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視角下創新對農戶綠色轉型的影響研究

一、引 言

隨著我國農業的不斷發展，我國農作物產量逐年增高，其中糧食產量近十年實現了2.6%的平均增長率，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然而我國農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化肥、農藥的過度使用嚴重危害我國的生態環境，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視。環保部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耕地土壤污染點位超標率為19.4%，其中重度污染點位比例達1.1%。①中央對此給予高度關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為實現“十三五”的發展目標，應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理念，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在這種情勢下，如何推動農戶進行綠色轉型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現有研究已經證實了農戶創新性對綠色轉型具有促進作用［1］。這些研究大多認為創新性的促進作用源于經濟效率選擇，如機會的感知以及風險偏好。例如，郭紅東和丁高潔［2］認為創新性有助于農戶感知潛在機會和承擔風險，采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新服務。Kleemann［3］的研究結果顯示農戶的風險偏好會影響農業轉型，風險偏好者與風險容忍度較高的農戶采用可持續農業的概率較大。蔡旻翰［4］發現采用有機農業的農戶更傾向于嘗試新作物、銷售渠道和合作模式。

然而，綠色轉型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環境的約束。Press［5］基于制度合法性理論指出綠色轉型面臨制度合法性的壓力。他采用斯科特［6］對合法性的分類，將合法性分為規制合法性（regulatory legitimacy）、規范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和認知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三類。首先，規制合法性指行為符合政府管理或行業組織的制度、規章和標準的程度?，F有的政府政策或行業標準并不傾向于綠色生產。例如，政府的補貼和支持大多針對常規生產；關于綠色生產的技術研發和生產資料的供應很少；市場體系也偏向于常規農產品。其次，規范合法性來源于社會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它反映的是個體對農業行為的“正確性”的評斷。更多的農戶認為常規生產更加科學，符合“高產”的價值理念。最后，認知合法性強調“慣例”，指理所當然的、恰當的行為方式，反映了社會的共同理解和接受。目前農戶對常規生產已經習以為常，被大眾普遍接受和熟悉，改變這種生產方式將面臨“認同”障礙。周雪光［7］指出當一種行為被制度化，強大的慣性致使新的行為面臨巨大的挑戰。個體置身于這種制度環境之中，會不自覺地服從“合法性”，不斷接受和采納外界公認和贊許的行為，無論該種行為是否獲得效用最大化。若采用有悖于“合法性”的行為，往往難以獲得認可，甚至會引起其他人的反對。在這種背景下，農戶進行綠色轉型勢必需要克服合法性制約。

很多研究證實創新性有助于打破常規，為新行為建立合法性。眭文娟和張慧玉［8］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創新性有助于合法性的構建，來應對外部制度環境滲透的壓力，并且合法性的構建有助于組織獲得資源，從而促進組織成長。由此，創新性促進綠色轉型并非僅僅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更多的是具有創新性的農戶更容易跨越“合法性門檻”（legitimacy threshold）。為了驗證“合法性”的中介機制，本文構建了回歸模型，以330份問卷為研究樣本，探討合法性在創新性和綠色轉型意愿之間的作用。

二、研究假設

（一）創新與綠色轉型

創新性［9］指利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新服務的傾向，對催生新事物、新產品、新工藝的創造性和實驗性活動的支持。農戶的創新性體現在農戶對新種子、新生產資料、新生產方式的態度，是實現農業質量、創造價值、推動農業轉型的重要前提。

常規農業體系已形成了壁壘，具有成熟的農產品生產和服務體系、豐富的生產資料供應、強大的技術支持、完善的市場供應鏈。創新性對于打破壁壘、構建競爭優勢、滿足市場需求尤為重要。創新是通過重新配置現有的生產資料和資源以提供差異化的產品或服務，從而應對挑戰。農業創新可以改進農業技術、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而且能夠革新觀念、實現高效率管理，提高農業投入產出，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研究證實［10］具有創新性的農戶通過采用新技術、新生產方式創造更多的價值。農戶的農業創新采納行為隨著創新傾向的提高而增加，農戶的創新有助于農戶識別、利用市場機會，獲取先動優勢，推動整個農業的進步?；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創新性與綠色轉型意愿正向相關。

