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月觀察

特約主筆 任隴嬋

融媒體的語言學考略

融媒體一詞最先由風行網在2014年8月舉辦的第23屆北京國際廣播電影電視展覽會上提出，之后便頻見于媒端，鬧得整個傳媒圈都在說融媒體，也都在做融媒體。如今的融媒體儼然已被叫成了一個老詞兒，然而，如果細究的話，不論實操或理論上都還有些“半生不熟”，從語言學角度看也有些水復山重、似近還遠的感覺。

從詞形結構來看，融媒體是個復合詞，包含三種結構方式：一是以“媒體”為對象的動賓結構，“融”用如動詞，表示將各種媒體整合、集成在一起的某種狀態；二是以名詞（“媒體”）為中心的偏正式結構，“融”作為形容詞用來修飾“媒體”的屬性特征；三是由“融媒”+“體”構成的一個合成性名詞，“融媒”可解為融合性媒介的簡稱，“體”是表示事物本身和全部的詞根。以上三種結構方式中，后者是詞，前兩者是詞組。

從詞性來看，融媒體兼具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多種詞性，有時候幾乎很難分辨。這里大約有三種情況：一是融媒體首先應該是名詞。有時指一種新的媒介主體形態，即傳統媒體經過與新媒體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綜合型、兼容型媒體形態，至少由兩種以上的傳統媒體或新媒體構成，是多種傳播介質、平臺、方式、終端集成或深度交集的大主體；有時是指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新媒體融合發展所要達成的目標或達到資源通融、內容兼容、利益共融的“共同體”式運作模式；有時則是一種充滿理想主義的理念，把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新媒體的優勢互補整合利用，使其功能、手段、價值得以發揮到極致，這幾乎是實驗室里忽略了各種外部影響因素的理想化狀態。二是融媒體是個動詞，或者說常常被用如動詞。指電視臺、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的行為或動態過程。一說到“融”，腦子里常常出現攪拌、糅和、摻雜或做化學實驗時將兩種化學物質放在燒杯里發生化學反應的畫面，而實際上的“融”，不過是大家都要做全媒體，如：廣播做融媒體是通過引入互聯網技術而實現圖文化、視頻化；紙媒做融媒體是通過引入互聯網技術而實現音頻化、視頻化；電視媒體做融媒體是通過引入互聯網技術、與新媒體融合而實現互聯網化、移動化。三是融媒體還是個形容詞，用來表達電視臺、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新媒體交集、合作、融合的程度和狀況。融媒體常常在一些名詞性詞組中被作為修飾語，來表達該名詞的屬性特征，如：“融媒體戰略”“融媒體中心”“融媒體時代”等等。

從詞義來看，融媒體的意涵不僅非常豐富，還存在不確定性。除了上面從詞形、詞性兩個方面所述及的有關釋義之外，不同主體在不同語境中對融媒體的定義也都非?！白晕摇?，大有“一個融媒體、各自表述”的意味。大體上有三種情況：一是一些省級廣電媒體的“融媒體中心”只是一個部門或某一業務板塊，就層級而言比總編室、新聞中心還“矮半格”，多數仍不具備整合全臺新聞采編資源的條件和能力。二是正在緊鑼密鼓建設的縣級融媒體中心是個大主體，將縣級廣播電視臺、縣委縣政府的官網、內部報刊、“兩微一端”等所有縣域媒體資源悉數收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融媒體，但效果有待檢驗。三是融媒體本來是新媒體人最先提出的，不論門戶網站、搜索引擎或電商媒體、社交媒體都是全開放式的，其提供的內容、平臺等基礎服務和各種增值服務產品都具有融合性、兼容性，但他們似乎并不刻意去強調自己是融媒體。

不論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從自我本位、自身屬性和利益出發去勾畫其在融媒體中的“人設”，但未來的主體形象、生存方式、盈利模式都還不清晰。融媒體的多元詞性、多重詞義從多個剖面揭示出傳媒圈對融媒體的認識存在較大分歧和觀念深處的糾結，同時也分別從理論、實踐方面為未來融媒體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

