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奎“三杰”藏書題識輯考

于 勇

（齊齊哈爾市圖書館，黑龍江 齊齊哈爾 161000）

齊齊哈爾清代時為黑龍江省省會，舊稱為“卜奎”。清末民初在黑龍江有三位著名的學者——張朝墉、張伯英、張延厚。此三人長居省城齊齊哈爾，并在政府部門內任職，在政界內享有很高聲譽，尤其在詩詞、書法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被地方志研究者稱為卜奎“三杰”，又稱卜奎“三張”。三位不僅是書法界的精英，也是藏書愛好者，齊齊哈爾市圖書館（以下簡稱齊圖館）藏有他們捐贈的大量古籍珍本，其中古籍圖書13種，書法碑拓類33種，計有百余冊。這些藏書中有被《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收入的《楚辭》，有《古籍善本書目》收入的《奉天錄》《空同集》等。卜奎“三杰”也是編修《黑龍江志稿》（以下稱《志稿》）的有功之人，對黑龍江地方志的撰寫貢獻巨大。

筆者從齊圖館收藏的此三人的古籍文獻中，選出6種從未發表過題識者進行考釋，以豐富對卜奎“三杰”藏書特色的研究，也希望通過這些藏書題識的考釋，了解此三人為黑龍江文化藝術做出的貢獻。

一、張朝墉

張朝墉（1860-1942），字北墻，一字伯翔，晚號半園老人。以蓄長須，又被稱為張髯。四川省奉節縣永安鎮人（今屬重慶市）。自幼聰慧好學，工詩文，精書法。光緒年間中拔貢，有“夔門才子”之稱[1]。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離川遠游至黑龍江，入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1860—1930）幕府。民國3年（1914）受聘于黑龍江通志局為纂修，纂成《黑龍江物產志》，后人評論此書“廣博詳實，超過前人”。

1.《楚辭》

《楚辭》二卷，（楚）屈原、（漢）賈誼等撰。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烏程閔齊伋?？倘子”?，二冊。白口，四周單邊無格，無魚尾，半葉9行，行19字，小字雙行，行18字。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05037），編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錄至《黑龍江珍貴古籍要覽》。書中鈐有“白翔”“半園”“張朝墉印”。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朔日，黑龍江卜奎倉西公園落成,蜀東張氏敬置此編,以供好古者瀏覽焉。白翔記（下有鈐印“白翔所作”）

按：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朝墉受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委派，于卜奎（齊齊哈爾）城西廣積倉址拓土辟地，創建公園。張朝墉利用自然地勢，“筑臺鑿池，橫架長橋。池西列白石幾案，迤東穴洞通道，達于園表，稱眾妙之門。亭南建一大廳，雕梁畫棟，備極顯敞”[2]。公園內還建有花圃、軍政俱樂部、球房、茶座等設施。因位在廣積倉舊址，故名倉西公園（1917年改名龍沙公園），為邊塞首創第一座公園。

1907年5月，俄國沙皇在倉西公園內建立領事館，占據公園近一半的面積，張朝墉十分氣憤，遂改號為“半園老人”以表憤慨。1907年9月，為慶祝倉西公園建成，張朝墉將《楚辭》贈與倉西公園，與其他圖書一并放在軍政俱樂部內供游客休息閱讀。1914年8月，朱慶瀾（1874—1941）督理黑龍江軍政要務，組建黑龍江通志局，辦公地點設在卜奎城西黑龍江圖書館內，聘請張朝墉任纂修。張朝墉在離開倉西公園時，將這本珍貴的《楚辭》帶到了黑龍江圖書館，并轉贈給黑龍江圖書館收藏，是書流傳至今。

2.《朱伯廬先生治家格言》

《朱伯廬先生治家格言》一冊，（民國）張朝墉臨，民國22年（1933）寫本，經折裝，12幅，書內鈐有“張朝墉印”“白翔”印。

格言凡五百一十字，語語質實可守，此清初朱致一先生所作，或誤以宋朱文公且混入本集者也，致一先生名用純，江蘇昆山人，父集璜，前明貢生，殉國亂用純痛之，取王裒攀柏事，自號柏廬，其生平所學以主敬為程著，有《愧訥集》行于世。

