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遜與謝倫伯格檔案思想之比較研究

吳曉威+牛二麗

摘要：詹金遜與謝倫伯格的檔案理論對檔案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可謂學術經典。對經典檔案學思想的研究能夠以古鑒今。文章主要從檔案定義、檔案整理單元及檔案鑒定三個方面，對二者的檔案思想進行梳理及比較研究，以期對今天的檔案學研究提供些許啟示。

關鍵詞：詹金遜謝倫伯格檔案思想

Abstract： Jenkinson and Schellenbergs archives theor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The archival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archival thoughts of them in the past years.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and contrasts this two archivists thought from the definition， man？ agement and appraisal of archives， which has the en？ lightening influence to our archival research nowadays.

Keywords：Jenkinson；Schellenberg；Archival thoughts

希拉里·詹金遜與西奧多·謝倫伯格都是杰出的檔案學家，他們的檔案思想對當時的年代直至今日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的檔案觀，特別是檔案鑒定理論初提至今令檔案學者爭論不休，甚至大部分學者把詹金遜與謝倫伯格的檔案觀看作是相悖的。筆者認為，盡管他們對彼此的一些觀點存在批判，但他們的一些檔案思想仍具有共通之處。本文從檔案的定義、檔案整理單元與檔案鑒定觀三個方面對二者的檔案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以期能給當今的檔案工作帶來啟發。

一、二人成長背景分析

著名檔案學家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與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在進行詹金遜與謝倫伯格檔案思想的比較之前，有必要對兩位學者的歷史背景與成長經歷進行簡單地描述。

首先，兩人成長的國家歷史背景不同。雖然英國公共檔案館和美國國家檔案館都是聯邦政府的綜合性檔案館，是一個獨立的部門，經管的是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與美國相比，英國的檔案事業歷史悠久，英國至少在12世紀就有了固定地點的檔案館，經過將近7個世紀的發展，英國在1838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共檔案館，館內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檔案。而在英國檔案館成立一百年后，美國才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檔案館。由于美國聯邦政府成立比較晚，美國國家檔案館基本上只藏有現代檔案。其次，兩人工作的政府組織背景不同。20世紀初到20世紀20～30年代的大多數歐洲國家，重視機構等級，政府采取官僚組織，其特征是機構內部自上而下的權威以及對當事人的控制或監管。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提出的“行政官員決定論”體現了看重等級和官僚組織的背景特色。相反的是，美國機構個人主義色彩比較濃厚，不像歐洲那樣注重等級。最后，兩人的工作經歷有同有異。相似之處是二者的檔案工作經驗都十分豐富，在國家檔案館工作相當長時間，并且都受過高等教育，曾擔任過大學講師，對檔案事業十分熱愛等。不同的是詹金遜一生都在檔案館工作，未有政府機關文書工作的經驗。接觸的主要是古典文獻，且他又是古典文學專業畢業，這是詹金遜成為古典檔案學派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而謝倫伯格不僅有豐富的檔案館工作經驗，也有十分豐富的政府機關的文書工作經驗，這使他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了文書工作與檔案工作之間的密切關系，這是謝倫伯格認為檔案鑒定應由行政官員與檔案工作者共同鑒定的原因之一。

二、詹金遜與謝倫伯格主要檔案思想之比較

（一）關于檔案的定義

詹金遜屬于典型的古典檔案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對檔案所下的定義為：“某一行政管理或行政事務（無論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實施過程中所擬就或使用，成為該事務過程的組成部分，事后由該事務過程之負責人或其合法繼承者保管以備不時查考的各種文件?！盵1]謝倫伯格則強調現代檔案，首次把鑒定寫入檔案定義，“檔案是經鑒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業已藏入或者業已選出準備藏入某一檔案機構的任何公私機構的文件?！盵2]

通過二者的檔案定義分析，可以看出詹金遜認為檔案是政府機關由于公務產生的具有查考意義的文件，突出檔案保存的作用是備以查考；檔案是由文件自然而然過渡得來的，認為文件轉化為檔案，并沒有明顯的轉折點。如果文件轉化為檔案需要有什么條件，他強調文件必須在持續的保管狀態下。與此相聯系，謝倫伯格的定義主要突出鑒定的問題，認為文件成為檔案必須經過鑒定，判斷其具有永久保存的價值，即鑒定是區分檔案與文件的必要方法。這與詹金遜認為檔案是文件自然過渡得來的有很大區別。此外，謝倫伯格的定義并未對檔案保存場所加以明確限定，他認為檔案可以是已經藏入檔案機構的，也可以是準備藏入檔案機構但尚未藏入的并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文件，闡明了無法及時歸庫的檔案的性質。詹金遜則強調檔案必須處于持續的保管狀態，否則將不是檔案。

