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文藝戰線批判 所謂“寫中間人物”論

雷聲宏

《午夜心語》是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寫的一段日記，時間跨度為1963年12月1日至1966年4月18日，共計兩年四個月零十八天。那時我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它真實地記錄了那幾年我的教學生涯和科研活動，是我風雨人生中的一段不可磨滅的足跡。

大家知道，那幾年正是我國剛剛度過三年嚴重經濟困難，在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指引下，我國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人們剛剛從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出來，還沒有完全擺脫極端貧困的時候。1962年9月，黨中央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多次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長期性、尖銳性、復雜性，以此作為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要求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切工作都要以階級斗爭為綱。

這就對國內形勢作了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估計，并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

在這種“左”的思想和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各條戰線上的一切工作，都納入了階級斗爭的軌道，一切都服從和服務于階級斗爭。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作為南開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的一名黨員教師，本著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心情，在教學、科研和其他各項工作中，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這條路線?；仡欉@一段往事，歸納起來，我主要參加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和活動：一是參加農村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運動，二是參加了城市的“五反”（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三是參加了河北省委組織的撰寫反修理論文章的寫作組的活動，四是參加了南開大學教學中的半工半讀活動，五是參加了文藝戰線上的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活動。此外，從1965年8月29日起至1966年3月20日止，我被借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編輯部，繼續寫批判文章，并參加部分編輯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我才回到南開大學。我的日記，也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停止了。

這一段日記，記載了我在這一時期參加的以上主要活動，現在回想起來，可以說，這是當年全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活動的一個縮影。

下面，首先對這一時期我所參加的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等活動，作一個歷史的回顧和反思。

在南開參加

對“寫中間人物”論的批判

1964年9月出版的《文藝報》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了《文藝報》編輯部的重要文章：《“寫中間人物”論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并附發了《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材料》。

這時，全國各條戰線都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指導下開展政治運動，意識形態各個領域文史經哲各學科開展了一系列的批判，文藝戰線更加突出。毛澤東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對文藝問題作了兩次批示，把文藝界的問題估計得非常嚴重，說文藝界“竟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一警告讓文藝界各部門繃緊了階級斗爭的弦。在這種情況下，《文藝報》編輯部發表了這篇長文，引起各界特別是文藝界極大關注。

這篇文章點名批判了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邵荃麟。

文章和材料揭露：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連主持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文學主張和“現實主義深化”的理論。他還就當時農村的形勢、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文藝創作現狀，發表了一系列錯誤言論，違反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因而要開展對他的批判。

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文藝報》編輯部的文章，加了編者按語。按語說：“我們同邵荃麟的爭論，不是一般的文藝理論上的爭論，而是文藝上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同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文藝路線的斗爭，是大是大非之爭?！边@就為這場批判定了調，把這場批判上綱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

自此之后，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斗爭就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各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許多單位還召開了批判會。在這種形勢下，高校中文系的文藝教學和文藝理論研究，也必須緊跟形勢，密切配合。我也卷入了這場斗爭，那時我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給三年級上文藝理論課，參加批判是不容推卸的責任。除課堂上講課增加批判“寫中間人物”論外，我還在講稿的基礎上寫了兩篇稿子，一篇題為《恩格斯也主張“寫中間人物”嗎？》，批評邵荃麟歪曲引用恩格斯語錄為“寫中間人物”論辯護；另一篇題為《所謂“寫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深化”論的實質是什么？》，集中批判了“寫中間人物”的文學主張和“現實主義深化”的理論。

就在這個時候，即1964年11月24日下午，《人民日報》文藝部派一位青年編輯來到南開大學中文系組稿，和部分教師見了面，我也參加了。他向大家介紹學術界和文藝界開展批判的情況，著重介紹了文藝戰線開展對“寫中間人物”論的批判情況，希望大家投入這一斗爭，積極寫稿，支持他們。中文系很重視這個談話，把他的談話作為“中央精神”，貫徹到教學和科研之中。在這一精神鼓舞下，我抓緊時間修改那篇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文稿，并于1964年11月28日寄給《人民日報》文藝部。

過了一個禮拜，即12月5日，我收到《人民日報》文藝部的回信，說我那篇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稿子寫得不錯，但因文章涉及內容太多，需改寫成兩篇。頭一篇集中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第二篇批判“現實主義深化”論。來信還要求，頭一篇文章要在四五天之內交稿。

接到來信的當晚，我便抓緊時間改寫第一篇，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整天加班，當晚便完成了初稿。12月7日又作了修改和補充，從駁斥“寫中間人物”論的“理論根據”“現實根據”和“以中間人物教育中間人物”等幾個方面展開論點。12月8日將改好的稿子寄給了《人民日報》文藝部。