（二）合法性與綠色轉型

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采納通過滿足市場需求，獲得先動優勢。然而，新技術采納帶來先動優勢的同時，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需求不確定性、經驗缺乏以及社會接受度低等合法性缺失的影響，從而對采納行為帶來負面影響，形成了合法性悖論［11］。Press［5］發現盡管相較于常規生產，有機生產方式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大多農戶仍然采用常規生產。Press對這一違背“經濟學”假設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常規農戶和綠色農戶的合法性認知不同，甚至形成了規范、規制和認知方面的沖突，并由于合法性認知建立生產意識和進行生產行為決策。由上，“合法性”作為個人決策的評判標準，影響著個體決策。李新春等［12］以家庭企業為研究背景，探究了創業者對制度環境合法性判斷對其行為決策具有顯著影響。并且，面對制度壓力，合法性的構建對于組織獲得競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13］。程聰［14］從組織內部和外部探討了使組織提倡的行為合法化、制度化、慣例化對組織發展的良性促進作用。杜運周［15］的研究顯示行為的合法性有助于組織獲得更好的績效。

現有文獻從不同的研究角度闡述了規制、規范和認知對農戶綠色轉型的影響。Huttunen和Peltomaa［16］的研究表明綠色生產的補貼政策的制定有助于農戶生產綠色轉型，即規制會影響綠色轉型。學者們發現相較于常規農戶，綠色農戶具有更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17-19］，更加關注常規農業帶來的環境問題，對綠色生產方式具有更強的認同度，并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動，并能遵守綠色生產準則，即規范會影響綠色轉型。還有研究闡述了采納綠色生產的農戶往往會受到來自于家庭、朋友、常規農戶的輿論壓力，甚至被認為是“理想家”［5］［17］［20］，也就是說認知也影響綠色轉型。因此，合法性對于農戶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當農戶感知到政府對綠色生產的鼓勵信號、綠色價值理念的正確性、綠色生產的可行性，并不畏于其他農戶的質疑時，這種綠色轉型的合法性獲得會導致農戶綠色轉型?；诖?，構建以下假設：

H2：與綠色轉型相契合的合法性與綠色轉型意愿正向相關。

（三）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由上可知，合法性的獲得有助于農戶綠色轉型。很多研究證實了創新性有助于合法性的構建。丁浩［21］對科技型小微企業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員工企業家精神有助于創新合法性的建立，從而促進了商業模式創新。李雪靈等［22］的研究顯示戰略合法性在創新性維度與新企業成長之間起到的完全中介作用。眭文娟［8］的研究顯示合法性在創新性與新創企業成長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隨著常規農業暴露出的環境污染和農產品質量問題日益突出，綠色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遍的認知和理解，并且政府對之高度重視并出臺一些激勵措施。這種制度環境是促使綠色生產獲得合法性的土壤。而創新性農戶更容易捕捉到這些信息，感知到綠色轉型的合法性。首先，具有創新性的農戶更關注于政策與行業發展，當主流的制度對綠色轉型進行激勵支持時，感知到綠色轉型的規制合法性，轉型的概率就增加。其次，農戶的生產行為受到社會規范的制約以及價值觀的顯著影響［4］，但是創新性農戶具有打破常規，重建價值觀和農業文化，更易于獲得綠色轉型的規范合法性，轉型的概率則會提高。最后，創新是對慣例的挑戰，具有創新性的農戶更愿意嘗試新鮮事物和新技術，更易于獲得認知合法性，越可能轉型。因此，創新性更易于感知到綠色轉型的合法性，從而實現綠色轉型，提出以下假設：