艮廬先生治國才也，而不忘齊家之。文囑書一過以為家范，以教子孫是守大學家齊而后國治之義也，圣門之徒也。癸酉十一月，七四老人蜀東張朝墉，時同客齊齊哈爾書訖并志（朱方印“張”白方印“心香”）。

按：書衣題“朱伯廬先生治家格言，半園題，艮廬藏，逷廬署”。下鈐有“厚印”、“公竺”。此本由張朝墉書寫，于駟興收藏，張延厚題寫書名。

于駟興（1878—1942），字振甫，號艮廬，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入吉林將軍恩澤幕府，隨恩澤調任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光緒二十四年（1898），于駟興轉入壽山將軍幕府，在黑龍江將軍署司文案工作[3]。曾于1934年至1936年任黑龍江省立圖書館館長。于駟興一生酷愛讀書，收藏經史子集一萬余冊，大多為新刊大型古籍圖書。這些珍貴藏書由他的后人于1946年捐贈給齊齊哈爾圖書館收藏。

朱柏廬《治家格言》，也稱為《朱子家訓》，在清代奉為“治家之經”，世間流傳甚廣，其宗旨是勸人勤儉守己，修身治家，誠實待人，與人為善，為歷代家庭教育的經典，在現今社會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張朝墉與于駟興私交甚好，他74歲時為于駟興臨寫《治家格言》，可見關系非同一般。1933年，兩人一同參與創建卜奎龍沙詩社活動，張朝墉被公推為社長，于駟興為社監，兩人在此期間結下深厚情誼，以此推斷此本就是在此階段臨寫?！吨渭腋裱浴?22字，冊內寸方紅格，每幅42字，字跡端莊，嚴謹穩健，行筆流暢純熟，精致典雅。

3.《王寶常臨大唐王居士磚塔之銘》

《王寶常臨大唐王居士磚塔之銘》一冊，（清）王性存臨，清光緒八年（1882）寫本。經折裝，10幅，書內鈐有“半園”。

寶常先生能書能畫，蓋中州聰明才智之士也，所臨磚塔銘尤得其神似，足見平日伏案之勤。

矞文兄得而師事之，故學有根柢，修己教人，罔不篤守其師法。寶常去今已甲子一周，而其流風余韻，尚得游衍于邊方之藝林誠非偶然也。癸酉十月西蜀張氏朝墉（下鈐有白方印“半園”）

按：書衣由張朝墉題寫“王寶常臨磚塔之銘，矞文珍弆，半園”。

王性存（1844—？），字味余，號寶常，河南光山縣人，優貢生，光緒初以同知署山西榮和縣知縣。光緒四年（1878），因捐納接濟案被山西巡撫奏參革職[4]?！肚鍖嶄洝返伦诨实垆浀诎耸呔碛涊d“光緒五年，壬午，王性存。藉罰捐賑款為名。藉端漁利。復降旨將王性存革職”?！巴跣源嬷鴱闹匕l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以儆官邪”。王性存發配至齊齊哈爾后，隸屬齊齊哈爾水師營，釋罪效力。光緒十一年（1885），王性存獲赦歸里，卒年不詳。

《磚塔之銘》為歷代奉為楷書名帖，此碑成于唐高宗三年（658年）十月，明萬歷年間出土，因碑石質薄且脆，出土后碑體斷裂多塊，完整的拓本十分罕見，故拓本在世間流傳極少。該石刻書法婉潤秀整，深獲世人喜愛，歷代書法名家都曾臨寫過此帖，后人稱之為“小碑之最”。王性存所臨《磚塔之銘》乃光緒壬午年（1882）“展重陽”節，為詩友王云端而臨。王云瑞，字矞文，喜詩，工書法。張朝墉認為王性存所臨《磚塔之銘》深得原作之“精髓”，字體勁健，深秀精工，書風娟秀、暢朗瘦勁，達到“神似原碑文”的程度。

