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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日記研究綜述

2018-02-22 00:17陸雅楠
雨花·下半月 2017年12期
關鍵詞:日記魯迅文本

陸雅楠

相對于魯迅小說和雜文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言,魯迅日記的研究略顯不足?!遏斞溉沼洝烦霭嬗?951年,此后學界出現一些評論文章,大多數集中于對日記進行史料方面的考證,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直至1980年,包子衍的著作《〈魯迅日記〉札記》出版,其以日記文本為中心,全面探討日記和魯迅創作之間的內在聯系??傮w上來說,既往關于魯迅日記的研究,其視角主要有三種:考證日記史料價值;分析日記文本價值;綜合比較研究。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對魯迅日記進行具體的探討,展示出日記這一類文本的獨特價值,對魯迅研究有重要意義。

一、史料考證方面

1951年,《魯迅日記》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主要收錄1912年至1936年所寫的日記,其中部分日記遺失或失記。魯迅生前未曾公開發表日記,他在《馬上日記·豫序》中談及對日記的看法:“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復D信?!雹?938年,許廣平發表《關于魯迅先生的病中日記》,文章詳細描述生病期間的魯迅仍然堅持寫作日記的具體情況,強調魯迅雖逝,但遺教仍存。1939年,柯靈發表于《魯迅風》的文章《關于〈魯迅日記〉》認為“《魯迅日記》的價值,是在于他的老實,沒有造作,不加裝點,讀者閉目一忽,眼前出來的是一個作家的老老實實的生活——這里有戰斗,有工作,也有休息和娛樂。平凡嗎?足的,毫不突兀,然而這不正是一個象樣的人的生活嗎?”②。

正是由于強調日記的真實性,既往研究最先注意日記的史料價值,并且這類文章所占比重最大,本文僅簡要綜述其中的代表性論文。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收入魯迅日記并加注釋,隨后,研究者以該版全集為母本,展開全面的考證和研究。一方面,大量文章集中于考察日記中的人物和事件,如馬蹄疾對魯迅日記中的若干人名進行考辨;王錫榮通過日記考證魯迅和北京圖書館的關系。尤其是陳漱渝的《如此“私典密探”——從魯迅日記中的“羽太”和“H君”談起》一文就堅決反對部分學者企圖利用日記來曲解魯迅的行為。針對這一現象,他利用史實來證明日記中的“羽太”和“H君”就是羽太重久,并強調不能為了解構革命話語而一味顛覆魯迅形象,呼吁還原真實的魯迅。

另一方面,一些文章利用日記史料價值來輔證觀點,如胡風的《關于魯迅日記中有關我的情況若干具體記憶》,文章通過回憶來詳細說明魯迅日記中有關胡風的情況。韋叢蕪的《讀〈魯迅日記〉和〈魯迅書簡〉——未名社始末記》一文也帶有回憶錄性質,通過魯迅的日記和書簡來重溫魯迅和未名社之間的關系。還有王錫榮的《魯迅與北新書局的版稅之爭》,他借助日記來詳細展示魯迅和北新書局的版稅糾紛,這一場庭外調解的師生訴訟在日記中可以得到印證。此外,隨著《魯迅全集》和《魯迅日記》的數次校訂重版,也衍生出許多關于日記注釋考訂的文章,如高道一的《〈魯迅日記〉人物注釋補遺》、秦賢次的《〈魯迅日記〉人物注釋的補正與辨識》、李堅懷《2005年版〈魯迅全集〉日記卷注釋校補》等,其在文獻史料價值方面也具有一定影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裘士雄發表的《〈魯迅日記〉研究二十年》,文章以1981年為時間節點,分析二十年來魯迅日記研究的特點,一方面是對于魯迅日記研究意義的認識有所提高,對于研究難度也有較為清醒地認識。他認為魯迅日記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真實地記錄了魯迅的生活,進而利于探究魯迅的創作。另一方面是強調參與魯迅日記考證和研究的人員之多,領域之廣,成果之大。他以《魯迅研究月刊》為主,整理了二十年來關于魯迅日記考證的文章,特別肯定了陳夢熊、郭汾陽和高道一對日記考注方面的貢獻。

整體上來說,這類研究立足于資料史實并將日記作為第一手資料,考察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以此來探討魯迅的人際交往情況,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是,僅僅一味地強調史料考注,片面地理解“流水賬式”特征,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研究者忽視魯迅日記文本的重要意義。

二、文本分析方面

新時期,隨著魯迅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者開始關注魯迅日記自身的文本價值,將魯迅日記視為一種敘事文本,進而分析日記中的特殊現象并探究其文本特征,同時也試圖挖掘日記文本和其他創作之間的關系。

