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界革命的調整到胡適的詩歌主張
——詩歌觀念隱含的文化抉擇

趙 一

（ 吉林省集安市第一中學 吉林集安 134200）

詩歌的現代化可謂是文學革命的“最后一役”。自晚清詩界革命倡導詩歌改良開始，一直到1921年左右，早期白話新詩才基本站穩腳跟。詩歌的現代化將舊體詩擠到了文學的最邊緣，但卻并未使它完全被堙沒。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人用文言創作散文、小說、戲劇，卻仍有人選擇以舊體詩澆胸中塊壘。由此可見，詩歌相較于其他文學門類，其現代化過程面臨著更為復雜的狀況，同時也彰顯了其文學上的特殊性。

梁啟超在提倡詩界革命時，曾有這樣的主張，詩歌“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1]所謂新語句不僅包括新名詞，也包括新的句式、語法結構，這就與古風格相矛盾?；蛟S是出于具體創作時的困難，或許是根深蒂固的詩歌觀念，梁啟超在反思詩界革命嘗試階段的詩歌時，對他的主張加以修正，“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州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2]這段表述指出了詩界革命嘗試階段在創作上以堆積新名詞為能事，而忽視詩歌精神/意境的問題（諸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不免遭遇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同時，梁啟超意識到“革命”的必然性，但他主張的是革其內容，而非革其形式。于是，他以“新名詞”代替了“新語句”，所看重的是如何將傳統詩歌的創作方法與現代精神融合以創造出新的詩歌意境，這就使詩界革命從一開始便僅限于內部的調整。

與梁啟超的“保守”相比較，胡適的詩歌主張如一把匕首直插文壇。他提倡“作詩如作文”，具體而言就是“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這并非簡單的形式上的突破，正如胡適所言，“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這是對梁啟超詩歌觀點的超越，同時也將形式的變革看做實現詩歌現代化的動力和途徑。

梁、胡二人對詩歌革新的不同主張實質上反映的是詩歌觀念上的分歧。梁啟超認為打破傳統詩歌格律以及文言語法結構，就不能稱其為“詩人之詩”，也就是說，無論詩歌怎么變，外面的框架不能變，框架沒有，詩也沒了；而胡適的目的就是要打掉這個框架，并告訴讀者，框架沒了，詩依然存在。故而自詩歌現代化轉型開始，就與一個問題相伴相生——“什么是詩”，并綿延至今。

“什么是詩”并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關注的是，在詩歌觀念背后隱含的文化抉擇。王德威認為，之所以得稱現代，是“由于作者讀者對‘新’及‘變’的追求與了解，不再能于單一的、本土的文化傳承中解決”，“面對外來沖擊，是舍是得，均使文學生產進入一個‘現代的’國際的（卻未必是平等的）對話情境”，是否現代，取決于采取那種文化本位架構。在西學東漸的文化背景下，深諳中西文化的梁啟超徘徊在兩種文化中苦心尋求出路。從詩界革命的演變過程來看，他更傾向于以傳統文化為本位。詩歌在傳統文學中處于正宗地位，梁啟超對傳統詩詞格律的堅守表明傳統文化在他心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他主張“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實現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但也要看到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梁啟超主張“二十世紀，中西文明結婚之時代也?！盵3]“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梁啟超將西方文明比作女子，一方面希望取西方文明之長處，孕育出中國的新文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傳統文化仍占有“一家之主”的位置。由此可見，盡管梁啟超認同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但他更多地是將西方文化作為本國文化的借鑒和補充，而且流露出通過文化“復興”為世界文化負責的期待。

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則完全是以西方文化為本位。從早期白話新詩的實踐來看，盡管胡適有革新詩歌的意識，但在實際操作時仍難以超越舊體詩的藩籬以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現代化。美國意象派詩歌對胡適的影響很大，他在翻譯美國意象派詩人莎拉·替斯代爾的《關不住了》（原詩題為《在屋頂上》）時才獲得實踐上的突破，尋找到了詩歌革新的道路。

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息息相關。晚清以來，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在經歷了器物以及制度變革的失敗后，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精神文明的進步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途徑。如果說梁啟超對傳統文化仍有某種程度的保留，那么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則完全“以歐化為是”。他們高舉“科學”、“民主”大旗，主張從西方請進“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以獲得思想自由和人權平等。

從詩界革命的調整與胡適的白話新詩理論的比較中，筆者無意得出“越革命越優越”這樣的結論。但不得不承認，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白話新詩實現了一次詩歌的解放。正如學者的評價：“如果沒有胡適們的這一‘散文化’（也可以說是‘非詩化’）的戰略選擇，中國詩歌的發展將很難超出‘詩界革命’的極限，更不可能有現代白話詩的產生和發展”。

文學雖然與政治、意識形態有著曖昧的關系，但其作為一種藝術創造活動，仍然不能脫離審美上的規定性。這也就促使白話新詩在文壇立足之時，就走上了一條不斷自我反思自我追問的道路。而時至今日，“什么是詩”這樣的疑問仍久久地盤旋于詩壇的蒼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