此題為“癸酉（1933）十月”所題，題中所語“寶常去今已甲子一周”，指王寶常1885年獲赦離開齊齊哈爾已近六十年之意，實則為五十七年，而非整六十年。

二、張伯英

張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號云龍山民，晚號東涯老人。江蘇銅山（今徐州市）人，為著名書法家和學者。32歲中舉，宣統二年（1910）考得七品京官，遂入京供職。辛亥革命后，于北洋政府陸軍部、國務院秘書廳任執政秘書。民國14年（1925）辭職。民國18年（1929）11月，聘請張伯英至齊齊哈爾出任黑龍江通志局總纂、省政府參議[5]。張伯英主持編修《志稿》工作后延聘“夙著文望”的張從仁、孫宣、黃維翰、孫雄等著名學者與原任分纂的魏毓蘭、韓樸全、張家璠等分任通志局纂修和分纂。

1.《唐詩英華》

《唐詩英華》二十二卷，（清）顧有孝編輯，清順治十四年（1657）嘉興九思堂刻本，十二冊。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邊，半葉9行，行20字，編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8235）。書中鈐“吳氏書林”，書衣鈐“萬福麟印”印，名下有“瑞錦堂藏書”印。

此書于甲寅春得自武昌，攜至開封軍書房，午中時展讀以自遣，及來都不久，置高閣。適見《唐詩鼓吹》評本，取以相校，如見故人也。癸亥九秋，伯英識于小來禽館。

按：顧有孝（1619—1689），字茂倫，號雪濰釣叟，江蘇吳江人，明末諸生。著有《雪濰釣叟集》《江左三家詩鈔》《樂府英華》等[6]。

《唐詩英華》在清初期曾列為禁書，康熙朝后得釋。是書從唐詩諸集中抄錄輯編，卷一至卷二十為初唐至晚唐詩，卷二十一為內子名媛詩，卷二十二為五代詩，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為補遺、嗣刻，收錄唐詩約三千余首。張伯英題中語“此書于甲寅春得自武昌，攜至開封軍書房，午中時展讀以自遣”。民國甲寅年（1914），張伯英參加段祺瑞領導的北洋政府軍“圍剿”河南白朗起義軍，將《唐詩英華》帶至開封，以作休閑閱讀。由于國內軍閥連年混戰，張伯英一直忙于軍務，無暇靜心閱讀。民國十二年（1923）閑居北京，看見《唐詩鼓吹》評注本，喚起重讀《唐詩英華》的興趣，并作此題。題中所言“適見《唐詩鼓吹》評本，取以相?！?。史上有關《唐詩鼓吹》的評注本很多，版本十分復雜，許多名家都曾評注過此書，有元代郝天挺，明代廖文炳，清代錢謙益、楊三餳、吳汝淪等，張伯英沒說明此本究竟是何人所注。

2.《王奉常書畫題跋》

《王奉常書畫題跋》二卷，（清）王時敏撰，清松竹齋紅格抄本，二冊。白口，紅單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下鐫“松竹齋”，半葉9行，行24字。書衣有“萬福麟印”，書中鈐有“李在銑印”“芝陔”“入境廬”。

今所傳者即李氏刻本。奉常，一字大年，他書中所未見“惟岳云樓所藏”，長卷有之（朱文印“勺圃”）。

按：王時敏，明崇禎初曾任太常寺卿，人稱“王奉?！?。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又號西廬老人、西田主人，江蘇太倉人。明代大學士王錫爵之孫。萬歷二十九年（1601）進士，崇禎初，蔭官太常。入清不仕，陰于歸村。姿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行楷摹枯樹賦，隸書追秦漢[7]。