“陰陽合同”：互聯網成為輿論主場

時下影視圈的“陰陽合同”案仍在持續發酵，此番互聯網新媒體、自媒體完全成了“陰陽合同”事件報道及輿論生成的主場，無數微博、微信、頭條用戶幾乎每天24小時追蹤和刷新著崔永元等當事人及相關方的各種動態，并隨時隨地發表各種言論意見，遂使“陰陽合同”案成了最熱的新聞輿論事件。

新媒體、自媒體之所以能成為“陰陽合同”事件的輿論主場，除了互聯網具有輿論發酵的“本能”以及社交媒體互動性、無界限的傳播優勢之外，還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崔永元不僅是“陰陽合同”案的“第一主角”，還是該“獨家新聞”連續系列報道的首發者，他所親歷的事件動態及言行都隨時隨地通過他的微博、頭條等自媒體公之于眾，成為第一手新聞源；二是《檢察日報》《法制日報》等主流媒體也針對該事件通過微博、公號發布相關輿情、表達觀點，客觀效果上強化了互聯網新媒體的主陣地地位。

總體上看，迄今關于“陰陽合同”的網絡輿論主調還算積極、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要求，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公眾普遍支持國家各部委對影視圈偷逃稅、天價片酬等行為和影視市場秩序進行整治，同時也成為人們對分配不公、貧富分化等社會矛盾宣泄不滿情緒的一個“出口”。當然，“陰陽合同”輿論事件中，某些新媒體、自媒體的解讀也存在一些荒謬的邏輯。如：“明星偷稅漏稅的罪魁禍首是大牌明星的天價片酬”，實際上混淆了天價片酬與偷逃稅的本質界限，天價片酬雖有欠合理，但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定價，而偷逃稅則是違法行為。歐美一線男星丹尼爾·克雷格、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的片酬高達近3000萬美元，怎么就不偷逃稅呢？別管制片方給明星多少片酬，只要照章納稅就是合法收入。又如：業界某些人將明星偷逃稅歸咎于中國影視行業與市場不成熟。在他們的詞典里，“不成熟”與“違法亂紀”是同義詞，其實“行業不成熟”包括原創能力、市場消費能力、游戲規則和法制的健全完善程度、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水準等很多方面，卻不能構成作為市場主體的影視公司和要素主體的明星大面積違法的必然性理由。不過，這似乎又是無意間說漏了嘴，言外之意是大家年輕時都曾“失足”，一不小心竟曝出了中國影視明星富豪們的“原罪”。

“陰陽合同”的網絡輿論風暴在現實中引發了強烈“地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策上，引發了稅收、行業監管政策的收緊及一系列專項整治風暴。國家稅務部門重拳出擊，除了對范冰冰課以8.84億元罰款，還將明星個稅稅率從最低6.7%上調為42%，全國演員工作室全部改為查賬征收，其個人所得稅率統一按35%的標準征收。國家稅務總局還從10月開始對影視行業稅收秩序進行為期10個月的專項整治。國家廣電總局也將控制天價片酬作為行政監管的重點，根據行業協會的片酬指導意見，明確了影視劇演員和節目嘉賓最高片酬限額，這無疑會讓那些享受天價片酬的一線明星蒙受“重大損失”。二是市場上，截至10月8日范冰冰案處理結果發布，過去120天里影視業相關公司股價跌幅均在10%以上，許多影視股價被“腰斬”，造成影視產業市值規模大面積縮水。許多明星忙不迭地去“避稅天堂”注銷公司，僅霍爾果斯就有100多家知名藝人擔任法人或持股的影視公司申請注銷，還有一些為明星們代交稅款的影視公司也倒閉了。

“陰陽合同”的網絡輿論風暴，撕開了影視業表面繁榮的華麗外衣。國家各部委的強勢介入，直擊各相關利益方的痛點，也激活了其中的要素資源主體和企業主體。相信經過這一番“洗盤”之后，影視行業的各種資源配置，產業、利益結構和市場環境的法制化規范化水平在達到再平衡過程中也必然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這無疑會對中國影視業拯衰起弊、健康成長有莫大的好處。

