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吳南澤

王朝年號往往有特定的象征蘊意，“或章述德美，昭著祥異；或弭災厭勝，計功稱伐”〔1〕，與政治活動息息相關。由于傳統文化中對“元”的重視，王朝出現重大政治變動時通常要進行改元。通過對改元歷程的探賾發微，往往可以鉤稽出年號背后許多重要史事。①可參黃永年《唐元和后期黨爭與憲宗之死》，《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6年，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辛德勇《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文史》2012年第3輯，后收入氏著《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東晉元帝的永昌改元，就十分耐人尋味。晉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元日乙卯下詔改元大赦，十四日戊辰，王敦以誅劉隗為名于武昌舉兵。②關于王敦之亂的研究，可參唐長孺《王敦之亂與所謂刻碎之政》，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52-168頁；薛軍力《東晉王敦之亂再探討》，《天津師大學報》1984年第5期；魏斌《王敦三考——讀〈晉書〉札記之一》，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2001年；陳啟云、羅驤《社會名望與權力平衡：解讀王敦之亂》，《史學月刊》2010年第1期等。從時間上看，改元到起兵十余日的間隔，大約正是改元詔書從建康傳至武昌的時間③陳夢家先生考察漢簡中同一年內新舊年號并見的現象，并與史文相證，指出改元詔書下達至邊郡，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即可。參見陳夢家《漢簡年歷表敘》，《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據此推斷，建康至武昌十余日大抵可至。，因此永昌改元和王敦之亂兩個事件之間可能存在著微妙的聯系。據《晉書·郭璞傳》記載，太興四年(321)末，郭璞曾上疏，請求晉元帝以皇孫降誕為契機大赦天下，向天下宣示約法省刑的方針。次年正月元日，晉元帝也確實因“皇孫之慶”大赦改元。如果元帝此舉如郭璞所陳，是為了改變刑理失中之弊，消除所謂刻碎之政的不良影響，為何并未阻止王敦之亂？本文擬通過解讀永昌改元的相關史事，考察晉元帝這一舉動背后的政治意圖。

一、“陰陽錯繆，刑獄繁興”：永昌改元的起因

這些“陰陽錯繆”的災變隱含著當時人對政治形勢的觀察與擔憂?！端螘肪砣摹段逍兄尽肺逶疲?/p>

晉元帝太興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瞀昏亂，故天不饗其祀。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主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瞀不睿之禍也?！?〕

太興四年十二月，元帝準備舉行郊祀之禮，但在典禮上郊牛意外死亡，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所謂“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4〕， “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5〕，郊祀是自漢代以來最為重要的王朝典禮之一，只有天子才能主持。魏晉二朝，郊祀制度雖有變革〔6〕，但總體上皇帝都對此十分重視。西晉亂亡，郊祀之禮亦廢。元帝渡江之后，有意恢復郊祀。有論者以為應收復洛京之后方行郊禮，然元帝在荀組、王導、荀崧等人的支持下，依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的故事，在太興二年舉行了郊祀之禮?！?〕按晉明帝太寧二年(324)，王敦第二次起兵時，曾稱明帝“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8〕，即表明在當時人眼中，郊祀是天子的象征。晉元帝兩度舉行郊禮，就是他試圖樹立君主權威、宣示自己正統天子身份的舉措。①誠然，晉元帝兩次郊禮的意義未必相同。太興二年，元帝在荀組、王導等人的支持下舉行郊禮，宣示東晉的正統，提升皇帝的威儀，有利于北來諸人在江東的立足。而太興四年底，王敦不臣之跡已彰，元帝再度舉行郊禮，可能就有威懾權臣之意。又按郊祀用“特牲”，《禮記·郊特牲》陸德明解題云：“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薄?〕唯一的祭品郊牛在郊祀典禮上死去，對當時人的心理沖擊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考《宋書》及《晉書》所載晉元帝即位以來所發生的災異，可試舉數例如下：

晉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佷作威。后終夷滅。太興四年七月，大水。明年，有石頭之敗?！?0〕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比晔氯沙?，天又鳴，甲午止。其后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于強臣，既而晏駕，大恥不雪?！?1〕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斗。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錄訊囚徒。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擅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2〕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曰：“有亂臣?！比晔录何?，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彼哪晔露『?，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人流亡?！庇啦耆?，王敦作亂，率江荊之眾來攻，敗京都，殺將相?！?3〕

這些災異是東晉初政治的縮影。通過五行家的解說，不難看出災異的占驗大多指向元帝寵任劉隗及王敦的不臣之志。在當時“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晉元帝所代表的皇權與王敦等所代表的大族權臣之間的利害沖突、權力分配等問題，構成了東晉初年政治上最主要的矛盾。①這一問題歷來廣受中外學者關注。陳寅恪先生《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55-77頁)、唐長孺《王敦之亂與所謂刻碎之政》、田余慶先生《釋“王與馬共天下”》(《東晉門閥政治》第一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6-26頁)等經典研究對東晉初年政治格局的形成已有深入的分析。日本學者則往往從“貴族制”的視角來探析皇帝與“貴族”關系問題，可參〔日〕川勝義雄《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芃、李濟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54-171頁；〔日〕越智重明《東晉政権と東晉貴族制》，收入氏著《魏晉南朝の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年，175-220頁；〔日〕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與官僚制》，收入谷川道雄主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55-173頁。晉元帝與大族權臣的對抗，主要是依靠劉隗等人。劉隗所建“刻碎之政”，包括裁劾公卿、役使流民、搜括戶口等等，招致大族的不滿，最終也成為王敦起兵的口實。郭璞上疏中所說的“陰陽錯繆”“刑獄繁興”，本質上是當時君弱臣強的問題。晉元帝即位以來，種種預示著“虧傷君道”“臣而君行”的災異不時發生，特別是太興四年郊牛死一事，在五行家看來是由元帝親佞遠賢、“區瞀不?！痹斐?。這反映出元帝的失敗及王敦之亂，可能已在時人的預料之中。