從上述二人對于檔案的不同定義來看，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況有很大的關系。詹金遜為檔案下定義時，所想到的是他以主要精力進行研究和管理的古代公共文件，這些文件的形成機關大都已撤銷，提出的處理原則專門以此類文件為適用對象。謝倫伯格把鑒定加入檔案定義，是因為二戰以來文件迅速增加，公共文件爆滿，如他自己所言：“在聯邦政府成立后的一個半世紀內，公共文件塞滿了…偏僻的角落…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一個政府都自然會積聚起大批文件，并且會多到不能不對它們采取某種措施?！盵3]為了解決現實狀況，謝倫伯格把鑒定引入檔案的定義，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謝倫伯格的檔案定義通過鑒定控制了檔案的數量，減輕了公共文件爆滿的壓力。據統計，采用謝倫伯格檔案定義的歐美國家的檔案工作，檔案占文件數量的比例控制在10%左右。[4]這自然是謝倫伯格的一大貢獻，但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定義自然不同，適合本國的檔案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謝倫伯格在提出定義后也指出并沒有完美的檔案定義，只要提出的檔案定義適合檔案工作者進行有效的工作即可。endprint

（二）關于檔案整理單元的思想

詹金遜提出法語全宗fonds這個詞在英語中缺乏對應的詞，而且fonds的定義不符合英國，所以他提出了ar？ chive group（檔案組合）作為檔案整理單元：“由于一個行政機關工作的結果而積累起來的文件，這個行政機關必須是一個本身有完整組織的，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權利就能獨自處理通常遇到的每一種事務的?！盵5]在檔案組合內，文件按其原來的順序整理。檔案機構按照建立或重新建立原來的整理順序的原則去整理公共文件，文件被整理成檔案組合。檔案組合這個詞的提出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它確實符合當時英國檔案工作的實際。詹金遜的專業是古典文學，在國家檔案館經常接觸古書卷集，他提出的檔案組合概念對于整理古文書卷是非常實用的。早期英國的登記冊是由收文和發文的登記卷組成，其中有的附有次要的原本文件，卷冊數量巨大且附的文件和登記卷的關系薄弱。鑒定產生文件的形成機關就成為了一個難題。檔案組合不僅強調了檔案來源的同一性，還強調了形成機關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嚴格要求把文件的形成單位作為檔案的第一級分類標準。與全宗相比，檔案組合擁有較強的實踐操作性，有利于判斷全宗的形成機關。[6]此外，詹金遜認為檔案整理首先應確定行政機關的職能，這種職能就是總的題目，在這種題目之下再對文件進行分類整理。在整理時，要盡可能地保持檔案原來的整理順序，在不能保持原順序而進行重新整理的特殊情況下，參與重新整理的檔案人員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謝倫伯格認為美國人應有自己的檔案整理方法，經過他的努力，1941年2月美國國家檔案館正式把檔案機構內的整理單元定義為文件組合。文件組合是在檔案組合與全宗的基礎上提出的具有美國特點的檔案整理單元的概念，是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檔案管理和分類的基本單元。與檔案組合概念不同的是，產生文件組合的行政單位既可以是獨立的機關，也可以是較大的政府機關的組成部分。文件組合不僅要考慮文件的來源，還要考慮大小適當，并且具有便于整理、編目、出版等特點。同時，謝倫伯格表示，除考慮上述因素外，還應考慮建立文件組合的數量和規模。關于檔案的整理，就是按照彼此的組織聯系或職能聯系整理文件組合，并把文件組合作為一個完整的單元加以保存。謝倫伯格表示，若文件的整理順序模糊不清或者十分混亂時，檔案工作者可以設計自己的整理系統，只是新的整理必須反映其職能來源或行政來源，并遵守簡單就是捷徑的格言。既考慮文件的來源，又考慮文件的復雜性和數量以及組織職能關系，這種美國式的檔案整理原則是對以往來源觀的一種創新。文件組合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形成機關的組織機構和職能。

無論是法國的fonds、英國的檔案組合，還是美國的文件組合，實際上都是為了有效地管理文件，在實體上形成一個便于整理和保管的單元。它們都以來源原則為基礎，主張保持文件的完整性和上下聯系，把來源作為建立組合的首位，不同的是檔案組合更注重機關來源，而文件組合考慮了機關的大小和類型，文件的復雜性和數量，注重機關與職能來源。[7]

（三）關于檔案鑒定觀

詹金遜強調保持檔案的完整性。他認為：“檔案是文件形成者產生的一個文件有機整體，從該整體中抽取任何一份文件都違背了檔案的基本原則?！盵8]因此，他是拒絕對檔案鑒定的，而唯一用來區別檔案與文件的是文件是否一直處于保管狀態，即文件積累必須處于不間斷保管的條件下才能稱之為檔案。他認為鑒定后的檔案是添加了人的主觀干預的，破壞了檔案的原始證據效用。這個觀點對數量固定的古文書卷是可行的，但對成倍增長的公共文件卻并不適用。文件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全部保存面臨很多的現實問題。此時，他同意了要進行檔案鑒定的觀點，但提出要讓產生文件的行政官員進行檔案鑒定。因為只有產生文件的行政官員才知道哪些文件對本機關有重要意義，此處采取廣義的行政官員，即指文件的形成者或保管者。詹金遜認為檔案人員在檔案的鑒定中會受到自身的主觀因素的影響，破壞檔案的證據價值，并且會妨礙歷史學家或者其他研究者對檔案的利用。因此，他認為檔案人員的職責是保管檔案，充當“保管者”的角色，不適宜對檔案進行鑒定。