H3：與綠色轉型相契合的合法性（規范、認知、規制）在創新性與綠色轉型意愿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數據。首先在山東進行了預調研以對問卷進行測試，然后對問卷進行了修正，形成最終問卷。最后于2017年4月—8月在浙江省、山東省、黑龍江省、江西省、安徽省五省種植戶進行問卷發放。調查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首先每省選取一個市；其次，在各市中選擇一個縣或區，分別為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以及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最后，各縣/區中選擇1-2個鄉鎮，在每個鄉中選擇2-4個村；在每個村選取15戶左右農戶。本次發放問卷共收集到331份問卷，其中1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330份。

本次調查農戶的基本情況如下。樣本中男性為253人，占樣本總數的76.7%。絕大多數農戶接受過教育，未接受過在校正式教育的僅為9.7%；然而接受過小學（占43.6%）和初中教育（37.6%）的農戶居多；調查對象中不存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戶。這說明農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調查對象40歲以下僅為21人，樣本比例為6.3%，可以判斷目前參與農業勞動的群體中青年較少。79%的農戶未接受過任何技術培訓；村干部占比為12%，各個收入層次的農戶較為平均。調研的農戶中，兼業農戶與能夠上網的農戶占比為50%左右。

（二）變量的測量

本研究包括創新性、合法性和綠色轉型意愿3部分。所有題目均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來測量，按照對以下題項的認同程度打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1.創新性：該量表參考Cukur［1］的文獻，主要采用以下5個題項進行測度，即農戶認為自己：①在農業生產中喜歡嘗試新種子和新技術；②與其他農戶相比，較早采用新種子和新技術；③尋求農產品銷售新渠道；④會克服困難實現新想法；⑤具有創新傾向。

2.合法性：綠色生產的合法性量表是在訪談的基礎上開發的。其中，規范合法性包括價值觀和生產規范兩個部分，共9個題項。價值觀部分的題項為，相較于常規生產，綠色生產可以：①保護生態環境；②保護土壤中生物和微生物；③保護地下水不受污染；④保護土壤肥力不受減損。生產規范部分的題項為：綠色生產⑤可以防治雜草；⑥可以防治病蟲害；⑦能夠提高農產品品相；⑧不會導致減產；⑨不需大量人工。認知合法性是對綠色生產的“理所當然”的判別，共7個題項。分別為農戶是否贊同以下說法：①綠色生產方式是習以為常的生產方式；②當地農戶普遍采用綠色生產方式；③當地農戶短期內會轉型，采用綠色生產方式；④綠色生產方式生產的收成穩定；⑤綠色生產在當地有成功的案例；⑥當地農戶通過綠色農業以謀生；⑦采用綠色生產能夠得到家人和其他農戶的理解和認可。規制合法性為政府、農業生產和銷售體系對綠色生產的支持程度，共6個題項，分別為①當地政府大力推行綠色生產方式；②采用綠色生產可得到資金支持；③采用綠色生產可得到技術支持；④采用綠色生產可得到可靠的綠色生產生產資料；⑤采用綠色生產可得到綠色生產相關信息；⑥采用綠色生產可得到綠色農產品銷售渠道。

3.綠色轉型意愿：該量表為農戶的綠色轉型意愿，參考了蔡旻翰［4］的量表，共6個題項。該題項包括：農戶認為：①過去嘗試減少化學投入品的使用；②綠色生產可行；③愿意綠色轉型；④未來采納并堅持綠色生產；⑤建議其他農戶采用綠色生產方式；⑥對綠色生產方式的前景持有信心。

4.控制變量。為保證研究結果的穩定性，防止一些人口統計學變量影響主要變量而導致推理上的偏差，根據相關文獻，引入年齡、學歷、性別、人均收入、是否參加農業技術培訓、是否是村干部、是否兼業、家中是否能夠上網等人口統計學變量［23］。

表1 檢驗結果

（三）信度與效度檢驗

量表的信度采用Cronbach’s α進行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所測各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0.6以上（Cronbach’s α一般0.45以上就可接受，0.7以上效果較好），顯示出較好的信度。所測各變量的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球檢驗結果為顯著 （顯著性水平為1%），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適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各個題項的解釋總方差在45%以上。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各個變量或因子的得分為其下所有題項得分的簡單平均值。

