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梅訊 譚 利 龍海燕 雷鳳琴 李德梅
(湖北醫藥學院附屬太和醫院醫學影像中心,湖北 十堰 442000)
原發性肝癌(PHC)起病隱匿,早期缺乏典型臨床癥狀和體征。一旦確診往往已發展成中、晚期癌,病程已不可逆轉,治療效果與預后極差〔1~4〕。然而,研究表明在PHC的亞臨床期,人的免疫系統還沒有太多損傷,是腫瘤治療與逆轉的最佳時機〔5~7〕。腫瘤標志物(TM)是腫瘤細胞合成或是機體細胞對腫瘤反應而異常表達的一類物質。與PHC關系密切的TM有腫瘤異常蛋白(TAP)、甲胎蛋白(AFP)及AFP mRNA等。本研究應用復方苦參注射液(CMI)聯合白細胞介素(IL)-2干預治療亞臨床期PHC,通過觀察各組患者TAP、AFP及AFP mRNA的表達變化,探討CMI聯合IL-2預防性阻斷亞臨床期PHC的效果。
1.1研究對象 選取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十堰市太和醫院門診或住院治療的亞臨床期PHC患者203例,男135例,女68例;中位年齡51.5~20.5歲,均有病毒性肝炎病史,符合病毒性肝炎后代償性肝硬化診斷標準。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入選病例隨機分為CMI組、IL-2組、CMI聯合IL-2組(聯合組)和對照組,分別為49例、51例、53例和50例。治療前各組性別、年齡、病情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治療前各組性別、年齡及病情臨床基線比較
1.2治療方法 各組均給予常規抗病毒、護肝及對癥支持治療:肝安注射液250 ml/d,靜脈點滴,阿德福韋酯10 mg/d口服。CMI組加用復方苦參堿注射液,將復方苦參注射液20 ml加入250 ml生理鹽水中靜脈滴注,每日1次,連用3個月;治療1個月后評價療效及毒副反應。IL-2組加用IL-2靜脈滴注,每次(2.5~5.0)萬U,每日1次,連用3個月。聯合組同時加用CMI、IL-2。1個療程為3個月,各組均進行2個療程的治療干預。
1.3檢測指標與方法 分別于治療前、治療3個月、治療6個月及隨訪3年時,檢測各組TAP、AFP和AFP mRNA陽性表達情況。①TAP檢測:采用TAP檢測系統和TAP凝聚助劑(浙江瑞生醫療科技有限公司);②AFP檢測:運用微粒子發光法(美國雅培公司);③熒光定量PCR檢測AFP mRNA,自動熒光PCR分析儀采用PE7700自動熒光PCR儀(美國Perkin);④隨訪3年時,對每個入選對象進行肝臟B超或CT或MRI檢查,發現腫塊即行肝穿、病理學檢查,并統計PHC確診例數。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軟件進行方差分析及χ2檢驗。
治療3個月時,與對照組TAP、AFP和AFP mRNA陽性表達比較,聯合組、CMI組及IL-2組均顯著下降(均P<0.01);但CMI組與IL-2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聯合組均較CMI組和IL-2組顯著降低(P均<0.01)。與治療3個月時比較,治療6個月時對照組TAP、AFP和AFP mRNA陽性表達無明顯下降(P均>0.05)。與對照組比較,聯合組、CMI組及IL-2組均進一步下降(P均<0.05);但CMI組與IL-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而聯合組分別較CMI組和IL-2組顯著下降(P均<0.05),見表2。隨訪3年時,與對照組TAP、AFP和AFP mRNA陽性表達與PHC確診率分別比較,聯合組、CMI組及IL-2組均顯著下降(P均<0.01);但CMI組與IL-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而聯合組較CMI組和IL-2組均明顯下降(P均<0.01),見表3。