到了1964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文藝部給我寄來了兩份大樣，題目是《“寫中間人物”論是與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唱反調》，并附信要求我抓緊時間校改。兩份大樣，一份請文藝理論教研室同事審閱，另一份由我自己進行了認真的修改，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12月25日，將改樣寄給了《人民日報》。endprint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報》還未收到我的改樣，便將文章提前發表了。12月27日《人民日報》第五版幾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那篇長達萬余字的文章，題目改為《這是與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唱反調》。當天下午我見到報上的文章，仔細閱讀了一遍，發現編輯部改動了一些地方，補充了幾篇被點名批評的所謂宣揚“中間人物”的短篇小說作為例證。隨后收到文藝部的來信，說由于斗爭需要，沒有來得及征求我的同意就提前發表了，為此表示了歉意。后來我得知，所謂“斗爭需要”，是指這時正在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上有代表批判了“寫中間人物”論，作為人大代表的邵荃麟不服氣，為自己辯解。為了配合這一斗爭，《人民日報》便將那篇文章提前發表了。

這篇文章是在我講課的講稿基礎上寫成的。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后，引起校內外較大反響。南開大學圖書館在大廳閱報欄貼出這一篇文章，引起中文系部分師生的關注。但此事也引來一點麻煩，當時大家都是以階級斗爭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以往我發表文章都是使用集體筆名，這次卻使用了我個人名義，而這篇文章又是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篇幅不短，分量不輕，因而招來了批評。有一位負責人在會上不點名批評我，說我這是在搞“自留地”，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的表現，并宣布以后禁止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這給我以較大壓力。為了避免將“個人主義、名利思想”的帽子扣到我頭上來，只得把該文的五十多元稿費交了公。

批判“寫中間人物”論是極左思潮的產物。本來，在學術領域和文藝領域，存在意見分歧或不同見解是正?，F象，應該按照“雙百”方針的要求，通過平等討論共同探討加以解決。但在“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線指引下，一切意見分歧都成了階級斗爭的直接表現，簡單粗暴的批判斗爭取代了平等討論和共同探索，完全堵塞了探求真理的正確途徑?，F在回過頭來看，包括批“寫中間人物”論在內文藝戰線上的一系列的批判斗爭，都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線指引下進行的，完全違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雙百”方針的精神，是應當認真反思的。盡管這種批判已經很“左”了，過火的批判已經造成了對被批判者不應有的傷害，但是，到了極左思潮泛濫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勾結江青等人炮制的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竟然把“寫中間人物”論和東拼西湊的另“七論”人為地捏合在一起，稱之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的“黑八論”，而把“文革”前對所謂“寫中間人物”論的批判斥之為“假批判”，直至把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統統打成“黑線人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種把對“寫中間人物”論的批判斗爭推到登峰造極的做法和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和極大危害，又另當別論。

借調到《文藝報》繼續寫批判文章

從1965年8月29日至1966年3月20日，我被“借調”到北京《文藝報》編輯部，工作了半年多。

我在《文藝報》的主要任務是參加一個寫作班子，由編輯部出題，奉命撰寫批判文章。

這時我才知道，1964年年底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文章之后，引起了各方面關注?！段乃噲蟆肪庉嫴康念I導也注意到了，便派理論組負責人李基凱，到南開大學商量“借調”我到《文藝報》編輯部參加一個寫作班子，繼續寫批判“寫中間人物”論的文章。

經過一番準備之后，于1965年8月29日，我奉命來到《文藝報》報到。接待我的是《文藝報》藝術組負責人沈承寬。她安排我在中國作家協會招待所（地點在東城區東總布胡同22號）住下。后來得知，她是著名老作家張天翼的夫人，他們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全家三口住在招待所，和我成了朝夕相見的鄰居。

當晚，李基凱來看望我時說：除我之外，還準備從外地借調幾位同志來，成立一個寫作班子，專門寫批判文章。后來，陸續有三位同志來此報到，他們來自山東師院中文系、天津文學研究所和河北大學中文系。

緊接著，李基凱就對我布置任務。第一篇文章是批判“現實主義深化”論（以下簡稱“深化”論），這是我已經預料到的，我接受了這項任務并開始寫作。我在南開大學中文系時，曾應約給《人民日報》寫過一篇批“深化”論文章，投寄他們，可能不符合他們的要求，一直沒有回應。于是，當晚就給《人民日報》文藝部寫信，索回那篇稿子，打算重寫一次。我想在那篇稿子基礎上加工提高，進度可能會快一些。

9月4日，我將批判“深化”論的寫作提綱寫出并交李基凱，李基凱轉交《文藝報》副主編侯金鏡審閱。9月8日下午，侯金鏡專程到住地來看望我，和我進行了三個小時的長談，除問到我們學校各方面情況和我對文藝問題的看法外，主要是由他介紹文藝界的情況和問題。他心情沉重地談到邵荃麟主持召開的大連短篇小說座談會的情況，詳細介紹了大連會議的背景、會議的內容以及邵荃麟提出“寫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經過，還談到這個文學主張的不良影響和沉痛教訓。最后他把這些問題歸結到由于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對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文藝路線了解不深或不正確，導致這樣嚴重的后果。他談話時總是把自己也擺了進去，帶有深深的自責。這使我強烈地感到這位第一次見面的領導同志謙虛、謹慎和嚴于律己的品德和風范。他最后說：“你寫的批判“深化”論提綱我見到了，等幾天馮牧出差回來，再一塊兒研究?！?/p>

