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的影響

徐斌+劉燕

[提要]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區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的影響。本文首先進行背景介紹，之后敘述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發展歷程，在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確定本文所要使用的數據樣本和研究方法，接著在實證研究中使用了兩階段OLS回歸，檢驗出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確實存在內生性，然后在解決內生性問題之后，得出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存在積極的影響，即環境規制的加強會促進區域就業的增加。最后，本文的政策含義在于，政府可以通過加大環境規制的強度，一方面可以促進環境的改善；另一方面還可以促進區域就業的增加。

關鍵詞：環境規制；就業；內生性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8年1月16日

一、前言

環境規制作為社會性規制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指由于環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經濟性，政府通過制定相應政策與措施對廠商等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已達到保持環境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目標，具體包括工業污染防治和城市環境保護。中國目前環境污染可謂相當嚴重，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了連續的霧霾天氣，人們已達到了談霾色變的地步，政府為了遏制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加緊了對各種環境規制的研究制定，在原有《環境保護法》的基礎上，2016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又審議通過了《“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環保部也印發了《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對各種環境問題加以預防和整治。而在現實生活中環境規制在起到保護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往往也有可能會對就業產生影響。

近年來，隨著環保話題的升溫，越來越多的學者將關注的目光放在了環境規制可能會對就業產生的影響上。那么環境規制究竟會對就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從理論傳導機制上看，環境規制可能會對就業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因為環境規制的加強會促進受規制影響大的企業增加治污方面的設備和人力的投入，設備上的投入會間接促進就業的增加，人力上的投入則會直接促進就業的增加，另外環境規制的加強還會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一個產業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就業的增加；環境規制還有可能對就業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因為環境規制的加強會使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在外部利潤不變的情況下會使許多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甚至面臨倒閉，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通常會通過裁員來緩解企業壓力，而面臨倒閉的企業則會直接導致員工下崗，因此都會導致就業的減少。不過綜合來看，究竟是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積極影響大于消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目前理論上還沒有定論，而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也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因此這一課題值得我們通過實證研究去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另外就這個課題來說，解釋變量環境規制與被解釋變量就業之間可能會存在由于互為因果關系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以往此類文獻也較少涉及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探討。因此，本文決定先對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環境規制對就業帶來的影響。

基于以上的考慮，本文擬采用省際面板數據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對以往研究發展進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紹樣本選擇以及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對實證進行分析及對分析結果的討論；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研究進展

國外學者對于環境規制和就業關系的研究大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早期學者認為環境規制會增加生產成本削弱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會導致吸納的就業人數減少，表現出環境規制對于就業的負向影響。Morgenstern和Pizer（1998）依據1984～1994年間美國制造業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環境支出的增加會減少就業；第二階段，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機制很復雜，在不同的行業和地區都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但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環境規制對就業有正面影響，在有的行業和地區，環境規制對就業的正面影響甚至超過了其負面影響，表現為環境規制的加強會帶來就業的增加。在這其中有的學者為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著重探討了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Bezdek（1993）實證檢驗表明，與傳統的研究相反，嚴格的環境規制并沒有減弱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也沒有犧牲成千上萬的就業崗位，反而發現嚴格的環境規制會促進經濟的增長。Goodstein（1996）的研究表明，失業率最重要是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截止到1995年，失業率沒有受到環境法規的影響。Golombek（1997）和Raknerud（1999）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化學行業的就業無顯著影響，但對鋼鐵和造紙行業卻能正向促進就業。McEvoy et al.（2000）認為，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加強能源密集型產業的規制可能會減少就業，但是通過環境規制的加強會促進創新的發展，以提高生產率并降低產品的價格，因此可以增加產出，促進就業的增長。Matthew A Cole和Rob J Elliott（2007）以英國27個行業五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出了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并得出在英國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無顯著影響的結論。