題中所語“今所傳者即李氏刻本”，是指通州李玉棻?？瘫?。此書就是以李氏甌缽羅室刻本為底本而抄寫，是本曾由李在銑收藏，后轉張伯英手中并作識。1929年萬福麟（1880—1951）聘請張伯英任《志稿》纂修，張伯英將此書贈送萬福麟，1930年萬福麟又將此書捐贈給新建黑龍江圖書館（齊圖館前身）。此書小楷精抄，書中無敘無跋，書內四周空白處有無名氏小字批語，疑是張伯英所批。題跋目錄最后一題由他人續抄，為小字行書，與原書字體相遠。與李氏刻本校之發現是遺漏后續補，由何人續寫無從考證。題中所語“一字大年”，為王時敏三子王撰，王撰（1623-1709）,字異公，一字大年，號隨庵、蘇州府太倉（今屬江蘇）人。工隸書、山水，筆墨超逸，峰巒樹石，無不肖似時敏[8]。張伯英認為此書不是岳云樓藏本，因為書中沒有岳云樓藏書印，“長卷有之”是指王時敏真跡《溪山雨意圖》長卷上印有“惟岳云樓所藏”之印。

三、張延厚

張延厚（1871—？），字伯未，號公竺，安徽桐城人，日本政法大學畢業。民國初年張延厚任洮南縣知事，后任黑龍江督軍公署秘書，又任黑龍江省通志局總纂。著有《英法政教概論》《歐洲各國憲法管窺》和《惜味軒詩文鈔》《古韻今通》等[9]。他長于詩文，并工書法。他在1926至1928參與了《志稿》編纂工作，于駟興在《志稿》敘中語“雖以桐城張孝廉、延厚補金君之所未竟者”，足以證明張延厚在編撰中之重要，他雖沒有參與其后續工作，但也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在黑龍江客居期間與張朝墉、于駟興、魏毓蘭等人交情深厚，常以書會友。

《端刻天發神讖碑》

《端刻天發神讖碑》一冊，（清）姚京受刻，光緒三十四（1908）年拓本。經折裝，52幅，書衣鈐有“張祖冀”“逖先”“磊龕”。

憶戊申三月，余自京城乞假省先君子于金陵，其時巨農適寓予家，承浭陽端公之囑為復刻黃初及此碑，余弟仲甲為之助較量。伯末（白文印“延厚私印”）

按：拓本末有張延厚作識，識中語“弟仲甲為之較量”。張延奐（生卒不詳），字仲甲，又字公媺，張祖冀次子，張延厚之弟。篆、隸、楷皆有可觀。未弱冠，所臨漢、魏、唐碑已不下八百種，有《蝸廬印稿》[10]。此本是端方（1861—1911）任兩江總督時，命桐城縣令姚京受覆刻《天發神讖碑》，此碑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成，由姚京受拓印成冊，冊內有張祖冀、馬其昶、姚永樸、吳芝瑛、廉泉等名家題識。張延厚在“戊申三月”回鄉探親經過金陵（南京）時，曾見張延奐作為姚京受的助手參與覆刻工作，拓本上有張延厚作識，證明此本為初拓本。

端刻《天發神讖碑》拓本由張延厚帶至齊齊哈爾，1931年“九一八”后，東三省局勢日益動蕩，張延厚離開齊齊哈爾時將此拓本散佚坊間，1935年鄂士翹購得此本。鄂士翹（生卒年不詳），字弌鶚，號輟耕齋主人，沈陽人，黑龍江?。駠┱貢?。鄂士翹在此本中有識，識語稱“乙亥秋，有人持帖求售，啟視之，知為姚公重刻本，且有磊翁張祖冀先生題志暨各名流鑒賞”，“故以百金易之”。講述了購買拓本的經過。1946年，他將此本同其他古籍一并捐贈給齊齊哈爾圖書館。

綜上所述，齊齊哈爾圖書館收藏的卜奎“三張”藏書，多為三人的書法類作品，也集中反映出三人在“九一八”事變后，逐漸淡出政界，不問世事，潛心研究書法藝術的隱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