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言到輿論
——明代民情表達方式的變化

張兆裕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社會輿論是民情民意的表達，中國歷代統治者對社會輿論都十分重視，《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尚書》載西周時期有官員專門征集民意，“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要求“工執藝事以諫”。明代也是這樣，統治者對民情民意高度重視，明初即設立建言制度，允許天下臣民建言獻策。但至明中期以后，相關制度逐漸被廢置，加之社會的變遷，以及國家政治多有不符合民意者，于是納入政策系統內的民情建言被徹底邊緣化，而關乎政治、社會的公共輿論日益發達，形成明后期民意表達的特色。

一、明代的民情建言

起家于民間的朱元璋深知民情民意對于國政的重要，他在建立明朝后出臺了一項政策，即允許民眾向朝廷發表對于國家政策、身邊事務的看法，并提出改進意見。人們提出的建議，當時被稱為“民情建言”。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要求：“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同時告誡各級官員“毋得阻擋”①(正德)《明會典》卷七六，四庫全書本。。并將這個想法寫入《大明律》，他還制定了《建言格式》，并專門撰寫了《建言格式序》，以規范建言和申明建言的意義。這無疑是朱元璋重視民情的舉措，也反映出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政策，對民意進行有效疏導的意圖。

為了進一步保證民情建言的落實，明代從宣德三年開始設立建言會議制度，專門討論天下臣民的建議。建言會議由禮部主持，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以及通政司、大理寺等官員參加，這是專門的工作聯席會議，定期舉行，會上根據建言內容，有的直接提出處理意見，有的由職能部門會后研究處理。一般是對于已有成例的，給予再次申明；對于沒有成例，且具有普遍意義的建議，則確定為新例。明代有許多政策都是在建言會議上制定的。

在國家的這項政策下，明代民間建言十分踴躍，內容也十分廣泛?！秾嶄洝酚涊d宣德三年四月的建言會議研究了“郡縣官吏軍民利病凡二百余事”，“有益于民可行者八十事”*《明宣宗實錄》卷四一，宣德三年四月壬申，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印本，1962年。，再如成化五年底的建言會議一次即議準180多項建言，而“泛言難準”的不在數內*(明)戴金：《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三，見《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四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頁。。成化時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每次議準的建言都在數十項以上。這側面反映了民間建言的踴躍。而在這些建言中，凡經濟、軍事、禮儀、刑名等與國家政策相關的，均在討論之中，而尤其是發生在人們身邊的官員貪腐、違規違制、侵害民眾利益等現象反映最多。

可以說，明代的民情建言既使朝廷了解了社會治理中的問題，并加以改進，也有利于紓解民間積怨，緩解社會矛盾。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明代前期，雖然揭帖、謠諺等民間輿論傳播形式也經常出現，但社會中很難看到影響很大的輿論事件，這與民情建言等表達形式的存在以及政府對其較為重視，是有很大關系的。

但明中期以后，民情建言遇到了問題?！睹魇贰ぢ毠僦尽吩谡劦蕉Y部職責時說，“以建言會議悉利病”，但明代的建言會議從正德時起受重視程度嚴重降低，了解民生狀況的能力受到影響，這其中有建言本身的問題，更多的則是國家政治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正德初期宦官劉瑾專權，在制度上作了許多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在正德二年取消了建言會議，三年后劉瑾在權力斗爭中失敗，建言會議得到恢復。但這個會議不受重視的趨勢沒有改變，至嘉靖嚴嵩當政的時期，會議改為一年一次，內容也只限于“事體重大”的建言。也就是說，到這時，民情建言雖然存在，但絕大多數民情建言只做日常事務處理了。而規定中的一年一議，實際上是否舉行過，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記載。