目前，國內關于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關系的研究起始較晚，相關研究也較少，關注點也都集中在環境保護與就業的雙重紅利，即探討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是否存在U型關系，得出的結論也不大一致。有的學者認為環境與就業的雙重紅利在目前的中國難以實現。陸旸（2011）利用VAR模型以中國43個行業為樣本估計了開征碳稅后可能對就業產生的沖擊，結論表明，中國與發達國家不同，難以在短期內獲得環境保護和就業的“雙重紅利”，征收10元/噸的碳稅對未來五年內中國就業增長率的影響十分有限。而與陸旸不同，目前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環境規制與就業在中國呈現U型關系，可以通過環境規制實現環境與就業的雙贏。閆文娟（2012）利用中國2003～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驗證了當以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作為門限變量時，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正，意味著只有保持低水平的環境規制才能不損害就業，同時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有利于達成環境與就業雙贏的局面。陳超（2014）以2003～2011年中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傳統面板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探討了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的影響，得出了環境規制與就業整體呈U型關系。婁昌龍（2016）基于中國30個省市不同產業下17個行業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環境規制對行業就業的影響，結果發現環境規制與就業關系存在行業差異，呈現出“U型”、“倒U型”和“不相關”三種關系。目前，國內學者對于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探討還很少，陳媛媛（2011）在“行業環境規制對就業影響的經驗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解釋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采用所有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去緩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李夢潔（2014）在“環境規制與就業的雙重紅利適用于中國現階段嗎？”一文中也指出了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并采用廣義系統矩估計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endprint

西方發達國家環境規制與就業問題出現的較早，這方面的文獻也大都以發達國家為樣本，以美國居多，目前國外學者已經對環境規制對就業影響的機制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證，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而國內對于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的研究也較少，研究的主題也大多集中在環境保護與就業的雙重紅利，主要探討了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是否存在U型關系，得出的結論也不太一致。有的學者認為就目前我國的情況而言，環境規制與就業不存在U型關系；但是大多數學者都支持目前在我國環境規制與就業是存在U型關系的。國內文獻對于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涉及很少，而且涉及主要目的是在于解決內生性問題以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很少有文獻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進行實證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去解決這一問題?？偟膩碚f，國內關于該領域的研究還屬于探索發展階段，需要有更多的學者付出更大的精力去進行相關研究。

關于環境規制與就業的研究，筆者認為國內學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環境規制對于就業的影響上，而環境規制與就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很少被提及，這就造成得出的結果缺乏一定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本文也正是在總結前人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決定在探討環境規制和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再對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有何種影響加以研究。

三、樣本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選取?？紤]到政府在2000年以后加快了對環保法律法規制定的速度，特別是最近幾年，關于環保方面的政策法令越來越頻繁，對于就業的影響可能會更加明顯，因此選取了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區的省際面板數據，西藏數據嚴重缺失且與其他省市差距較大故剔除。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各省市的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環境方面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個別缺失的數據取前后兩年的平均值。

（二）變量定義。被解釋變量為我國區域就業量，用各省市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環境規制，目前還沒有直接衡量環境規制的指標，參考以往研究的做法，傅京燕用地區污染投訴率、失業率代表正式規制，用收入、人口密度、人口因素代替非正式規制；張成等用污染治理投資占企業總成本的比值來衡量，陳媛媛用污染排放量與相應工業增加值的比值來衡量，閆文娟等用污染治理投資與工業廢水排放量的比值來衡量，李夢潔等通過采用綜合指數方法構建環境規制綜合體系來進行衡量?？紤]到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參考了陳超等學者的做法，選擇使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來衡量環境規制。

其他幾個控制變量：本文使用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生產總值越高，經濟越發達，能創造的就業就越多，對就業的促進就會越大。用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是因為不同產業對于就業的吸納能力有所不同。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對外貿易，毛日研究表明出口規模和出口開放度與制造業勞動就業存在正相關關系。用固定資產凈值來衡量資本存量，劉宗明研究表明投資對就業存在一定影響。借鑒Beaudry和Collard的辦法，采用各地區規模以上經濟的工業總產值與就業人數之比來衡量勞動生產率。

工具變量：由于本文涉及到關于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回歸分析中加入工具變量，以確定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到底是否存在內生性。參考以往文獻以及工具變量的選擇原則，本文使用地區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和地區工業廢水排放總量來作為工具變量。（表1）