晉元帝權威的孤弱與其宗室疏屬的身份有很大關系。晉元帝是晉宣帝司馬懿的曾孫，其祖父瑯邪王伷在西晉初雖然“戚屬尊重”〔14〕，但到元帝襲封瑯邪時，與帝系一支的血緣關系已非常疏遠，若非西晉宗室在亂亡中全部覆沒，元帝幾乎沒有繼承帝位的可能。元帝本身也才識平平，缺少足夠的政治威望及軍事實力，雖然被司空荀藩移檄推為盟主，但號召力相當有限。永嘉(307-313)初，陳敏之亂平后，周馥出任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而晉元帝受東海王越之命出鎮建鄴，也是以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的身份，建鄴與壽春之間的關系甚為微妙。永嘉四年，周馥以“群賊孔熾，洛陽孤?！睘槊?，上書請遷都壽春〔15〕，《宋書》卷三三《五行志》四說這一舉動的目的是“欲迎天子令諸侯”，應意在反制東海王越及晉元帝，但“俄為元帝所敗”?！?6〕當時的江州刺史華軼也“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7〕與華軼一道不服元帝號令節度的還有豫州刺史裴憲，二人后來被王敦、甘卓、周訪等人擊敗?！?8〕至建興(313-317)中，陶侃以平杜弢之功，被元帝任命為荊州刺史，而此前不久西晉朝廷已派遣第五猗出任，出現了兩名荊州刺史同時在任的情況?！?9〕杜弢余黨杜曾聯合第五猗，盤踞在漢沔一帶對抗下游的建康政權。第五猗中朝命官的身份在政治上十分特殊，杜曾、第五猗之亂被王敦、周訪等平定之后，周訪就“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0〕

周馥、華軼、第五猗等人不合作的態度以及周訪的遲疑，代表了當時許多人對元帝的正統及合法性的擔憂與質疑。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出，合法性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正義或正確，它是存在于人們主觀意識中的相對概念。合法性的缺乏如果影響到與政權運行緊密相關的政治精英，特別是那些掌握強權的人，往往就會形成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參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p. 15-16.晉元帝雖已開始脫離洛京,在江東重建晉朝，然此時洛京尚有懷、愍二帝，江東政權并未得到廣泛的認可。李慈銘曾說：“愍帝被虜，猗特不順于元帝，與華軼、周馥同科。元帝之討滅猗等，正與漢光武之殺謝躬無異?！薄?1〕其實晉元帝與漢光武帝所面對的形勢并不相同，周馥、華軼、第五猗等人“不承教命”背后的立場復雜，是否真正忠于西晉朝廷可以不必深究，但他們所奉的中朝正朔在當時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并非新末大亂中謝躬所奉更始帝所能比。這些人成為棘手的問題，不僅由于他們的軍事力量威脅到江東政權的穩定，重要的是他們以中朝的名義行事，使元帝在政治上十分被動。在合法性不占優勢的情況下，元帝為了樹立自身的權威，確保政權穩固地立足于江東，只能通過武力逐一討平各路不服號令的勢力。

按《事類賦注》卷七《地部·山》引臧榮緒《晉書》云：“帝為晉王，立宗廟社稷。元帝渡江草創，欲立石闕于宮門，未定。王導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山兩峰為天闕。中宗從之?！薄?6〕石闕又稱象闕、象魏，本為宮門外成對的石制或木制建筑，用以懸布法令政教，也是天子權威的象征。晉元帝希望在宮門外立石闕，有加強皇帝權威的用意，也隱含某種對自身正統的焦慮。*類似的焦慮也存在于南朝蕭梁政權初期，可參程章燦《象闕與蕭梁政權始建期的正統焦慮——讀陸倕〈石闕銘〉》，《文史》2013年第2輯。山謙之《丹陽記》記載此事信息更為豐富：“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薄?7〕當時議者迎合元帝之意，提出移用漢司徒許彧*“許彧”《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八《靈帝紀》作“許”，光和四年代劉寬為太尉，又按《后漢書》卷七六《循吏·許荊傳》，許為許荊之孫，亦云其“靈帝時為太尉”?！峨`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二《司農劉夫人碑》洪適考釋云：“右司農劉夫人碑，漢太尉許之室也?！瓚俊稘h官儀》所載三公，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季軼?！稘h紀》光和四年以衛尉代劉寬為太尉。今許氏兩墓皆在宜興，而此碑猶在夫人冢旁。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廟，其碑許劭所作?！本C合來看，山謙之《丹陽記》所記與其他文獻中的記載存在若干出入，許為吳郡陽羨人，晉惠帝時立義興郡，陽羨故城即在義興，故《丹陽記》云“義興許彧”；又許在東漢官至太尉，未見其任司徒的記載，《丹陽記》所本未詳。的墓闕，但遭到王導的反對。許彧是吳地先賢，其故里義興陽羨的豪族周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元帝猶“疑憚之”，遷動許彧之墓必然引發當地人的不滿，甚至可能埋下動亂的隱患。王導指牛頭山為“天闕”，雖然被后世譏為“假天闕于牛頭，托遠圖于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28〕，但此舉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北人立足江東，首要的任務是籠絡南士，協調南北人士間的利益關系，王導力排遷移許彧墓闕之議，在避免激起南北矛盾、維護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保全了皇帝的威嚴，可見王導老練的政治手腕。*另外，武廷海從城市規劃的角度提出，牛頭山(亦作牛首山)的位置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二十余里，建康城從東吳苑門至朱雀橋的城市軸線南延，直抵牛頭山，遠承秦都咸陽“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的傳統，體現了王導對都城布局的深謀遠慮?？蓞⑹现读狄幃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134頁。

