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視域中的烏蘭牧騎藝術實踐及其深刻意義

（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 北京 100024）

60年一甲子。從1957年第一支烏蘭牧騎的組建，到目前近80支隊伍遍及內蒙古大草原；從廣受農牧民的歡迎和喜愛，到幾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與褒獎；從“紅色嫩芽”的象征義到“紅色文藝輕騎兵”的引申義，再到“全國文藝戰線的一面旗幟”，持之以恒、與時俱進的烏蘭牧騎藝術實踐既有一以貫之的人民性，又有永葆青春的傳統性，還有扎根大地的民族性……在當代中國文藝發展的總體格局中，作為一種經得起時間和人民檢驗的藝術現象，其之所以令人矚目并引以為文藝的風向標、時代的力量，必然有深厚的歷史積淀、獨特的文化品質，以及契合當代人審美意識、審美價值、審美期待的時代脈動和情理共鳴。特別是，從“現代性”（Modernity）的維度來考量，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典型性和時代性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現實土壤，并依此總體價值而確立鮮明的性質、內涵和意義：簡要說來，和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相比，隨著新中國成立近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一種由“中國特色”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而搭建起來的“中國現代性”（Chinese Modernity）已展現在歷史的舞臺上；與之相應，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奠定的思想文化新生態中，當代中國文藝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審美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同時，其功能也有別于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對抗性”而呈現為一種“發展協同性”。從這種意義上，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典型性是時代的產物和選擇，而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時代性則是中國特色審美現代性的典型表征。

在思想文化領域，“現代性”視角是考察諸多復雜問題的有效方式。按一般的理解，現代性問題的基本面是“時間”，即，“傳統——現代”（或曰“古——今”）的張力結構，同時，基于思想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加之與時間的一體兩面，“空間”上的“全球化——本土化”（或曰“中——外”）亦是理論認知的必然維度。然而，時間之思、空間之辨顯然太過粗線條，難以探測到歷史河流的底部，換言之，現代性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時間和空間的縱橫交織中，兩者相互引發、彼此強化，使得現代性內部的“傳統”與“現代”具有持久的沖突矛盾和深層次的結構張力，且輻射、滲透所及，無論中西，概莫能外；其次，在外部關系上，現代性話語源于西方，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藝術、美學等諸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話語體系和價值標準，此外之地均具有“后發外生”的特點且與西方現代性保持著既“借鑒、參照”又“反思、修訂”的辯證關系。同時，在豐富、生動的實踐中，基于對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思”和多樣現代性“共識”的達成，現代性問題逐漸被置換、凸顯為一種根本性的價值論問題。因此，如果說，現代性話語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結構去推演歷史的行程，那么，其有效性或歷史具體性就必須切實回到歷史變動的實際過程，回到審美話語發生、發展的具體環節，并以一種創新的力量來審視那些發展的脈絡和不斷更新的動力所標示的趨向。

關于文藝，在高屋建瓴的總體觀照中，習近平同志曾指出：“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這個問題，首先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就當代中國的文藝發展而言，在“中國語境”和“國際環境”兩個大局的視域融合中，時間的縱軸、空間的橫軸交織出非常復雜的問題：一方面，“傳統——現代”的二元關系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濃郁的歷史意味。烏蘭牧騎藝術實踐之所以成為了“全國文藝戰線的一面旗幟”，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蘊涵著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生產的全息信息，并且，在新時代和新的文化方位、文藝方位的歷史坐標中，烏蘭牧騎藝術實踐在生動鮮活性、價值導向性上契合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第十次文代會、第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等重要講話的豐富內涵和精神實質。在這種意義上，“現代性”不僅是解碼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鑰匙，還預示著中國文藝發展的精神引領和價值導向。那么，烏蘭牧騎藝術實踐所寓含的現代審美精神和文化價值，或曰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審美現代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擇要說來，有以下三個方面顯著的表現。

一是“人民主體性”。在給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們的回信中，習近平同志說：“60年來，一代代烏蘭牧騎隊員迎風雪、冒寒暑，長期在戈壁、草原上輾轉跋涉，以天為幕布，以地為舞臺，為廣大農牧民送去了歡樂和文明，傳遞了黨的聲音和關懷。烏蘭牧騎的長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藝術，藝術也需要人民?！笔聦嵣?，在烏蘭牧騎藝術實踐中，“人民性”貫穿、滲透在藝術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層面，比如，在服務宗旨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而歌、為人民而舞；在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上，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創作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優秀作品；在藝術表現上，從人民的實踐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在藝術風格上，廣泛、深入地開掘和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題材和民族形式；在藝術傳播上，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特別是，在服務態度上，不僅身入，而且心入，對事業、對人民懷有樸實、真摯、持久的感情……

