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韓譯本的多元影響因素探究

□王 瀟,胡 健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

清代李汝珍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鏡花緣》在中國出版后不久便迅速流傳到了韓國和日本，稍晚一些流傳到了西方，出現了韓譯本、英譯本等，促進了中國古典文學外傳與走向世界?！剁R花緣》的英譯經歷了從最早的1877-1878年漢學家Herbert Allen Giles(翟理思)的節譯、1946年安德魯斯與王際真合作的節譯、1965年林太乙翻譯的截至目前最完整的英譯本FlowersintheMirror以及1973年張心滄的兩個節譯本分別收錄在他的兩本專著里面。[1](81)與英譯本循序漸進的發展史截然相反，《鏡花緣》的韓譯本經歷了較早的開端、漫長的沉寂與突然的爆發，自從1840年被朝鮮兩班貴族洪羲福用古朝鮮語即諺語譯出全譯百回本之后，對該書的韓語譯介便戛然而止，經過172年近兩個世紀的沉默之后，《鏡花緣》的現代韓語譯本于2012年悄無聲息地突然問世。我們禁不住會思考在這近兩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鏡花緣》為什么沒有現代韓語的譯本出現？為什么在2012年又出版了現代韓語譯本的《鏡花緣》呢？韓國人的視線是為何、如何轉回到中國文學上的呢？從《鏡花緣》的現代韓語譯本的翻譯這個窗口中又會傳達給我們什么有價值的信息嗎？本文將從《鏡花緣》韓譯本的贊助人、翻譯策略及譯者身份建構等方面入手，探尋譯本的產生與使用的翻譯策略背后國內外政治、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等諸多要素暗流涌動的博弈。國內關于《鏡花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李汝珍的生平交游，女性主義，文本生成與審美創新，與《西游記》《山海經》《格列佛游記》《綠野仙蹤》等中外文學比較，小說中茶文化、酒文化、飲食文化等的文化意蘊研究以及文化資源產業化建設等方面[2](65)，對《鏡花緣》譯介的研究也只集中在英譯本上，對于韓譯本的研究處于空白階段。本文通過剖析《鏡花緣》的韓語翻譯，探討中國文學的外傳，為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各地提供參考。