如唐代史臣所論：“瑯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余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薄?9〕這所謂的“人事”，主要就是王導、王敦等士族的經營，王導等人的政治經驗、軍事實力甚至個人魅力都起到關鍵作用。晉室南渡之初，晉元帝尚欠缺足夠的權威與實力來駕馭南方政治及社會上的各種勢力，江東政權仍然很受質疑，晉元帝必須要倚仗士族的支持。經歷八王之亂及陳敏之亂后，南北士人都已意識到，江東政權很難脫離司馬氏另立門戶，元帝的身份正可以為北方士族主政江東提供法統上的憑據，南方大族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也需要以元帝的名分為依托?！?0〕

所謂“刑罰不中”的典型事例，是晉愍帝建興四年的淳于伯事件。當時匈奴劉曜攻破長安，愍帝蒙塵，鎮守建康的晉元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征天下之兵，克日進討”?！?3〕但此次北伐因漕運失期，最終并未成行。丞相府以督運稽停及受賕役使二條罪名收押督運令史淳于伯，并將處以斬刑。淳于伯之子向丞相府抗訴，稱受賕本非死罪，淳于伯所督漕運部隊又是屯戍而非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為枉”，且建興以來四年間，“凡諸征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淳于伯本罪不當死，但丞相府對此并未理會。行刑之時，血沿刑柱逆流而上二丈三尺，這一異象使淳于伯案為舉世所矚目，“百姓喧嘩，士女縱觀，咸曰其冤”?！?4〕當時人還將后來連續三年的大旱歸咎于此〔35〕，淳于伯血流上柱之象甚至在后世成為了某種不祥的象征。①如《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卷二六《陳顯達傳》載陳顯達戰死之時，“為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于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郭璞后來在上疏中說，“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6〕淳于伯本是元帝丞相府中一名無足輕重的小吏，但其冤死之后，事態持續擴大，最終演變為一樁舉世震驚的大案，影響遠超同時期其他案件。這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恢復中原，固然是東晉南朝無法放棄的戰略目標，但當長安失守時，元帝渡江未久，在江左的經營尚未穩固，其準備北伐的姿態，及王導所謂“勠力王室，克復神州”〔37〕的言語，只能是政權初創時收聚人心的手法而已。元帝與王導自始至終皆未真正謀求北伐，此點古今所共知。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七分析了元帝斬淳于伯的動機：

睿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糇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于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亦云酷矣?！?8〕

元帝與王導的南渡，源于東海王越、裴妃及瑯邪王氏兄弟的謀劃，本來是為了與中原王朝力量形成掎角之勢?！?9〕元帝以方鎮的身份過江，于懷帝仍有君臣的名分，中朝傾覆之際，道義上也應救君父之危。但以孤弱之力鎮撫江東已非易事，當時軍事實力更完全不可能實現北伐，即使北伐僥幸成功，除了政治上的象征，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0〕而且元帝有意自立，王導亦“潛懷翼戴”，時人正謂江左“陰氣盛”?！?1〕然元帝為宗室疏屬，若非西晉宗室覆滅，實沒有名正言順踐阼的可能。故元帝與中朝的關系十分微妙，在北伐一事上始終逡巡不前。早在建興元年時，愍帝曾遣使要求元帝進軍，然元帝“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2〕祖逖在京口聚眾請纓，元帝也只是象征性地給予千人糧廩及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3〕素無北伐志的元帝，以“督運稽?！钡拇居诓疄樘孀镅?，無疑是既能暫緩大軍出征，又能向天下展示北伐決心的兩全之計。

然而，斬殺淳于伯的影響，為元帝及王導料所未及。事發之后，劉隗上奏彈劾，認為淳于伯伏法乃“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等失職，應為冤殺無罪及引發的妖異負責。劉隗這番彈奏另有深意。周莚被王導稱為“忠烈至到”，其族兄周續聚眾響應徐馥的叛亂時，正是周莚受王導之命討殺周續〔44〕；劉胤則與王敦過從甚密，“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45〕，可見彈劾的矛頭直指瑯邪王氏。王導于是向元帝上疏引咎辭職，元帝則表示“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拒絕了王導的請辭，對劉隗所彈劾諸人，皆“一無所問”，此案最終不了了之。

血流上柱的異象之外，劉隗的彈奏問責，是放大事件影響的關鍵因素。劉隗奏劾公卿不畏強御，史臣評價為“當約法之秋，獻斫棺之議”。但在淳于伯案中卻奏稱“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6〕反過來強調哀矜庶獄、約法慎刑，并彈劾周莚、劉胤等好刑濫殺，正是抓住了淳于伯冤死這一把柄，攻擊王導表面上清靜為政，實則政令不行、濫用刑罰，不應處以中樞之位。

尚無證據表明劉隗對王氏的攻擊出于元帝的授意，但從情勢推測，王導號為“仲父”，既有“朝野傾心”之望，王敦又擁重兵在外，其他如王廙、王彬、王舒等宗從兄弟亦各居要職。王氏內外大權在握，元帝并不可能罷免王導。王導的請辭，固然是抗議劉隗的所為，也可能是對元帝政治決心的某種試探。最終元帝以罪己的方式，對涉案諸人一無所問，表明他并未具備擺脫瑯邪王氏的實力。

晉元帝在君權孤弱、受制于士族權臣的形勢下，急于樹立君主權威、重建晉朝政教秩序。劉隗利用了元帝這一心理，大肆攻擊朝中大臣，其主導的淳于伯事件，正是王敦口中元帝“信隗以來，刑罰不中”的縮影。王敦說當時“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47〕，就是指責元帝親信劉隗，疏遠王氏，有如吳末“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的情形?！?8〕淳于伯事件集中反映出當時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王導以請辭的姿態抗議，是元帝與王氏之間第一次公開的沖突，也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第一次出現重大裂痕。