(一)分析日記文本內容

就魯迅日記的內容而言,早在1939年,許廣平就發表了《魯迅先生的日記》,

她詳細分析魯迅日記的類型與特點,視魯迅日記為“正宗嫡派”并強調日記文本的特殊性,但是沒有深入闡述其特殊性背后的意蘊。目前,研究者最常討論的是魯迅日記中關于信札往來、銀錢收付和疾病記載等方面的內容。

探討人際交往的有王科、李紹華的《從〈魯迅日記〉看魯迅與蕭軍》、侯桂新的《錢玄同與魯迅交往始末——以日記為視角》、吳辰的《從會館走出的狂人——從日記看魯迅與浙東人際關系網絡》等,這類研究都是借助日記來探究魯迅和他人的交往關系始末,而日記主要居于第一手資料的地位。

探討銀錢收付的有李紹華的《〈魯迅日記〉中的“銀錢收付”》,文章整理并分析出日記中銀錢收付的幾種情況,即寄家用、還書賬、饋贈、外借、賑捐和生活雜用開支。周林妹的《〈魯迅日記〉中的書帳及啟示》分析日記中的書帳情況,強調魯迅詳細記錄所購書籍的地點、書名、種類、冊數、價格,突顯這種嗜書如命的魯迅形象。李肆的《魯迅在上海的收支與日常生活——兼論職業作家市民化》主要討論魯迅在上海時期的物質生活狀況,包括魯迅的收支狀況和日常生活,并以此來探究職業作家市民化的情況。

探討病歷記載的有李紹華發表《堅韌地反抗和吶喊著前進的側影——對〈魯迅日記〉病歷記載的研究》和《關于〈魯迅日記〉中的病歷記載》,兩篇文章都是通過分析日常生活中關于病歷的記載,強調魯迅作為一個偉大共產主義戰士所具有的崇高的革命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顯然,上述研究還是過于簡單,只是注意到日記中瑣碎的日常生活內容,整體上還沒有深入探討出魯迅日記的重要性。endprint

此外,韓大強發表《魯迅由北京官場轉向上海文場的心路歷程——基于魯迅日記中關于經濟收入記載的分析》,此文從日記中分析出魯迅主要的經濟收入并立足于魯迅的經濟觀,即“自由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卻能夠為錢而賣掉”,通過分析經濟收入和支出,從側面窺視魯迅的經濟生活狀況以及人生觀、價值觀,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事實上,他明確將魯迅的經濟收入分為兩個階段,即北京時期主要靠工資養家糊口的公務員和上海時期以賣文為生的自由職業者。那么,文章最后也就必然指向魯迅在經濟上、思想上發生了兩次根本的轉向:一是經濟地位“從公務員走向自由職業者”;二是思想上“從進化論走向階級論”③。

(二)分析日記特殊現象

就魯迅日記的特殊現象來說,研究者主要關注到日記中的語言問題,出版語匯問題、關于年的意識等。戈雙劍、楊晶的《魯迅日記中的語言考察》注意到日記中語言風格的不同,即公務員時期的日記評人論事,用語簡練且愛憎分明,而自由文人時期的日記多簡潔記人敘事,很少價值判斷,試圖挖掘并闡釋背后深刻的歷史動因、時代演進、環境變遷、個人際遇對心理、語言的影響等。另外,《魯迅日記、書信中的出版語匯考察》一文則探討魯迅日記的出版語匯,不僅對出版語匯進行描述式陳列,還考察這些語匯在魯迅日記中的使用情況及其歷史背景,透過出版語匯來觸摸歷史,進而揭示出魯迅作為出版家、編輯家的現代出版理念。

韓大強發表《疏離與妥協——魯迅日記中關于年的意識》,他試圖通過檢閱日記中關于“陽歷新年”與“陰歷新年”的記錄,窺視出20世紀初期中國傳統節日觀念的變遷,以及精英知識分子們對傳統節日習俗疏離與妥協的心路歷程,即先是不認同或者鄙棄那種生活,隨后是這種不認同成為普遍現象和時代的思想潮流,但是相當多的人實際上還得無可奈何地那樣生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魯迅日記中的“無事”現象和“失記”現象。劉克敵的《努力的徒勞與徒勞的努力——從日記看“五四”退潮之初魯迅的日常生活》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即“從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深處發現歷史的無窮希望與可能性,就是尋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輪回性與瞬間超越性的統一”④,他從這一時期的魯迅日記著手,分析其中的日常生活,試圖探尋魯迅為避免再次回到內心的黑暗狀態而作的種種努力,進而加深了解這一時期魯迅精神世界變遷的原因和具體過程。由此,他認為魯迅所做的努力就是賦予日常生活以“節日化想象”,從而謀求日常生活的“狂歡化”,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應對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魯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贖之路。另外,《“無事可做”的“魯迅”與“忙忙碌碌”的“周樹人”——從日記看民國初年魯迅的日常生活》一文也是借助上述理論來分析日記中“無事”的特殊現象,進而挖掘魯迅日常生活背后的真實心理和意識形態。顯然,這兩篇文章角度新穎,都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下合理化地闡釋魯迅日記,但既定視角也會存在遮蔽問題,其過于強調日常生活的距離感和批判性,反而遮蔽了日常生活瑣事最重要的意義,即平民性和真實性。