（四）均值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均值及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其主要特征如下。

1.合法性三個維度的均值都小于3.5，說明被調查農戶認為綠色生產的合法性較弱，目前綠色生產轉型將面臨由規范、認知、規制等構成的制度壓力，在他們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外。其中，認知合法性的均值最小，說明常規農業長期形成的慣例根深蒂固，對綠色生產合法性構成阻礙最大。

表2 因子均值、標準差及相關分析結果

2.創新性和綠色轉型意愿的均值都在3.5-4.1之間，說明在農戶看來，他們認為自己具有較高的創新性，同時具有綠色轉型意愿但并不高。

3.相關分析中，合法性的三個維度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介于0.433～0.565之間；創新性與其他各變量之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介于0.169～0.353；綠色轉型意愿與其他各變量之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介于0.353～0.5之間。相關分析結果初步驗證了前面的研究假設。

四、模型設定與研究結果

為了檢驗上述研究假設，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1）式中，因變量是y*綠色轉型意愿。x′為解釋變量，具體包括：年齡、學歷、性別、人均收入、是否參加農業技術培訓、是否是村干部、是否兼業、家中是否能夠上網等控制變量；創新性；規范合法性；認知合法性；規制合法性。εi是隨機擾動項。本文建立模型1-6，采用最小二乘法對回歸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首先，建立模型1檢驗假設1。結果顯示創新性對于農戶綠色轉型意愿具有正向顯著影響（t=5．848，P＜0．001），并且解釋程度為0．192，驗證了假設1。這表明傾向于嘗試新技術新種子、主動尋求銷售渠道、為實現新想法不畏困難的農戶更勇于率先進行綠色轉型。另外，性別、學歷、人均收入、村干部與轉型意愿具有顯著影響，男性、高學歷、村干部、高收入更傾向于綠色轉型。

表3 回歸結果

其次，建立模型2檢驗假設2。結果顯示規范合法性（t=4．652，P＜0．001）、認知合法性（t=3．131，P＜0．001）、規制合法性（t=4．072，P＜0．001）對綠色轉型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具有較高的解釋度（0．389），驗證了假設2。具有以下特征的農戶具有更高的綠色轉型意愿：認同環境保護的價值理念；認為綠色生產同樣可以防治雜草、病蟲害、取得較高產量；勇于打破慣例和克服政策規制。另外，學歷對綠色轉型意愿的影響在1%水平上的正向顯著相關。

最后，建立模型3-6檢驗假設3。檢驗中介效應（mediated effect）時，中介效應成立需有幾項條件，一是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分別與因變量之間存在顯著關系；二是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關系；三是置入中介變量會降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關系。

模型1和2已經證明了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分別與因變量之間存在顯著關系。建立模型4-6，可以發現創新性對規范合法性（t=2．576，P＜0．001）、認知合法性（t=4．943，P＜0．001）、規制合法性（t=4．282，P＜0．001）具有顯著的影響，證明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關系，即創新性有助于合法性的構建。另外，收入對規范、認知、規制合法性具有顯著的影響；技術培訓對認知、規制合法性具有顯著的影響；村干部對認知合法性具有顯著的影響；男性更容易構建規制合法性。

建立模型3并與模型1對比，檢驗置入中介變量后是否會降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關系。結果發現，與模型1相比，模型3加入合法性后，模型的解釋度由0．192提高至0．416，創新性系數由（β=0．316）明顯下降至（β=0．184）。并且各自變量之間的VIF值在1-3之間，表明它們之間不存在共線性。該數據證實了假設3，即合法性在創新性與綠色轉型意愿間具有中介效應。由此，創新性農戶由于認同環境保護的價值理念和綠色生產規范構建綠色轉型的規范合法性，從而進行綠色轉型。創新性農戶能夠打破習以為常的慣例，在綠色生產普遍接受度較低時，認同綠色生產，建立認知合法性，進行綠色轉型。創新性農戶更關注綠色生產的相關政策支持，并且用于克服在市場、技術、信息、生產資料供應等方面的困難，建立規制合法性，促進綠色轉型。