《魏書》卷九六《僭晉司馬睿傳》曾謂晉元帝“號令不行，政刑淫虐”?！?9〕元帝信任劉隗、推行刑法之治，試圖強化皇帝權威的舉措并未收效，反而導致刑獄充濫、朝野怨望，改弦更張勢在必行。太興四年十一月*按郭璞上疏的時間，《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本傳記為“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又《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九二《晉紀·元帝永昌元年》亦稱“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似郭璞上疏在永昌元年正月。元帝永昌元年正月元日下詔改元，郭璞自不可能于當日上疏。實際情況應是太興四年十一月皇孫司馬衍出生時，郭璞上疏請求改元，元帝從之，并擇定次年元日改元。，皇孫司馬衍(即晉成帝)出生，郭璞再度上疏：

案《洪范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颙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后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0〕

所謂“微理潛應已著實于事”，郭璞假借此前種種災異，向元帝指出寵信劉隗、刑罰過甚以至于人情怨憤的狀況，以及王敦將亂的“側席之憂”。郭璞曾批評元帝即位以來，“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他此前所占得的卦辭中，《解》卦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薄都葷坟栽疲骸八蓟级シ乐??！薄?1〕但這與王敦指責元帝“刑罰不中”的立場并不相同。郭璞意在提醒元帝注意江東政局中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舉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重大變故。他建議元帝順天應民，借皇孫降誕的契機大赦天下，宣示更始維新、明罰敕法之意。晉元帝確在次年元日下詔改元大赦，然而永昌改元的真正意圖，還值得進一步分析。

二、永昌改元與王敦之亂

晉元帝永昌改元詔書雖已亡佚，《晉書》《通鑒》等史書亦對改元經過語焉不詳。但通過對同時期一些相關史料的考釋，結合當時歷史、政治情境的分析，仍然可以推察晉元帝改元的實際用意?！段酿^詞林》卷六六六收錄了《東晉元帝誕皇孫大赦詔》一首，此詔未見于其他文獻，嚴可均《全晉文》亦未輯入，以往學者對此注意甚少。但如前述，太興四年末至永昌元年初，皇孫降誕、大赦天下、改元永昌諸事，其實是相互關聯的系列事件，大赦改元皆因誕皇孫而起。那么，在永昌改元詔書亡佚的情況下，《誕皇孫大赦詔》就成為了解改元用意的關鍵線索。詔云：

門下：朕以不德，昧于政道，自陟帝位，迄今五載，雖四海宅心，然頑兇未夷，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夫保大之功，在于經武，物無幽否，然后大享，事不暫勞，則不得永逸。是故命大將遣眾軍，掃定中原，在此行也。自頃彝倫失序，強弱兼并，并列齊萌，而相為私隸，是以拯出良人，以備甲卒。而百姓之費，公家之出，不得操事，計以萬數。又大化未淳，麗刑者眾。牧人者以苛為察，庶獄未清。朕恒憂嘆?；实諏O載育百葉之本，月正元日，品物革變，思令兆庶，沛然從善，其大赦天下?！?2〕

如前所述，晉元帝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有許多偶然因素。建武元年(317)百官勸進時，元帝辭以“吾本瑯邪王，諸賢見逼不已”，甚至“呼私奴命駕，將反國”?！?7〕這絕非一般的循例謙讓，晉元帝對自己以宗室疏親身份繼位的合法性有很深的顧慮，直至登基之后，仍然需要從宗法上確立皇位的正統性。

一般而言，以支庶入纂大統的皇帝，即位前后都要在禮制上厘清自己與生父及先帝的關系。有一種做法是追尊生父為“皇考”，別立一廟，而在宗廟世系上承襲先帝，但這種做法因“于禮不正”，漢人已頗有微詞?！?8〕晉元帝即位后也曾有意追尊生父瑯邪王覲為“皇考”，賀循以為“案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乃作罷?！?9〕東晉初關于宗廟世序的討論，十分值得注意。西晉武帝時營建宗廟，以先祖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七廟。武帝死后，遷征西主，惠帝死后，遷豫章主，懷帝死后又遷潁川主。所以元帝在江東重建宗廟時，七廟之主當為京兆府君、宣帝、景帝、文帝、武帝、惠帝、懷帝。然而，元帝無意承襲懷帝或愍帝，他對自身世序的安排是“上繼武帝，于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從輩分來看，武帝為元帝父輩，惠帝、懷帝為兄弟輩，愍帝為子侄輩，元帝上繼武帝的安排似乎合理，但由此衍生出兩個問題。其一，若惠、懷、愍三帝不為世數，則自京兆府君至武帝不足七廟；其二，元帝雖踐帝位，但于懷帝、愍帝皆曾北面稱臣，若以武帝為禰，祠太廟時對懷帝、愍帝就不能“親執觴酌”，元帝自己也對此感到“于情禮不安”，于是在太興三年時，詔議宗廟禮制。華恒、賀循、傅純、溫嶠、王導等人倡議，恢復原已遷毀的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二主，以合七世之數，而惠、懷、愍三帝則另為立廟，祭祀時稱“皇帝敢告某皇帝”?！?0〕這樣一來等于將惠、懷、愍三帝排除在晉朝宗廟世系之外。晉穆帝時曹毗為諸帝作宗廟歌詩，武帝之下即為元帝，確無惠、懷、愍三帝之位。當時人煞費苦心創建這樣一套不同于常規的宗廟制度，極力抬高晉元帝的血統出身，正反映出元帝對支庶身份繼位的不自信以及對江東政權正統性的焦慮。*東晉南朝時期，“牛繼馬后”的讖語流傳甚廣，《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七《符瑞志》上云：“元帝母夏侯妃與瑯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倍段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六《僭晉司馬睿傳》甚至將與夏侯妃私通者明確寫成牛金。這個類似稗官野史的傳說雖然遭到后世學者非議，但確實反映出東晉政權的正統性危機?？蓞⑵纸赌媳背臍v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文史》2013年第2輯。