（三）模型構建

1、對環境規制和就業進行回歸。假設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不存在內生性的情況下，先對環境規制和區域就業進行OLS回歸。得出回歸結果，以便與后面的回歸結果相對比。

empl=c0+c1X+c2envi+u （1）

其中，empl為被解釋變量，c0為常數項，X為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對外貿易、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存量，envi為解釋變量，u為隨機誤差項。

2、對內生性問題的檢驗。根據經典的計量經濟分析（伍德里奇），內生性問題是指在回歸檢驗中，自變量和回歸殘差的協方差不為0，其可能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三種：遺漏變量、測量誤差以及互為因果?？紤]到本文研究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所以本文重點分析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互為因果所造成的內生性問題。

互為因果問題是指在回歸中，可能存在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互相影響的情況。具體到本文中是指，環境規制對就業有影響，就業對環境規制也可能產生影響。對于這種內生性問題的處理需要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合適的工具變量的內生性檢驗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根據工具變量的選擇原則，（1）相關性：與解釋變量相關；（2）獨立性：工具變量與誤差項不相關，即工具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不相關。因此，本文決定使用區域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區域工業廢氣排放總量作為工具變量。在具體的檢驗方法中，本文將采用豪斯曼檢驗來對由于遺漏變量所造成的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進行檢驗，在進行豪斯曼檢驗時，選定工具變量以后，豪斯曼檢驗需要通過如下兩次回歸完成。

第一個回歸是用待檢驗變量envi對全部控制變量gdp、third、port、labo、capi以及選定的工具變量iww、iwg進行回歸，如下：

envi=a0+a1X+a2iww+a3iwg+v （2）

其中，envi為解釋變量，a0為常數項，iww和iwg為工具變量，v為隨機誤差項。

用OLS法估計上式，并提取殘差序列resid。

第二步是把第一步回歸中得到的殘差序列resid作為附加變量加到最初的回歸中，用OLS法再次回歸。

empl=b0+b1X+b2envi+b3resid+u （3）endprint

其中，empl為被解釋變量，b0為常數項，X為控制變量，envi為解釋變量，resid為（1）式所得殘差項，u為隨機誤差項。

如果殘差項resid的回歸系數的OLS估計量具有顯著性，則說明b0、b1、b2不具有一致性，envi是內生變量，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b0、b1和b2則為在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之后的有效估計量。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在表2中我們給出了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我們發現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離散程度也比較高，其中環境規制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間差異最大，說明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區域差異年份差異很大，特別是近些年來，政府對環保方面的重視程度日益變大，更加大這種差異。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目前環境惡化程度，環境保護確實刻不容緩。區域就業標準差較小，說明區域之間的就業差異較小。但是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并不能完全反映環境規制與區域就業的相關關系，為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們需要通過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表2）

（二）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第二階段殘差項的回歸系數為-0.618，且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則說明環境規制為內生變量，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存在內生性。在表3中，我們給出了假設解釋變量不存在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的回歸結果。不難看出，在不控制內生性的情況下，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88，在5%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環境規制對就業有較為顯著的影響，但影響程度較低。在控制了內生性的情況下，環境規制的回顧系數為1.041，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環境規制對就業有很顯著的影響，且影響程度較大。以上回歸結果表明了在不控制內生性的情況下，對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的估計會產生較大程度的偏差，影響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這種內生性問題的存在，說明就業確實會對環境規制產生影響，可能的原因是就業作為影響社會繁榮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在制定環保法律法規時會一定程度上考慮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一些對就業有很大影響的政策法規就不會得到通過，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眾多工人組成的工會的存在，工會作為一個集體的存在更能影響到政府相關環保法律法規是否通過。從以上回歸結果來說，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內生性會導致對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的影響的低估。因此，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會影響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對最后結論產生誤判。（表3）