表2 治療前后各組TAP、AFP、AFP mRNA陽性表達比較〔n(%)〕
與對照組比較:1)P<0.01,2)P<0.05;與聯合組比較:3)P<0.01,4)P<0.05,下表同
表3 隨訪3年時各組TAP、AFP、AFP mRNA陽性表達與PHC確診率比較〔n(%)〕
PHC是惡性度極高的腫瘤,在十堰地區呈現相對集中的高發區,尤其在城區〔1〕。亞臨床腫瘤的發展是一個雙向轉化的動態過程,此時腫瘤細胞數<108個,未形成腫塊及其營養血管,亦無臨床癥狀、體征與身體危害,通過中醫中藥、提高免疫力等干預可以逆轉〔8~10〕。然而,臨床期腫瘤細胞數通常>109個,已處于不可逆的中、晚期,其中一部分患者已出現了腫瘤轉移,喪失了最佳治療期。因此,腫瘤防治的根本原則是“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即“三早”;而“三早”的關鍵是早期發現處于亞臨床期的腫瘤,也就是對腫瘤高危人群的科學篩查、管理及有效干預。研究表明,以血清AFP 400 μg/L作為PHC診斷標準,敏感性不到50%〔11~13〕;約70%PHC患者AFP可呈陽性,但另有30%PHC患者陰性及部分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AFP陽性,影響了AFP對PHC的診斷價值。
TAP是腫瘤細胞產生的代謝產物,是具有“異常糖鏈”的TM,亞臨床期即可被檢測,為PHC早期診斷提供了新方法。臨床研究證明,TAP檢測對惡性腫瘤的靈敏度達93.2%、特異性達92.6%,且與AFP陽性不重疊。當癌細胞的數量達到約105個及以上時,在指端血液中可檢出TAP;癌細胞數量從105個發展至109個,至少需要1~3年,即TAP檢測陽性比臨床體征/癥狀/腫塊出現要早1~3年〔2〕。AFP mRNA是成人肝細胞癌變后AFP基因表達產物。由于AFP mRNA不僅是基因在轉錄水平的表現,也可作為細胞表型的標志,能在細胞無任何形態變化的情況下判斷該細胞的表現型,因此,其作為PHC診斷指標可以發現一些早期甚至是亞臨床期的PHC。目前,采用外周血循環細胞RNA進行反轉錄PCR、檢測腫瘤標志物的表達情況,由此判斷是否存在癌細胞,以達到早期診斷腫瘤的目的。在部分PHC患者中,由于AFP基因在表達過程中翻譯缺失而停止轉錄之后,血清AFP表達為陰性〔14~16〕,而AFP mRNA則為陽性,故檢測AFP mRNA可對血清AFP陰性的患者做出早期診斷,彌補了現行單純以AFP作為診斷依據的不足。
CMI是由苦參、白茯苓等組成的純中藥制劑,其中的苦參堿是一類生物活性較強物質,其抗腫瘤的作用是全面而廣泛的,如拮抗腫瘤增殖、浸潤和遠處轉移、抑制腫瘤新生血管形成、增強機體免疫力、降低化療不良反應等。目前CMI主要適用于失去手術、放療、化療時機的晚期癌癥患者,能夠發揮抗癌、鎮痛、止血、提高免疫功能等作用〔17,18〕。
本研究表明,CMI、IL-2均有較好的抗癌變能力。CMI具有清熱利濕、涼血解毒、散結止痛等抑制腫瘤細胞增殖的作用,其機制可能是誘導細胞凋亡、阻滯細胞于G0/G1期,而IL-2可以通過誘導和激活機體免疫活性細胞如自然殺傷(NK)細胞、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淋巴細胞激活殺傷(LAK)細胞及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TL)等殺傷癌細胞;二者從不同方面、以不同機制逆轉癌變過程,且二者聯合應用治療亞臨床期PHC能起到協同增效的作用〔19~21〕。本研究中隨訪3年時,確診為PHC的例數,在聯合組最少,CMI組、IL-2組次之,對照組最多。這表明CMI、IL-2均具有預防性阻斷治療亞臨床期PHC的作用,以CMI、IL-2聯合治療的效果更好;同時表明早發現、早診斷、早預防性阻斷治療PHC高?;颊?,是必要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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