在這種背景下，皇嫡孫的出生就具有了特別的政治意義。晉文帝司馬昭立武帝為世子，武帝立惠帝為太子，為晉朝確立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原則。但這一原則在西晉末的大亂中遭到破壞，懷、愍二帝均非以嫡長子的身份立嗣。過江之后，晉元帝曾有改立瑯邪王裒之意，但被王導勸阻：“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薄?1〕這實際上是重新確立了“立嫡以長”原則。這也意味著，明帝繼位后，皇嫡孫司馬衍將自然成為太子。漢宣帝晚年也曾有指定隔代儲君的舉動，時為太子的漢元帝生漢成帝劉驁，號稱“世嫡皇孫”，受到漢宣帝的寵愛，并取字“太孫”，漢元帝即位后，太孫隨即成為太子?！?2〕晉元帝時皇孫降誕的意義即與此類似，其詔書中“皇嫡孫載育百葉之本”絕非一句虛辭，元帝欲使“彝倫攸敘”，首先要樹立江東政權的法統，為此不惜將惠、懷、愍三帝排除在宗廟之外，將自身世系上溯至武帝，建立本支為大宗的宗室統胤，然后以此重建君尊臣卑的政治秩序，改變自西晉末以來強臣擅政、君權孤弱的格局?；蕦O的出生正寄托了元帝對其統胤世代相傳的期望。

詔書中說“自頃彝倫失序，強弱兼并，并列齊萌，而相為私隸”，是指豪強兼并土民，勢力強大，與朝廷分庭抗禮。元帝針對此“拯出良人，以備甲卒”?！稌x書》卷六《元帝紀》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詔云：“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薄?3〕元帝免揚州奴客，設立給客制度，擴充朝廷的軍力。所謂“以備征役”指的是太興四年七月遣劉隗、戴淵出鎮一事。晉元帝用劉隗之謀，出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悉發揚州奴為兵”，配給劉、戴二人軍府，此舉以“討胡”為名，其實是為了防備上游的王敦?！?4〕這些舉措引發了豪強大族的不滿，王敦起兵時也聲討了此事。細味詔書，元帝盡管意識到發奴客為兵帶來大量的公私費耗，但似乎無意因此遣散兵卒、取消給客制度，而是將此視作矯革時弊、重序彝倫之舉?？梢姇x元帝面對當時緊張的局勢以及郭璞憂心忡忡的諫議并無意退讓。

詔書“月正元日，品物革變”一語，實際上隱含了改元之意?！霸抡铡背鲎浴渡袝虻洹发賹O星衍云：“案《堯典》一篇，梅賾所上《偽孔傳》分‘慎徽五典’已下為《舜典》。案百篇之《書》自有舜典，至后亡逸，不宜以《堯典》分篇也?！眳⒁娛现渡袝窆盼淖⑹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頁?！霸抡铡币徽Z及下文所引鄭玄注，原應屬《堯典》。梅賾始析《堯典》之一部為《舜典》，今人于《尚書正義》本所見《舜典》之內容，魏晉間人當以《堯典》為篇名。故今不取《舜典》之名。，在此亦當非尋常之辭?！秷虻洹分嘘P于堯舜禪受的部分有“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二句，鄭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薄?5〕按照鄭玄的解釋，兩處異文不僅僅是記載上的差異，舜受堯禪后，只是“攝天子之事”，直到二十八年后堯死，又服喪三年，才改定正朔、即天子之位，故云“月正元日”。舜以月正元日受終于文祖，故此語也蘊含了君主即政維新的意味，如《毛詩·周頌·烈文》孔穎達疏“成王即政”云：“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薄?6〕晉元帝名義上是東晉的皇帝，但政治主要出自王氏?；蕦O出生后，元帝鄭重地選擇在次年元日大赦改元，并在詔書中援引“月正元日”的古辭，或隱含了特殊的政治寓意：元帝正是要仿照舜即位改正的故事，在改元之后，使“品物革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子。同樣的寓意也體現在“永昌”這一年號的選擇上?！坝啦币徽Z可能出自傳國璽璽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②《后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卑磦鲊t璽文，又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的異文，《晉書》卷八《穆帝紀》載謝尚北伐所得傳國璽璽文即此，《宋書》卷一八《禮志》五及《通典》卷六三《禮·嘉禮·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所載亦同。宋哲宗紹圣三年時，蔡京等考議傳國璽璽文云：“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璽也；‘有德者昌’者，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九六《哲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清人趙翼亦認為歷代璽文不同，因多為后代續刻之物，“謝尚所得者，或晉人飾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尚所得璽尚未可知也”。(《陔余叢考》卷二十《楊桓傳國璽考之誤》，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總之，晉元帝“永昌”年號即便不是出自傳國璽，也有與璽文類似的蘊意。傳國璽于西晉末時隨懷帝一起流落劉聰、石勒之手，東晉最初因此被北方稱為“白板天子”?！?7〕元帝選擇“永昌”作為新元，應有借此樹立皇帝至尊權威、冀望帝室永久昌盛的用意，同時也不無警示強臣的意味。

晉元帝通過改元傳達出建立皇權政治的意圖，以改變“王與馬共天下”的權臣政治格局。權臣政治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權臣把持朝政，皇帝僅作為名義上的合法君主在位；另一方面，雖然權臣未必都有僭位自立的企圖，但往往要對皇帝及儲君的廢立極力加以操縱。元帝詔書中說“皇嫡孫載育百葉之本”，是希望借皇孫的出生進一步鞏固帝系統胤，實際上對權臣政治構成了挑戰。王敦第一次發兵東下，在石頭城當著百官之面質問太子中庶子溫嶠“太子何以稱佳”〔68〕，欲行廢立之心已昭然若現。田余慶先生曾指出，王敦第二次起兵時，有意廢明帝立東海王沖，目的是使東晉由瑯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進而將東晉政權完全轉移到自己手中。但早在元帝時，時人觀察形勢，對王敦利用東海王沖以行廢立之謀已頗有察覺，故假托牛生子一體兩頭之類物妖為警戒?！?9〕

葛洪對此亦嘗著論，《抱樸子外篇·良規》引伊尹、霍光的史事為鑒：

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奸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于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0〕