綜上，合法性在創新性與農戶綠色轉型意愿間具有中介效應。本文從合法性視角解釋了創新性對綠色轉型意愿的影響機制，為促進農戶生產綠色轉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證支持。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從合法性理論視角，通過對330個農戶的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了創新性、合法性、綠色轉型意愿三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創新性有助于綠色轉型合法性的獲得而促進綠色轉型?；貞隧跷木辏?］的結論，即創新性對于合法性建立具有積極作用；揭示了創新性與綠色轉型相關研究的局限；補充解釋了創新性促進綠色轉型的合法性機制。在制度環境中，創新性農戶傾向于嘗試新技術新種子、尋求新的市場渠道、搜集相關信息，從而有助于對綠色生產的市場、技術的了解以及對綠色生產價值理念的認同，這種認同激勵其“綠色轉型”的意愿。

其次，農戶特質會影響綠色轉型。其中，教育程度對轉型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高學歷的農戶傾向于綠色轉型。農戶的收入并不會直接影響轉型，會通過促進合法性的構建進而影響綠色轉型。高收入的農戶更加認同綠色生產的理念，可以承擔當前綠色生產的較大成本和風險。技術培訓也會影響合法性的建立，參與技術培訓可以加深農戶對綠色農業的認識，打破長期形成的對常規農業根深蒂固的認識，改變對綠色農業低產、無技術含量的意識。技術培訓也有助于對綠色農產品市場、生產技術等相關信息的獲得，促進綠色轉型。村干部作為鄉村的精英，較普通農戶會與外界進行更多、更深層次的聯系，更容易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建立認知合法性。農戶的性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影響，男性比女性更易于合法性構建和綠色轉型。

（二）對策建議

1.培育綠色轉型的合法性土壤。合法性有助于創新性農戶進行綠色生產轉型。根據文中結論，以下措施有益于綠色轉型的“合法性”構建。一是提高綠色生產的規范合法性。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引導農戶環保的行為，建立生態價值觀；加大對綠色生產技術的開發的支持，對農戶進行綠色生產技術培訓與宣傳，以解決綠色生產的病蟲害等技術問題。二是樹立綠色生產的認知合法性。倡導綠色生產，增進農戶對綠色生產的認可與接受程度；建立綠色生產的合作社，增進綠色生產農戶間的交流；鼓勵農戶采納綠色生產，將綠色生產嵌入到農戶的慣例、習慣之中，建立綠色農業的文化體系。三是制定綠色生產的政策，構建規制合法性。制定綠色生產相應的政策，鼓勵綠色生產行為，提供綠色生產的生產資料供應，并建立綠色農產品市場體系，提供市場信息服務。構建綠色生產的制度環境，使農戶感受到綠色生產的合理性與恰當性，實現綠色生產轉型。

2.優化綠色轉型的農業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資金、技術。首先，人才激勵措施。高教育水平的農戶往往具有更高的技術水平、更多的信息搜集渠道，應鼓勵新農人等高素質人才進行綠色生產，并且加大村干部的示范作用。通過對村干部進行宣傳和倡議，增大村干部對綠色轉型的認同，使其起到示范作用，從而促進農戶對綠色轉型的認同。其次，資金支持策略。在當前常規生產制度化的背景下，進行綠色生產往往面臨較高的成本和風險，通過對綠色生產進行保險、貸款和補貼等資金支持，可以減少收入對轉型的制約，提高綠色生產的意愿。最后，提供技術培訓。農戶對常規生產的技術已經非常熟悉，但是并不了解綠色生產技術。通過對綠色生產技術進行培訓，提高綠色生產的認知和效率。

注釋：

①數據來自于環保部的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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