謝倫伯格也主張要保持文件的完整性：“一般說來，如果個別文件隨意從其相互聯系中抽出來……重新加以整理，它就會失掉作為一種組織機構文件和職能文件的完整性?！盵9]但是與詹金遜不同的是他積極倡導鑒定，認為鑒定不僅決定各種文件的命運，而且直接關系到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謝倫伯格通過實踐的探索和理論的創新提出了文件雙重價值論：“成為公共檔案的文件有兩種類型的價值：一是對原機構的原始價值，二是對于其他機構和非政府使用者的從屬價值?！盵10]美國認為所有文件都有保存價值，在文件形成之初就要鑒定，判定其保管期限。一是具有原始價值的材料成為了文件；二是具備從屬價值且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文件才能成為檔案。雙重價值論把鑒定的重點從鑒定價值的有無轉移到鑒定價值的大小即是否永久保存上。這為文件成為檔案限定了條件，使得鑒定工作有了依據。在鑒定人員方面，謝倫伯格指出對形成機關的價值應由文書工作者同其他官員負主要責任，而從屬價值應由文書工作者同檔案工作者共同鑒定，但是檔案工作者要為從屬價值的鑒定承擔最終的責任。這樣可以減少因鑒定的主觀性而引起的偏差。在鑒定的重點上，謝倫伯格更偏向于從屬價值的判定，認為只有擁有從屬價值的檔案才能進入檔案館。事實上，謝倫伯格所闡述的原始價值判定相當于詹金遜所描述的檔案鑒定，都是鑒定檔案對形成機關的保存價值，并且都是由行政官員（廣義的）來進行鑒定的。綜上可以推斷，謝倫伯格的雙重價值論是在詹金遜行政官員決定論的基礎上有所保留的創新產物。

許多人對于詹金遜的行政官員決定論抱以批判的態度，但是筆者認為他的行政官員決定論在當時存在合理性。一是，基于古文書卷的角度。詹金遜接觸最多的是古文書卷，而檔案人員一般難以看懂古文書卷的內容，只有古文書的管理者懂得這些書卷的來龍去脈，能夠理解古文書的內容?；诖?，檔案人員自然不能進行鑒定。二是，基于文件產生原因的角度。文件形成是為了保障公務活動的順利開展，形成之初只考慮它的現實效用也就是對本機關的作用，而不會考慮對其他利用者的價值。只有文件的形成者才清楚文件為何產生，文件內容具體闡述了什么。最初的鑒定應由行政官員進行，因為只有行政官員才更了解文件的重要程度和現行價值?？陀^地說，沒有人能清楚地預測未來，文件的歷史價值需要恰當的條件才能被后人所發現，由行政官員鑒定檔案價值顯得無可厚非。當然，僅由行政官員鑒定文件價值是不夠的，為了能夠提高檔案的質量，應在行政官員對文件價值鑒定后再由受過全面訓練的檔案人員對文件進行其他研究價值的考量，二者共同決定檔案的去留?？傊?，詹金遜的鑒定觀點不應全盤否定，需要因地制宜、有所取舍、創新發展。

三、結語

總的看來，詹金遜與謝倫伯格在檔案定義、檔案整理單元及檔案鑒定三個方面的思想既有不同之處，也有共性，如都認為要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提出檔案整理單元、保證檔案的完整性、尊重來源原則等。二者的檔案學思想雖有差異，卻引領著后來人不斷進行探索與思考。從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幾點啟發。

第一，歷史背景對學者的思想影響很大，評判一個學者的功過首先要深入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及社會狀況，要立足當時的時代背景展開分析，秉持辯證、全面、客觀、歷史的態度去研究他們的檔案思想。只要具有適用性，適合于當時的情況能夠解決當時的問題，檔案思想就是有價值的。

第二，無論從事檔案工作還是進行檔案學研究，既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又要有扎實的實踐經驗，只有這樣才能全盤考慮，提出適用性的理論。

第三，經典著作的思想智慧需要認真精讀、仔細體味和深入思考。雖然著作中提出有些觀點具有歷史局限性，作為檔案人應有所繼承，不斷發展。

注釋及參考文獻

[1]轉引自謝倫伯格著，黃坤坊等譯.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M].檔案出版社，1983：17.

[2][3][5][9][10]謝倫伯格著，黃坤坊等譯.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M].檔案出版社，1983：14、22、191、193、205.

[4]連志英.論謝倫伯格《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的理論與思想[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1）：41-46.

[6]吳愛明.檔案學與檔案工作的比較研究-評介謝倫伯格的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J].圖書情報知識，1987（02）：59-61.

[7]黃霄羽.外國檔案工作縱橫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90.

[8][加]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R].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報告集.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14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