在政府提供的民情表達渠道不足以滿足需求時，明代的社會輿論便成為民情民意表達的主要方式。

二、明代民情表達的轉變

與民情建言遭遇問題的同時，明代社會輿論逐步發達起來，而突出的節點是正德時期。明正德之前，社會輿論是一直存在的，但這些月旦之評、道路之言的規模和指向與正德之后都有不同。

劉瑾的專權，在朝野引起廣泛的不安，“天下皆重足屏息，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明武宗實錄》卷三九，正德三年六月癸未，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印本，1962年。，當此之時，除了朝臣公開上書進行反對外，在民間有作檄文聲討的，有作揭帖歷數其罪惡的。當時較大的一件事是匿名文書事件。正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散朝時，有人發現御道上有文書一卷，文書對劉瑾等人大加撻伐，劉瑾震怒，留百官于丹墀內詰問，下午又直接將五品以下官員300余人送鎮撫司審訊。最后無所得，但當日中暑而亡的官員3人，病者無數。這個事情影響甚大，官私文書均有記錄，而劉瑾處理此事的做法，反映了他的驕橫，其所引起的后果自然是輿論更大的對立。

應該說，正德時期是明代社會輿論興起的重要時期。明中期以來各種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紛紛出現，而政府的應對和改進難以盡如人意，因此，在民意表達需要更大“出口”時，社會輿論就成為新的更直接有效的渠道和形式。而當明代各種事務中有悖于共同的規范或準則的事情不斷發生時，逐漸發達的公共輿論，其特點表現為強烈的批評性。

正德及其后的社會輿論發展所呈現的就是這種情況。

明武宗是明代帝王中十分特殊的一位，他在位期間的種種越軌行為，極大顛覆了人們觀念中帝王應持守的標準，于是人心不穩，藩王、民眾接連反叛，他也成為當時和后世輿論中的反面形象。正德之后的明代各朝均有違背祖制或民心的事情出現，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與批評也就在所難免。明世宗是外藩入繼大統的皇帝，在他任內，“大禮議”持續多年，堅定且長期的齋醮活動貫穿始終，這些均使他廣受輿論詬病，而他任用的嚴嵩更是輿論的焦點。直臣海瑞的成名，某種程度上是世宗極端個性行為“成全”的結果。明神宗在位時間是明代皇帝中最久的，萬歷時期也是明代社會輿論最發達的一個階段。張居正的違制“奪情”，明代的黨爭由此開端；神宗在繼承人上欲突破祖制的立親不立長的企圖，造成相持不下的“國本之爭”，于是著名的輿論大案“妖書案”也在此時發生。而神宗派出的礦監稅使，社會輿論普遍反對，甚至因之發生民變。神宗之后，明熹宗時期宦官魏忠賢及閹黨的非為，使反對的輿論在社會上高漲，人們議之于口，筆之于書，唱之于戲曲，批判的聲音滿朝野。

所以，如果不是國政日非，不為社會輿論提供更多的“口實”，明后期的輿論可能不會是我們看到的面貌。

三、明代社會輿論發生的關鍵

對于明代民情表達形式的轉變和輿論社會的形成，人們指出，與明代中期商品經濟發達、社會思想變化的背景有關，更與邸報、揭帖等信息傳播廣泛化、印刷技術的提高關系密切。這些無疑是正確的。而明代的社會輿論日漸發達，最關鍵的是社會思想多元化和輿論引導群體的形成。

陽明心學的出現給明代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明前期程朱儒學獨尊的地位被打破，傳統的觀念被顛覆，使社會思想多元化。具體來說，明后期在是非觀、凡圣觀、權威觀等方面都提出了新思想、新觀念。這些新觀念的倡導者，或許并無意改變既有的制度，但這些與傳統相背離的觀念促進著社會的變化。