伊尹、霍光是歷史上權臣廢君的代表。伊尹以太甲昏庸暴虐，違背成湯典刑，故放之于桐宮；霍光矯上官太后詔廢昌邑王，時人田延年引伊尹之例以贊成其事：“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后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薄?1〕班固認為霍光不學無術、沉溺權勢，致滅族之災，卻對霍光“擁昭立宣”之舉極盡褒贊，以為“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2〕漢晉時期，所謂伊霍之事，常成為權臣廢立擅權時所援引的成例。司馬師有意廢高貴鄉公時，群臣會議，皆云“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袢罩?，惟命是從”〔73〕，可見伊尹、霍光在當時尚具有忠君體國的正面形象。

但在葛洪看來，所謂“舍道用權，以安社稷”，不過是權奸粉飾陰謀的托辭?！?4〕昌邑王被廢時，曾引《孝經》之言對霍光說：“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敝赋饣艄馍頌檩o臣，不能盡節匡主，反而擅行廢立，霍光只能托言“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以飾其非?！?5〕葛洪重視君臣之序，以為人臣量才任職，應謹職守分，為臣之節當為“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戚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于薄冰也”。君上有如天、父，人臣若行廢立之事，“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越權之臣，“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故伊尹、霍光皆不得善終，“伊尹終于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于及身，家亦尋滅”?！?6〕

伊尹在商周時代的形象主要是輔佐成湯的賢相，頗受尊崇，出土甲骨卜辭中有不少關于伊尹配享的記錄〔77〕，儒墨等先秦主流學說對伊尹的事跡也多有稱贊。所謂伊尹受戮，即伊尹放太甲自立，而太甲自桐潛出殺伊尹一事，則出自《竹書紀年》，與儒家經典《尚書》《孟子》等記載伊尹親迎太甲歸亳后奉還大政之事不同，接近于《韓非子·說疑》中堯舜禹禪讓皆“人臣弒其君”的思想。①《竹書紀年》為魏國史書，在某些記事上思想特征更接近三晉法家。諸子學說關于伊尹事跡記載的矛盾，主要由于思想立場的差異。儒家出于道德教化而美化伊尹放太甲一事，法家則為強調君權至尊直言伊尹之篡。先秦時代伊尹事跡流變的研究，可參考陳奇猷《伊尹的出身及其姓名》，《中華文史論叢》第19輯，1981年；夏大兆、黃德寬《關于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從伊尹傳說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流變考察》，《文史》2014年第3期；溫皓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伊尹材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其中隱含的道家思想因素很值得注意。陸機《豪士賦序》中有“伊生抱明允以嬰戮”一語，表明葛洪所云并非孤說，太甲殺伊尹的故事，乃為漢晉間一些具道家思想背景的江南文士所熟知。

但后世學者對這一故事的真實性有所質疑。早在唐代，劉知幾已因《汲冢書》“語異正經”而疑其偽〔78〕，清人文廷式則懷疑此事乃魏晉間人因疾曹氏代漢、司馬氏代魏而偽造，太甲之殺伊尹，其實是影射漢獻帝、高貴鄉公之事，而葛洪謂伊霍之事為禍亂之基，“此則近誡王敦，非遠規元圣”?！?9〕太甲殺伊尹故事的真偽可暫置不論，但王敦永昌元年起兵時，上疏晉元帝要求誅殺劉隗，就援引了伊尹故事：“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勛，殷道復昌?！痹垡娛瓒笈?，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80〕葛洪《抱樸子》成書大概在晉元帝建武元年左右，此前不久王敦以平定杜弢之功，進為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專擅之跡漸彰”。早在西晉時，有識者已謂王敦“必能作賊”。東海王越命王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諫稱：“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薄?1〕葛洪亦有知人之鑒②據《抱樸子外篇·清鑒》，葛洪并不以漢末郭泰、二許的人物品評為高，認為“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于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于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于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于煙燼之余，平子剔逸響之竹于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睹，無所?；?，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可見葛洪于人倫鑒識應有獨到之見解。，可能是從王敦的性格及所謂“專擅之跡”中預見到其后來的不臣之心，《良規》篇“將來君子，宜深鑒茲”一語，正有“近誡王敦”之意。

同時，元帝對待王導的態度也值得注意。太興四年七月，元帝遣劉隗、戴淵分別出鎮淮陰、合肥，同時拜王導為司空。史書對此事的記載極為簡略，或以在當時緊張的局勢之下，王導位登三事，是晉元帝示以優禮、平衡王馬關系的措施，其實不然?！短接[》卷二二〇《職官部·中書監》記載了王導的一封奏表及元帝的答詔：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痹t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耶？愿足下處之勿疑?！薄?2〕

此條材料前后因由不詳，歷代學者也未嘗對此有所解釋。從王導的仕進履歷看，其就任中書監，僅在元帝一朝。太興二年，元帝以王導代賀循為太子太傅。*王導代賀循為太子太傅一事，僅《晉書》卷六五《王導傳》一見，并無明確系年?！稌x書·元帝紀》及《通鑒》皆未記載此事。按《晉書》卷六八《賀循傳》，賀循晚年任太子太傅，病篤之際“太子親臨三焉”，太興二年死后太子“追送近涂，望船流涕”，即死于太子太傅任上，故王導代任大抵在太興二年。魏晉時“保傅”大多指輔翼太子或少主的大臣，王導以“專壹所司，竭誠保傅”為由請辭中書監，就在其代任太子太傅之時。魏晉以來，中書監、令因執掌詔命機密，故“號為專任，其權重矣”，有所謂“鳳凰池”之稱?！?3〕東晉初建時，王導的職官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中書監一職就最為關鍵。太興二年，元帝以王導代任太子太傅的原因由于史料闕如不得而知，但細味王導的奏表與元帝的奏答，這很可能是君臣之間的一次相互試探。太子太傅任職于東宮，所謂“東宮少事，養德而已”〔84〕，元帝當時有疏忌王氏之心，以王導為太子太傅，應當是為了將其調離地在近侍、掌管機政的中書監一職。王導以請辭的方式表達不滿，而元帝在答詔中引用荀勖故事，讓王導“處之勿疑”，或許也曲折地傳達了奪王導“鳳凰池”之意。君臣雙方均對形勢作出了各自的估量，事后王導依然領職中書監，而太子太傅一職則可能沒有實際就任。