“娘炮”：這場辯論有點“冷”

前不久，“娘炮”一度成了輿論熱點，有不少主流媒體都深度參與，甚至形成了正反兩個陣營——以新華社為代表的正方喊出了“少年娘，則國娘”“娘炮誤國”的口號；《人民日報》《中國婦女報》等反方則呼吁社會應尊重審美的多樣性。這場議論頗像一檔時下流行的辯論類綜藝節目，雖有重量級辯手出場，但大家的表現實在一般，正反方幾個回合下來，似乎有些“冷場”。

這場辯論源起于9月1日央視在開學季依例播出的節目《開學第一課》，因節目開始前插播了長達13分鐘的廣告，激起了觀眾強烈不滿，后來央視還專門為此道歉。同時，還因為節目組請來了四位小鮮肉，作為送給孩子們的“福利”，據說還是好不容易說服了領導才獲批準的，沒成想家長們非但不買賬，反而招致萬炮齊轟。家長們紛紛指責小鮮肉過于“娘炮”，這類“偶像”會將孩子引上歧途。遂在輿論場引發了“娘炮”與“陽剛”之爭，特別是隨著主流媒體的介入，關于“娘炮”的話題不斷升級，甚至上升到審美、教育、國家民族前途等高度。

有人考證，“娘炮”一詞最早出自2007年的一部臺灣電視劇《我要變成硬柿子》，是女主角罵男主角的話，責怪他生性軟弱、膽小怕事、缺乏男子氣、像個娘們兒?！澳锱凇币辉~具有濃重的貶損之意和男性優越感，甚至是一句粗口，之所以能成為熱詞，主要是拜影視傳媒所賜。一方面，很多影視劇為了吸引眼球或迎合一些人的審美偏好而著意塑造的各種“娘炮”（姑且借用這個詞）形象，用虛構、夸張的方式片面強化了“娘炮”在受眾心目中的刻板形象。另一方面，由各種影視內容中虛構的“娘炮”形象和具有“娘炮”特征的演藝人員自然引發或被人為設置的話題，經大眾媒體、社交媒體的傳播發酵而形成的觀點，實際上固化了“娘炮”的意涵，使之成了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準概念”，詞義和詞性也由貶義漸趨于中性，頗有負負得正的意味。

從人類學和生理學的視角來看，恐怕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娘炮”這種“非常人類”，其特征具體表現在性征、性取向、心理、性格和穿著打扮等許多方面，也有一些將“娘炮”發揮到極致的“易性者”。每位“娘炮”的成因都非常復雜，但大體上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內在的生物因素所致，二是受后天環境（包括教育）的影響。千百年來人們對“娘炮”的態度也很糾結，通常是以父系價值觀為核心形成的世俗道德倫理對“娘炮”充滿了鄙夷貶斥，而藝術和美學領域對“娘炮”則很寬容甚至抱著“欣賞”態度，“娘炮”中不乏大文豪、大藝術家，古今中外的一些經典文學藝術作品中也有許多非常美好動人的“娘炮”形象。

然而，當下國內影視作品中的“娘炮”，不論純進口的韓國歐巴，還是“出口轉內銷”或完全國產化的“民族小鮮肉”，都是影視工業生產線上批量制作的產品，大多只為了追求簡單快樂和賺錢，離真正的藝術和美很遠，更不具有任何人文性和社會批判性，幾乎是消費主義和商業化的產物，有的甚至淪為男色或性別倒錯的“軟色情”。很多電視劇、綜藝節目都將小鮮肉作為最重要的收視元素，一些紅色劇甚至用小鮮肉來出演革命英烈，實為浮躁、焦慮、扭曲的社會心理和價值分裂的投射。

此番媒界關于“娘炮”的話題之爭，就像一場有些幼稚的大專辯論賽，正反兩方所議論的內容遠遠超出了話題本身，卻又將這個非常古老、深奧的生命論題簡單化、片面化，論辯各方似乎都掉進了自我的“問題陷阱”里，最后連“結辯”都沒有，似乎意味著這場辯論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和人類生命演化中永遠不會結束，當然也不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