此外,王錫榮發表《“無事”與“失記”》,文章分析“無事”記載出現的頻率呈很明顯的起伏,集中表現在兩個高峰期,第一次是從1919年到1921年,第二次是從1930年到1932年。而兩次“失記”則是1932年2月因“一·二八”戰事失記5天以及1936年6月6日至29日因大病失記24天。王錫榮在史料考察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闡述這兩種現象背后的原因,試圖從空白處閱讀內容,從“無事”處讀到“有事”。

顯然,上述研究者都關注到魯迅日記文本自身的記事性內容,也分析了魯迅日記的迥異之處,試圖透過這些特殊現象來考察魯迅日記的重要性。但是,其特定視角下的考察必然會忽視某些方面,如忽視對日記和文學創作互文關系的探討,缺乏從整體上宏觀把握日記的意識。

(三)分析日記文本特征

研究者首先關注的是魯迅日記的寫作方式,如花啟清的《魯迅應該怎樣記日記——從“流水賬式”談起》談論“流水賬式”的日記特征,他強調備忘錄式是日記文本創作的一種類型,不應簡單地以“流水賬式”貶低以至否定魯迅日記,而應認真研究。陳漱渝發表《時代的剪影生活的實錄——讀〈魯迅日記〉》,認為魯迅日記采用排日記事形式,寥寥數語,簡單精煉,應屬于日記的“正宗嫡派”。文章突顯日記的語言文字背后的意蘊,強調日記的史料價值和文獻意義,堅決反對試圖利用日記來曲解魯迅。王錫榮發表《日記中的春秋筆法》,探討魯迅日記“微言大義”的寫作方式及其背后深因。

隨著日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開始視魯迅日記為一種敘事文本,從而進行日記文本特征的探討,如於賢德的《日記文本類型的文學特性與審美意蘊》從文本的角度考察,將魯迅日記歸類為記事型,即“純粹記錄當天所經歷的主要事情,把從早到晚的時間維度作為書寫的線索,依次記錄所做過的事和所見過的人”⑤,而“流水賬式”的魯迅日記主要記述人際交往、購書讀書以及與家庭財務收支相關事宜,用詞極為簡練。并且,文章提到魯迅日記記載的具體內容幾乎沒有涉及當時的政治形勢、新聞事件,更沒有表達對于社會、生活以及自我思想活動的看法和評價,基本上都是人際交往和財務往來。究其原因,他認為首先是魯迅把日記作為記事的工具來使用,其次作為文學家,魯迅往往把對于社會的認識和自我內心的感受放到文學創作領域表現。其實,於賢德從文本內容上分析魯迅日記最基本的記事性特征,雖也認識到日記私密性的某些原因,但沒有深入探究這些特殊現象背后的深層含義。

值得注意的是,張高杰發表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研究——以魯迅、胡適、吳宓、郁達夫為中心》⑥,該書第四章研究魯迅日記的表層話語形態與深層作家主體精神之間的復雜關系。首先,他認為魯迅日記是一個極為簡略但很系統完整的敘事文本,談到魯迅日記的三種文本形態并分析日記顯著特點,即只記錄日常生活,不涉及社會時政內容,極少見內心情感的流露。接著,他將此視為魯迅對虛無的體認與反抗,認為日記寫作活動本身對于魯迅具有重要的意義,即通過抓住熟悉的日常生活以抗爭現世和生存的黑暗與虛無。雖然魯迅日記既沒有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記載,也沒有個人真實感情的流露,這迥異于日記常態并且違背讀者的閱讀期待。但是,其實魯迅對日記文體有精準的把握,作為“寫給自己看的”日記文本則體現了他內心的真實,即對世界的虛無與絕望。而魯迅的可貴之處在于依靠寫日記的具體行動來反抗虛無,確證自己的主體存在。最后,他將問題指向了現代性與文體選擇,認為對現代性不同的體認和把握方式是魯迅日記迥異于其他作家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他將魯迅日記的這種特殊性歸咎于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把握,這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視了日記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寫作方式。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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