侯金鏡語重心長的一席談話，對我是很大的啟發和激勵，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當場表示，一定要把批判“深化”論的稿子寫好。

可是，過了幾天，情況又有了變化。9月13日，李基凱通知我，編輯部新近接受了一個緊急任務，讓我參加。原計劃批判“深化”論暫時停止，改為批判長篇小說《東風化雨》，由我執筆，另有編輯部新調來的一名大學生配合我。

《東風化雨》是上海出版的一部描寫資產階級興辦實業的長篇小說，有五六十萬字。有關方面認為該書美化了資產階級，丑化了工人階級，必須批判。要求在兩周之內完成寫稿任務。

于是，我便從9月14日開始，抓緊時間寫批判《東風化雨》的稿子。從看書、寫提綱，到寫出初稿，用了二十多天時間，于10月6日完成初稿。endprint

與此同時，編輯部要求寫作組另外兩位同志評論周而復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所謂“評論”，是對這部長篇小說一分為二，并非全部否定。我只參加討論，并不執筆。

10月20日，李基凱看完了批判《東風化雨》初稿，基本上予以肯定，但要求將文章結構調整一下，避免前后重復，文字也要進一步推敲。

根據李基凱的意見，我對初稿進行了改寫，于10月29日完成了第二稿。11月4日，編輯部開會討論了第二稿，《文藝報》副主編馮牧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他認為此稿對小說的基本問題抓對了，但還有不足之處，要求文章的語氣緩和一些、用詞委婉一些，結論性語言盡量少一些，還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要求再次修改。

我又經過大約10天時間進行修改，于11月13日寫出第三稿，交編輯部。過了幾天，李基凱告訴我，馮牧已看過第三稿，他基本上同意，但文字上還要仔細斟酌，進一步修改提高，并要求將全部引文核對一遍。

直到12月8日打印了校樣，我以為這就差不多了，可以在《文藝報》1965年第十二期上版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馮牧等領導同志對此稿十分重視，也非常審慎，他們決定暫時不上版面，而是報請中宣部領導審批，這就需要耐心等待了。

到了1966年1月29日，李基凱告訴我：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認真審閱了該稿，修改了幾處，提了幾點意見和建議。退回編輯部之后，根據林默涵的審查意見，侯金鏡、馮牧又親自動手反復作了三次修改，這才定了稿，在1966年《文藝報》第二期上，作為重點文章刊登了。題目是《<東風化雨>是一部宣揚階級投降主義的小說》。

這篇長達萬余字的批判文章，歷經數月，三易其稿，經過理論組編輯、《文藝報》領導直至中宣部領導反復推敲，多次審改，才得以刊出。這篇文章也是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和路線指導下的產物。就在這時，以批判《海瑞罷官》為開端，一場極左思潮大肆泛濫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掀起高潮，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高度關注。相形之下，這篇批判《東風化雨》的文章就顯得“左”得不夠、變得微不足道了！

隨后，我又轉入批評“現實主義深化”論，費力不小，雖已寫出稿子，但因“質量”上不去，也就不了了之。

在京期間，除寫稿之外，我們還參加機關干部必須參加公益勞動和一些社會活動。

參加勞動是當時各單位必須執行的一項規定，所有機關干部每周勞動一天。我在南開大學時，每周都安排勞動。來到《文藝報》之后，也堅持參加。開頭是去北京東郊玻璃總廠，參加廠里的一些輔助性的勞動，后來又參加市里的一些雜務勞動，如到什剎海清除海中的污泥、搬運石頭等建筑材料，在街道兩側植樹，還到京密引水工程挖河泥。干部參加勞動，當時被認為是“反修防修”的必修課。

在京期間，還多次聽取中央領導和文藝界領導的報告，約有十余次，特別是文藝界報告會，包括周揚、林默涵、許立群、劉白羽的報告，每會必聽，認清形勢，學習和理解中央精神，以便在撰寫批判文章中體現出來。

在京期間，看戲看電影更是家常便飯。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看，占去大量時間，影響寫作。以致后來編輯部領導幾次提醒，要適當控制，否則，就沒有時間寫稿子了。

《文藝報》領導為了解決編輯人員不足的問題，還讓我到編輯部辦公室去“坐班”，處理編輯部的日常工作。并準備延長“借調”我的時間。為此，編輯部派人專程去南開大學商量此事。這樣一來引起了南開大學的警覺，擔心我留京不歸，當即嚴詞拒絕。為防止正式調我到《文藝報》工作，校方以南開大學黨委名義，致函《文藝報》編輯部，語氣很堅決，要求我立即回校上課?！段乃噲蟆肪庉嫴繜o可奈何，只得讓我把手頭正在撰寫的稿子帶回去繼續完成，我便于1966年3月20日回到了南開大學。

回校后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勢發動起來，我的日記也就暫時停止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