圣賢與君王在傳統的觀念里，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而心學出現后，圣賢與凡人相同的觀念流行，如李贄說“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雖圣人，不能無勢利之心；雖盜跖，不能無仁義之心”。而君王不再具有神性的觀點也出現了，如黃綰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民也，所謂烝民，乃天之所生也”。原來高高在上的人物既然不再神圣，那么他們的言行的權威性也就可以懷疑了，他們所定的是非標準自然也不再是絕對標準。如王陽明說：“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于孔子者乎？”在這樣思想影響下，晚明出現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簡”的情況。

當是非的絕對性及客觀標準被否定后，堅持這一標準的和有權力依據這一標準做出是非判斷的人，及其所堅持的一切，也就同時失去了權威性。新的是非觀是主張言論自由的觀點，為晚明思想史增添了精彩的一筆，對人們思想的解放和活躍，起到了極大作用。于是，顧憲成提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這個觀點被繆昌期闡釋為：公論出于人心之自然，“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夫愚夫愚婦何與于天下之事，而唯其無與于天下之事，故其待之也虛，見之也明，率然露于意、薄于喉而沖于口，率以定天下之是非?！?(明)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二《公論國之元氣》，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73冊，第391頁。

顯然，思想和價值觀的變化是明代社會輿論發達的前提和關鍵。

四、明代社會輿論的引導者

明代社會輿論發達的另一個關鍵是關注社會發展的知識階層的形成。這個階層包括下層退閑官吏和龐大的生員群體，他們活躍于社會之中，深入于各個角落，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觀念，對政治和社會的各方面表達意見。

在明代的制度設計中，六科給事中和御史是專門負有言責的官員，被稱作“言官”。他們要對國家政務中的不良情況提出批評，以供施政者參考和改進。明后期國事日非，言官也愈加活躍，他們的意見不僅在朝堂之上廣受關注，也往往對社會輿論產生重要影響，和社會輿論形成互動，“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明)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一《萬歷奏議序》，四庫全書本。，這是晚明輿論的一個特色。而能夠影響言官看法的社會輿論，則是來自于生活于民間的知識階層。

朱元璋在鼓勵天下臣民建言的時候，作出了一個規定，不許生員建言，即不許他們向朝廷提出對國家事務的看法。這一條款在明代始終沒有改變。但這項規定并沒有阻止生員在民間發表意見，隨著生員群體規模的日益增大，生員在社會生活和輿論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明代生員在正德時期以后規模擴大，人們的普遍看法是從3萬多人增至明末的50萬人。這些人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絕大多數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之中，他們在明前期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就已經受到關注。明后期生員們遭際時代變遷，對社會發聲在所難免，見諸記載的明代的社會輿論事件幾乎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在抨擊劉瑾的過程中，有所謂上元縣生員的揭帖，在萬歷“妖書案”中被定為主角的曒生光是順天府學的生員，在崇禎時期以反對阮大鋮為目標的《留都防亂公揭》中，署名的140人里生員最多。此外，明后期盛行的講學之風中，生員是最主要的參與者，而這些講學活動往往對時政進行品評，成為輿論的重要發端。而明后期文人結社甚多，其成員也以生員為多。如著名的復社，就是全國性的生員組織*[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頁。，這個組織不僅探討舉業，而且評論時政，甚至直接干預國家政治。

所以，這個群體既是社會輿論發聲的主體，也是其他階層輿論的引導者。也正因此，黃宗羲對學校給予了高度重視，提出“公是非于學?！?，使學校成為輿論的源地。而同時主張廢除“生員不許建言”的要求也被提出，復社成員張自烈認為這一祖制是“聚瞽聾喑啞”于學校，“倒易令甲，莫此為甚”①(明)張自烈：《芑山文集·書牘》卷二《與宋潛溪論禁學書》，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66冊，第75頁。。

總而言之，明代民情表達方式的轉變及其社會輿論的發達，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價值觀念、是非標準的改變，輿論群體的形成是其關鍵。同時應該看到，如果朝政中沒有日益增多的有悖于社會規范或準則的事情出現，或者出現而能及時按照民意改變，也不會誘發大規模的社會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