太興四年，王導進位司空一事，性質應當就與此類似。三公本為“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官，不與朝政。從兩晉的成例看，除了西晉末權臣輔政自加尊位之外，拜授三公的大臣多數是政治核心之外的宗室或功臣元老。太興四年七月，建康與武昌的對峙之勢已十分嚴峻，王導進位司空后，曾說“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田余慶先生指出這是王導處境微妙、際遇艱難之嘆?！?5〕在當時的形勢下，元帝已沒有必要以表面上的尊崇來緩和王馬對峙的關系，進王導為司空，只是再一次試圖將王導排除出中樞之位的舉動。這種推測并非全無依據，當時劉隗雖在外鎮，但“萬機秘密皆豫聞之”〔86〕，表明元帝對劉隗極度信任的同時，已不愿讓王導參與機密政務。又據《晉書》卷六一《周浚傳附周嵩傳》，元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周嵩上疏為元帝論說古今興廢，力陳王導等“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勸元帝親賢遠佞。奏疏上達元帝后，“帝感悟，故導等獲全”?！?7〕“獲全”二字，隱約地透露出元帝曾有誅除王氏一族之意。

三、余論：晉元帝改元背后的政治意識

歷史上王朝改元，往往隱含微妙的政治意涵，直接或間接與一些重大政治變革相關。*如漢昭帝以來，以霍光為首的外戚專政，漢家社稷有若淪喪于異姓。漢宣帝親政，翦除霍氏一族，中興漢室，最初就是通過改元“地節”，傳達出警示權臣的意味。參見辛德勇《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收入《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23頁。晉元帝的出身、經歷以及政治處境，都與漢宣帝有相似之處，改元永昌也是與漢宣帝改元地節類似的政治表達。從晉元帝永昌改元結果來看，王敦起兵攻下石頭城之后，大肆誅戮公卿，不久元帝也憂憤而死，此前種種試圖改變江東政治、軍事格局的舉措猶如以卵擊石，“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聽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0〕永昌改元的結果與初衷南轅北轍，誠然是一次失敗的政治舉動，但對其中重要的歷史信息不應輕易忽視。通過對晉元帝改元之舉的分析，讀史者可以更為深入地了解兩晉之際的政治進程及其思想內涵。

在晉元帝與瑯邪王氏的矛盾中，元帝“以法御下”與王導“清靜寬和”兩種政風之間的差異引人矚目，這與江南地區獨特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晉時期江南的思想、學術及文化較之中原興起的新風更為保守，仍然保持漢代舊學的傳統?！?1〕而吳越地區自先秦以來就是黃老思想學術發源及傳承最為重要的地區之一〔92〕，當地所流行的卜筮象數之學、渾天學說、《太玄》之學以及崇信巫蠱、好尚淫祀的民間信仰等，背后的思想邏輯是強調自然與人事的對應關系，這正與黃老思想有相合之處。西晉時人已認識到吳地獨特的文化風俗與中原迥異，所謂“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3〕晉武帝平吳之后，治吳基本采取放任無為的方針，既未封樹長王，亦未遣強藩出鎮，“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而“吳之舊望，隨才擢敘?！薄?4〕

東晉建立后，隨著大批北人的南渡，南北風俗文化的差異及沖突日益顯著，成為南渡政權無法回避的問題。陳蘇鎮先生在研究漢初政策時指出，西漢創立的郡國并行制，本質上是東西異制，在秦、韓、魏等地區設郡縣“奉漢法以治”，在東方諸國則立王國，允許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從俗”而治，避免由強行統一法令帶來的文化沖突，而黃老清靜無為的政治學說最符合郡國并行、東西異制政治格局的需要?！?5〕與此類似，東晉也面臨“從俗”與“從法”的選擇。在這種背景下，主政江東的王導主張籠絡南士，推行寬和清靜之治，避免為政煩碎苛細，其中隱含著黃老政治因循無為的思想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吳地風俗文化傳統的順應。

晉元帝號稱“用申韓以救世”〔96〕，欲建立以皇權為核心的政治秩序，則必然要使地方風俗服從王法的治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晉元帝有著對抗南方風俗的明顯意圖，太興元年四月元帝禁招魂葬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招魂葬是一種流行于南方吳楚等地的喪葬習俗，與中原傳統葬儀中招魂復魄的“復”禮相比，南方招魂葬儀式獨特，而且與民間崇信巫卜淫祀的風俗有關?！讹L俗通義》卷九《怪神》謂“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401頁)，而《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亦稱揚州之地“俗信鬼神，好淫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86頁)，并有巫蠱之術，這種好巫鬼的民間風氣是招魂葬的文化基礎。太興元年禁招魂葬的起因是東海王妃裴氏過江之后，由于東海王越尸骨被石勒焚毀，故欲以招魂葬的方式安葬東海王越的魂神。裴妃所為實際上正是依從吳楚風俗，但招魂葬是否可行在當時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據《通典》卷一〇三《禮·沿革·兇禮》記載，當時朝士如袁瑰、阮放、傅純、張亮、賀循、荀組、干寶、孔衍、公沙歆等皆參與其中，他們的觀點及立場不盡相同，但辯論規模之大，前世罕有其匹。關于招魂葬的大范圍朝議之所以唯獨出現在東晉前期，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這反映了中原士人南渡之后，朝廷與民俗、南方與北方等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相關研究可參考方亞光《東晉初年的“招魂葬”俗》，《學?！?992年第2期；金式武《招魂研究》，《歷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朱松林《試述中古時期的招魂葬俗》，《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其尊君明法的政治意識也非常明確，歷來學者對此評價不高。元儒王惲就曾說：“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邪？”〔97〕這固然基于儒家道德教化的傳統觀念，但對讀史者而言，這種“后見之明”或許掩蓋了很多重要信息。在兩晉之際政治衰亂、主弱臣強的局面下，晉元帝的選擇非常有限，采用申韓之術可以說是時勢所趨。蒙文通先生指出，申不害之學，“專以制馭重臣，說最扼要”，韓非雖兼言勢、法，其實多半言術，直承申不害而已?！?8〕申、韓所闡述的，乃是一套以尊君為本、主張以法令權術統御臣下的君人南面之術，晉元帝要突破權臣宰制，建立君主獨尊的皇權政治，申韓學說正能為其所用。