1、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分析。兩階段回歸結果中，第一階段回歸反映了加入工具變量的情況下，環境規制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為了檢驗工具變量的挑選是否合適并得出殘差項的回歸序列。首先，從工具變量選擇的原則來看，這兩個變量都會影響環境規制，也就是影響解釋變量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但與就業基本不相關，屬于外生變量，完全符合工具變量有效性的兩個條件。而且工具變量的個數也大于內生變量的個數，可以進行過度識別檢驗，以識別其有效性；其次，實證結果也可以證明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適的。在表4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第一階段回歸中調整后的R平方高達0.615，F值為110.25，可以拒絕“工具變量沒有解釋力”的原假設，也就是說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而選擇的兩個工具變量都是合適有效的。第一階段回歸中，工具變量iwg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越高的省份，其工業污染治理投資越多。工具變量iww回歸系數為正，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一個省份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對其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有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經濟發展系數為-0.335，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經濟發展能顯著抑制環境規制。資本存量系數為0.893，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資本存量的增加能顯著促進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對外貿易和勞動生產率對環境規制無顯著影響。（表4）

2、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分析。第二階段回歸反映的是在解決內生性問題情況下，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梢钥闯?，解釋變量環境規制回歸系數為1.041，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有非常顯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說政府對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越大，地區就業量越大?？赡艿脑蚴且环矫娈敪h境規制強度提高時，企業被迫采取治理污染的活動中，都需要有勞動力的投入，這樣會增加一部分就業；另一方面受環境規制影響的企業可能并不會因為環境規制的加強就面臨倒閉而造成大量失業；也可能是因為環境規制使得相關企業在嚴酷的外部條件下增加了企業自身的競爭力，發展壯大，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最后，環境規制的加強會促進環保產業的大力發展，而一般新興產業都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因此環境規制會促進環保產業方面的就業大量增加。在控制變量上，經濟發展的系數為1.505，在1%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經濟發展對區域就業影響顯著為正，經濟的快速增長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進而引起區域就業量增加。資本存量的系數為-1.325，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資本存量的增加能顯著抑制區域就業，這是由于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替代性，資本的增加必然會對勞動產生替代，譬如工廠自動化機器設備的增加會使得工廠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0.413，都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會顯著抑制區域就業水平，因為單個勞動力生產能力提高了，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力下降，因此會導致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這與Davis和Haltiwanger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產業結構的系數為-0.141，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第三產業占比的提高會顯著抑制區域就業，這是因為相較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弱，因此第三產業占比的提高會明顯減少區域就業。對外貿易系數為0.053，在任一水平下都不顯著，說明對外貿易對就業無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進口一般會對國內勞動力產生替代，抑制就業，而出口一般會促進國內就業水平，因此進出口總額對就業的影響便會相互抵消，表現為對就業無顯著影響。endprint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區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的影響。與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選取了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這個指標去替代環境規制，著重檢驗了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選取了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廢氣排放總量作為工具變量，并選取了大量的控制變量，控制住了內生性問題，進行了兩階段OLS回歸，得出了穩健的回歸結果。針對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檢驗和過度識別檢驗，都反映了工具變量和模型估計的有效性和穩健性。本文不但分析了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還討論了可能影響環境規制的因素，為制定相關的環境規制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規，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通過以上實證我們可以發現，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存在內生性，在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之后，環境規制對區域就業有更大的促進作用。另外，經濟發展對區域就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資本存量、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對區域就業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對外貿易對區域就業無顯著影響。

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環境規制與就業之間并不存在傳統觀念上的矛盾關系。環境規制的加強反而會促進就業的增加。因此，政府應加大環境規制的制定和實施，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力度，這樣一方面可以推動對環境的保護，提高群眾的環保意識，最終達到改善人民的居住條件的目的；另一方面還可以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創造新的商機和就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高區域就業水平。

（二）經濟發展對區域就業有顯著促進作用，經濟發展對環境規制有明顯抑制作用。說明政府應大力發展經濟，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企業有資本購置治污設備，居民有更高的環保意識，環境便會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那時環境規制強度自然會降低。就業問題的解決最終也得依靠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政府應大力發展經濟，環境和就業的問題都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解決。

（三）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處理好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F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還很不合理，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過大，而且由于我國第二產業大多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第二產業比例降低第三產業比例上升可能會造成一部分失業，但是第二、第三產業產值增長對就業拉動的長期效應應該是一致的，都會使就業規模增加，相較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就業的比例相對更大，因此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產業結構調整不但可以有效減輕環境污染，降低環境規制壓力，同時也可增加就業機會，因此要加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處理好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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