”[16]。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于20世紀前20年的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實踐中。因此，雖然理查森著力倡導圖書館科學和圖書學，但其主張只停留在思想的層面而并未轉變為教育實踐。

20年代末，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生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GLS）成立。在喬治·沃克斯（George A.Works,1877—1957）和路易斯·威爾遜（Louis R. Wilson，1876—1979）的先后領導之下，GLS倡導借用社會科學改造圖書館學、以學術研究提升圖書館學教育水平，促進了圖書館學與整個社會以及社會科學的融合，提升了圖書館學教育的科學化[6-7]。GLS的成立可算是對理查森教育思想的歷史回響，只是這種回應并非理查森本人所促成的。而且，GLS引領下的圖書館學科學化與理查森所主張的圖書館科學又有著不同之處。理查森希望在圖書館學教育中更多地開展圖書館科學和圖書學的教學與研究，實則是嘗試從人文路徑提升圖書館學的學術內涵，從而將其打造成為學術職業。雖然皮爾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 1884—1953）是GLS中典型的人文主義者，不過，GLS的整體教學風格與學術旨趣主要偏向社會科學。因此可以說，理查森和GLS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圖書館學科學化路徑。

理查森的人文主義思想對于當今圖書館學教育有其現實價值。無論是理查森所倡導的研究圖書著述、出版、傳播、變化、收藏的圖書學，抑或是關注文獻編纂、出版、傳播、亡佚、版本、目錄、典藏等領域的中國文獻學，均以文獻內容和知識為中心，只是二者所關注的具體文獻對象及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環境不同。中西圖書文獻之學、圖書館事業的理論基礎與職業價值等人文知識是圖書館學內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其學術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已成為圖書館學的“文化基因”。對于極為關注“人”的需要的圖書館職業來說，人文精神的培育和文化價值的堅守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代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教育面臨轉型和變革的今天，理查森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的主張則又有了歷久彌新的價值。

（來稿時間：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