不必贅述，在開放、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人民性”始終是一條鮮明的串珠紅線，同時，也作為核心范疇鑄就了最鮮明的品格。馬克思指出：“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绷袑幷f：“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绷暯綇娬{：“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因此，“文藝只有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才能發展繁榮；只有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才能充滿活力”。實踐表明，烏蘭牧騎藝術實踐的生命本色恰是充分體現了人民性，并散發著彌足珍貴、歷久彌新的璀璨光芒。在現代性的審美觀照中，這種“光芒”凸顯了價值論的“人民”主體，其審美精神蘊藉著鮮明的“人民主體性”——作為一種基本的價值準則，它有別于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使人民性、黨性和藝術性處于協同發展的辯證關系之中。在這種意義上，烏蘭牧騎藝術實踐涉及到當代語境中現代性問題的第一原則，而其所寓含和張揚的人民主體性不僅意味著一種審美價值取向，也意味著一種審美價值立場，并促使當代中國文藝在文化自信、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覺的有機統一中，以一種創新的力量來審視那些發展的脈絡，那些不斷更新的動力所標示的趨向。

二是“傳統超越性”。1965年，周恩來總理勉勵烏蘭牧騎隊員：“不要進了城市，忘了鄉村，要不忘過去，不忘農村，不忘你們的牧場”“望你們保持不銹的烏蘭牧騎稱號”；1983年，鄧小平同志題詞：“發揚烏蘭牧騎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97年，江澤民同志說：“烏蘭牧騎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戰線上的一面旗幟”；2017年，習近平同志指出：“烏蘭牧騎是全國文藝戰線的一面旗幟”……60多年來，幾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褒獎和鼓勵是對烏蘭牧騎服務宗旨、價值取向、藝術活力等的肯定，同時，也折射出新的思想文化語境中如何看待“傳統”、如何繼承和發揚“傳統”這一現代性的熱點議題。

誠然，在現代性話語中，傳統和現代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關聯，也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矛盾沖突，但兩者的結構張力不同于所謂的進步主義將它們割裂、對立并與舊和新、落后與進步等簡單對應起來的觀念，也不同于將傳統視為現代化的障礙，或走現代化之路就必須消除根源性傳統的做法，事實上，“傳統”中那些活躍因素恰是“現代”的核心組成部分。就烏蘭牧騎藝術實踐來說，像人民主體性、現實主義、誠意正心的品質、質樸無華的風格等既具有適應草原地區生產生活的鮮明特色，又具有走向未來的鮮活生命力。比如，在當前題材多樣、內容豐富、趣味多元的藝術傳播中，現實主義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創新浪潮中似乎已經“陳舊”了，可實際上，波濤沖擊帶來的不是剝落與褪色，而是豐富與完善；不是進化論式的削減，而是始終如一的珍貴。由此，烏蘭牧騎長期藝術實踐帶給人們很多對比、很多反思，同時，其深刻的時代意藴也帶給人們很多啟示。質言之，現代性中的“傳統”或傳統的“現代性”反思彰顯了一種“傳統超越性”，即，超越歷史時空的生命力。實際上，面對歷史或傳統的饋贈，誠如黑格爾所說：“每一世代對科學和對精神方面的創造所產生的成績，都是全部過去的世代所積累起來的遺產”“接受這份遺產，同時就是掌握這份遺產，它就構成了每個下一代的靈魂?！被蛉缢固乩乃够裕骸罢嬲膫鹘y并不是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遺跡，它是一種生氣勃勃的力量，給現在增添著生機與活力?！边M一步說來，面對“傳統——現代”的互動連續體，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狈粗?，“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當然，在另一方面，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三是“中華本土性”。60多年來，廣受歡迎、長盛不衰的烏蘭牧騎創作了《頂碗舞》《鄂爾多斯婚禮》《筷子舞》《雕花的馬鞍》《騰飛的駿馬》等一大批優秀作品，涌現了牧蘭、拉蘇榮、金花、德德瑪、朝魯等一大批優秀藝術家，形成了特色鮮明的藝術風格和民族風范……時至今日，烏蘭牧騎不僅是內蒙古文藝發展的品牌，還成為了當代中國文藝發展的標桿。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深層關系來審視，這種“品牌”“標桿”價值還彰顯了“中華本土性”的審美現代性意義。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中，他希望、鼓勵隊員們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大力弘揚烏蘭牧騎的優良傳統，扎根生活沃土，服務牧民群眾，推動文藝創新，努力創作更多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優秀作品，永遠做草原上的‘紅色文藝輕騎兵’”。其中的豐富內涵即包含了對“中華本土性”的強調。在學理上，具體說來，其一，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趨向并不意味著同一化，相反，如果說，現代性話語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結構去推演歷史的行程，那么，歷史變動的實際過程卻真實地突出了本土化的重要性；其二，全球化≠西方化，盡管現代性話語源于西方，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藝術等諸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話語體系和價值標準，此外之地均具有“后發外生”的特點，但在豐富、生動的實踐中，基于對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思”和多樣現代性“共識”的達成，本土化已然成為了世界各民族文藝生存發展的堅實地基和根本性的審美之維；其三，作為根源性因素的本土化不是大而化之、不著邊際的文化因素，而是塑造人們日常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的具體勢能，換言之，作為一種深層的能動結構，“中華本土性”不僅鑄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還作為一種積淀的集體無意識力量有形無形地左右著人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價值取向，深刻地影響著文藝創作生產的文化視野、文化選擇和審美表達。如此說來，烏蘭牧騎藝術實踐所寓含的“中華本土性”庶幾在更廣泛、更深刻的意義上昭示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方面，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創作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又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優秀作品，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