與此同時，孫吳敗亡的歷史也引起不少士人的反思。葛洪在《抱樸子外篇·吳失》中引錄其師鄭隱所言：“吳之晚世，尤劇之?。嘿t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蓖鯂S先生曾指出《抱樸子》“《漢過》、《吳失》二篇，皆為晉而作”?！?9〕葛洪深感于魏晉之際的天下大亂以及孫吳的亡國，并認識到綱紀失序、刑法壞濫等弊是導致吳亡的重要原因，這與兩晉之際的政治現象尤為相似。建興元年，丞相主簿熊遠上奏稱：“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敝赋霎敃r法治混亂、朝令夕改的現象，“非為政之體”?！?00〕賀循也曾因江東多盜賊而官長屢禁不止向元帝諫議：“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于大理不得不肅?！薄?01〕葛洪、賀循等士人有著深厚的漢代舊學背景，其學說有類于漢末王符、仲長統、崔寔等人的思想。這些士人看到儒學的道德教化偏重仁厚，在漢末以來的天下大亂中無法起到懲奸除暴的作用，故轉而強調刑名法術治理衰亂之世、維系君臣倫理秩序的作用。

這種崇尚法治的思想傾向與黃老學說也有很深的淵源。司馬遷說申韓之術歸本于黃老，“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02〕黃老之學將“道”視為自然世界的本原，天道環周所體現的自然規律代表了一種不以人情為轉移的客觀法則。黃老以道論推演人事，兼采道法儒墨以及陰陽刑名等學派的思想成分，將虛靜無為的君人南面之術與冷酷少恩的刑名法術整合在一起，因時因地采取不同的治術。晉元帝與葛洪等人推重申韓、主張刑法之治，側重于黃老思想中重視法度規矩的一面，從學術根源上說，與王導的為政“務在清靜”“事從簡易”并不矛盾，只是黃老之學的兩個面相*臺灣學者林聰舜曾注意到，漢初崇尚清靜無為及崇尚法治的兩種思想傾向，均具有黃老背景。參見氏著《漢初黃老思想中的法家傾向》，《漢學研究》第8卷第2期，1990年。另外日本學者安田二郎也曾提出，王導“遵養時晦”、自由放任主義的寬政，與庾亮“任法裁物”、積極確立國家秩序的法治政治，實際上是一種對立而互補的關系。參見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三章《八王の亂と東晉の外戚》，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3年，188頁。，二者的主要分歧是政治立場以及對時局認識的不同。晉元帝崇尚申韓，也不是片面地強調嚴刑峻法，他在即位之初所下的詔書中說“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蒞，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103〕，可見他應有著頗為注重為政寬嚴得中的政治意識。郭璞曾說晉元帝“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104〕，正印證了這兩種思想主張在黃老學說體系下對立統一的關系。

黃老之學包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但是如何在強臣林立、君權孤弱的現實政治中圓融地加以運用，并因時制宜地選擇合適的治國御下之方，需要君主有過人的韜略及高明的施政手腕。唐修《晉書》總結晉元帝的功過云：

布帳綀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服，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05〕

晉元帝南渡江東，使晉朝正朔得以延續，其“中興”之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當時人的認可。如干寶《晉紀總論》云：“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薄?06〕晉元帝廟號中宗，就是“中興之宗”的意思。*辛德勇先生對漢宣帝廟號“中宗”有一個解釋，認為“中興”通“仲興”，即“再興”，“中宗”本字應是“仲宗”，就是“仲興之宗”的意思。參見辛德勇《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收入《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39頁。唐代史臣肯定了元帝勤儉恭己、明罰敕法的治國理念，但也指出元帝的失敗緣于“失馭強臣”。魏收的批評更為直接，“司馬睿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07〕這些批評反映出，晉元帝雖有推崇申韓刑法之術的意識，其實無力改變東晉初君臣失序、法紀廢弛的整體格局。

蘇軾云：“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薄?08〕此語擬之東晉亦頗準確。元帝所親任的劉隗，大抵即屬于蘇軾所說的小人之流。劉隗出身寒微，以伺候人主之意而見賞遇，被當時人視為“城狐社鼠”。此類人原本處在權力的邊緣，可謂“小廉謹曲，便辟側媚”*按此為呂思勉、辛德勇先生論霍光語，似亦可移于劉隗。參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3頁；辛德勇《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收入《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185-186頁。，一旦獲得人主青睞進入政治核心，便愈發驕恣專橫。劉隗、刁協等人，雖獲元帝倚仗，成為驅使爪牙，但其所作所為無疑與晉元帝“寬而不縱，嚴而不苛”的政治原則相去甚遠，導致了最終的失敗結局。

本文以晉元帝永昌改元一事為線索，旨在回到東晉初的歷史情境中，通過對改元前后文書及史事的分析，考察晉元帝與瑯邪王氏等大族權臣的政治斗爭，并推究背后的實際意圖與政治理念，試圖由此揭示由各種勢力及因素構成的歷史圖景，在前輩學者較少注意的地方提供一條理解東晉初年歷史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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