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勝利可言
——電影《七武士》的悲劇性

陳 陽

（吉林省集安市第一中學 吉林集安 134200）

電影《七武士》是日本導演黑澤明的代表作品。本文將從武器、人物性格以及與姜文執導的《鬼子來了》的對比三個方面來分析這部電影。

一、刀與槍的對峙

從電影類型來看，《七武士》是一部動作片。影片沒有通過武士與山賊的打斗來表現武士的精湛劍術，而是設置了三個場景。第一個場景，勘兵衛讓勝四郎躲在門后，用木棍敲擊進門的武士。一個武士進門后迅速奪走了勝四郎的木棍，而五郎兵衛走到門口則停了下來，豁然一笑，說了句：“真是愛開玩笑啊?！钡诙€場景是久藏比武。第三個場景，久藏孤身一人殺山賊奪火槍，他從晨霧中走來，身影若隱若現，當他清晰地出現在畫面中時，只是把火槍遞出去，一個人走到別處閉目休息。對他完成這一任務的具體情況只字未提。這三處情節在表現武藝精湛的同時，更增加了武士的神秘感。

然而武士與山賊的比拼本質上并不在劍術的層面，更不在七個武士與四十個山賊的數量懸殊上，而是武士刀與火槍的對峙。在日本戰國時代，即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火槍具有相當大的破壞力和殺傷力，在戰斗中很容易取勝?；饦屩赶蚪Y果，而武士刀指向人本身。這種對峙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方式、價值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信仰上的選擇。影片中，武士奪走了山賊的兩支火槍，但從未使用火槍去殺山賊。而犧牲的武士無一例外死于火槍，而不是山賊的刀下。使用武士刀是武士對尊嚴的維護，對信仰的堅守，而死于火槍則是武士不可化解的悲劇。武士的這種兩難處境使整部影片具有了精神內核，從而超越了對電影的類型劃分。

反觀中國的武俠片，不是故事，更像晚會，有的只是熱鬧，而缺少對價值觀的討論與辨析。中國武俠片在處理“武功與槍”這個問題上，往往努力解決“武功如何戰勝槍”?！翱謶挚萍贾皇潜砻娆F象，科技掩蓋的是種族自卑感”。而《七武士》傳達的則是“七武士能夠戰勝山賊，但卻無法戰勝火槍”，在這樣殘酷而無奈的境遇下，“你”將如何選擇。與這部拍攝于1954年的日本電影相比，中國的武俠片問題不在于商業化，而是缺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望又豪邁的精神內核。

二、性格決定命運

《七武士》刻畫了三種類型的人生。一種以久藏為代表，武藝高強、沉默寡言；一種以菊千代為代表，好大喜功、個性張揚；一種是岡本勝四郎，無能、軟弱、善良。大部分人，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候，都像岡本勝四郎一樣活著，而久藏和菊千代則往往是我們終此一生想要活成的樣子，卻求而不得。

久藏頗像中國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他幫助農民打山賊，又仿佛總在遠遠的地方看著蕓蕓眾生。整部電影中，久藏的臺詞只有十幾句，甚至“久藏”這個名字都是在電影后半部分才由勘兵衛一帶而過。但他與別人比劍時的自信、決定幫助農民時的果斷、殺賊奪槍歸來時的淡然、在花叢里伏擊山賊時的從容不迫都使這個人物形象個性鮮明，深刻飽滿。

久藏與菊千代表面看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實際上是同一個根底生發出的兩種狀態，這個根就是對自己內心始終如一的誠實。他們永遠都不可能成為對方，但也難以完全剝離。林田平八、片山五郎兵衛分別死于兩次戰斗，而久藏和菊千代則死于同一次戰斗。

岡本勝四郎中規中矩，有能力而無大才，善良但是顧慮多。他與久藏和菊千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不能徹底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以他與志乃的愛情為例，喜歡不敢爭取，得到了不敢承擔。設想一下，如果是久藏遇到志乃，他不會讓“愛情”開始；如果是菊千代遇見志乃，事情發生后，他可能會說：“老子就是喜歡她！”勝四郎的軟弱是他那飄飄蕩蕩的價值觀的直接反映。

然而電影的結局告訴你，久藏和菊千代這樣的人都死了，只有像岡本勝四郎這樣的人才能活得長。在打敗山賊后，島田勘兵衛對伙伴七郎次說：“我們又還活著?！边@個“又”里有幾分慶幸，又有幾分面對命運的無力感。從七個武士的不同結局，我們看見的是黑澤明對人生最無望的逼視。

三、與《鬼子來了》的比較

《鬼子來了》是姜文執導的電影，發行于2000年，但至今未在大陸上映。如果說《七武士》留給觀眾的是武士的蒼涼背影，那么《鬼子來了》展現的則是人間生死場的荒涼。將《七武士》中的武士精神剖離出來，就是《鬼子來了》。

《七武士》是武士的悲劇，或者說是黑澤明心中拯救者的悲劇。黑澤明將同情給予武士，而非農民，同情農民的是劇中的七武士，而非導演。七武士的高尚的行為被全部消解了，而武士的犧牲就顯得極其荒誕，所以島田勘兵衛說：“這也是敗仗吧，贏的是農民?！本拖瘛渡倌關i的奇幻漂流》里，Pi看著孟加拉虎遠去時，心里想：“其實它從未把我當成朋友?！逼呶涫康谋瘎『苋菀鬃屛覀兟撓氲紧斞腹P下的啟蒙者被被啟蒙者“吃掉”的殘酷現實。

《鬼子來了》對農民的理解與《七武士》有著驚人的相似，農民膽小、懦弱、麻木、狡猾、“窩里橫”。木心說：“人害怕寂寞，害怕到了無恥的程度?！笨赐辍豆碜觼砹恕?，我想可以化用這句話，“人害怕死亡，害怕到了無恥的程度”。中國傳統文化規避悲劇、規避死亡，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樣的文化經過歷代傳承，成為了一種集體無意識植根于中華民族根底。魯迅發現了傳統文化的“吃人”本質，看到了民族劣根性，所以他強調啟蒙的重要性，但同時他也感到啟蒙道路的絕望處境?！豆碜觼砹恕防锏霓r民與魯迅筆下的農民相比，仍舊麻木、愚昧，甚至將自己的軟弱、狡猾變成了一種“生存智慧”。這種民族劣根性是造成農民悲慘境遇的根本原因。最為荒誕的是，他以為自己照顧了花屋小三郎半年，應該得到兩車的糧食作為報答，但整個村莊卻因此被屠殺，而覺醒了的馬大三以他的死亡提出了一個問題，妥協軟弱是死，反抗是死，“復仇”是死，“你”將如何選擇。

當武士在農民的歡笑中漸行漸遠，我忽然想到里爾克的那句詩：“有什么勝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弊屑毾雭?，又有什么失敗可言呢？生命是一片荒原，所作所為沒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