二、韓譯本贊助人背后的政治風云

傳統翻譯的探討多聚焦于原著、原作者、譯著和譯者，后隨著康斯坦丁學派姚斯、伊塞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的發展，對讀者接受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墒?，在翻譯的整個過程中，很多其他影響極大的要素依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贊助人”(patronage)便是其中一個具有控制性作用卻又常常被忽視的課題。[3](44)文化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1945-1996)在其著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中分專章正式言明并探討了贊助人在翻譯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文中指出:“按照俄國形式主義理論，文學是一種文化，是構成‘復雜的系統中的系統’的其中一個系統。文學和其他各個系統從屬于社會系統，它們彼此開發、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在其所屬的文化邏輯中。而‘文化邏輯’由兩個因素共同控制，以確保文學系統不會脫離其他社會子系統太遠。兩個控制因素分別來自文學系統內部和外部，來自文學系統外部的控制因素即“贊助人”，是可以阻礙或促進文學書寫、閱讀和改寫的力量。贊助人可以是單個的人或機構團體。贊助人基本上由三個要素構成，一是意識形態構成，約束著形式和主題的選擇和發展；其次是經濟層面上，贊助人以提供作者或重寫者年金或某些職位來解決其生存問題；最后還包括社會地位因素，接受贊助意味著加入特定的團體，接受該團體的生活方式。[4](16)翻譯的進行和最終的結果不是僅僅由譯者這一單一因素決定的，譯者的翻譯活動不可避免地受到贊助人的制控，而贊助人的制控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系統密不可分。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之后，兩國政治關系由建交時的善鄰友好關系逐步提升為合作伙伴關系(1998)、全面合作伙伴關系(2003)、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08)。[7](1-2)《鏡花緣》的韓譯本翻譯計劃在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確立之后遞交了大山文化財團的審查委員會，并通過審查正式立項，于2009年公示為大山文化財團的資助項目，經過2009年12月-2011年12月29號兩年的翻譯、修改、定稿、編輯，最終得以初版印刷。2012年與讀者見面之時恰逢中韓建交20周年之際，可以說《鏡花緣》韓譯本贊助人的創立、該翻譯項目的謀劃、韓譯本最終與讀者見面分別在1992年中韓建交、2008年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確立之后、2012年中韓建交20周年這三個關鍵點上，它的孕育和新生給我們展示了中韓國際關系的政治風云變幻。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國力與國際地位快速提升，吸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對中國的重新關注，伴隨這種政治經濟變化對中文的關注和相關人才的需求也在急速地增加。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一經出臺，便得到鄰國韓國的密切關注和對未來兩國關系的良好期待，韓國政府教育部大力鼓勵韓國的大學開設中文系，韓國1977年以前只有11所4年制本科開設中文專業，在政府的呼吁下1979年-1991年新增48所4年制大學開設中文相關專業，[8]緊接著在中韓正式建交之后1992年-2013年間共新增61所4年制大學開設中文相關專業，[9]從韓國大學兩個階段中文專業井噴式的增長中可以看出，在兩國政治政策主導和經濟發展的潛在需要下，韓國社會對中國文學的重新關注自然也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在關注、學習中文的韓國人數急劇上升的態勢下，韓國民眾對中國文學的韓語譯介更是如饑似渴，更有韓國全南大學的鄭榮豪教授在其2006出版的專著《讀東洋經典4-文學(下)》中萬分遺憾于韓國還沒有《鏡花緣》的現代韓語全譯本，暗示出以韓國學術界為代表的韓國社會對于《鏡花緣》韓譯本的呼吁與渴望。[10](100)而富商出身的韓譯本贊助人，則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精準的社會洞察力和對韓國未來文化消費走勢多元化、世界化的大膽預測，推出了許多世界文學的韓譯本，《鏡花緣》的韓譯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可見，《鏡花緣》韓譯本的出世背后既流露出中韓國際關系的變遷，該譯本贊助人的成立與發展與中韓政治關系的變化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又在中韓政治政策的主導，加之韓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迫切需要下，導致了《鏡花緣》現代韓語譯本的最終面世，即經過漫長的孕育過程，在國際、國內政治和經濟、社會、文化等多股勢力的暗流涌動與合力推動下，最終導致了《鏡花緣》韓譯本的成熟與誕生。

三、目的語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韓譯本

(曹大家在《女誡》中說只要是女子就要一定要具備行動有法度的婦德，言行謹慎的婦言，衣著裝扮干凈整潔的婦容，家里收拾干凈的婦功。小說為什么以班昭的《女誡》開始，可能會有驚訝的人。)”[13](14)

譯者在韓譯本故意扭曲原著的意思，有意遺失了“女魁星”,選擇女性的貶稱來翻譯“婦女”，對于李汝珍以《女誡》開篇又添加上“可能會有人感到驚訝”。皆是由于韓國從公元前3世紀到1866年這兩千多年間一直是儒家思想處于顯性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地位，1866年7月，美國配有大炮的商船“舍門號”率先入侵韓國，隨后法國、美國又先后入侵，1875年5月日本持續入侵韓國并于1876年最終占領韓國。日占期和獨立后的韓國，漢文學逐漸式微，新儒學興起，西方思想涌入韓國，現當代以來韓國奉行法制，儒學思想逐漸從顯性的統治地位走向了隱性的支配地位，卻仍然是規約韓國道德社會、男女關系的主流意識形態。[14](13-20)儒家思想的建立是為了維護傳統農業社會所奉行的父權家長制(patriarchy)。[15](13)自從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提出“五倫”，建構了古代社會五種人倫關系和言行準則，“夫妻之間摯愛而又內外有別，故應忍”。西漢董仲舒進一步構筑了影響深遠的“三綱五?！崩碚?，提倡“陽尊陰卑”“夫為妻綱”，強化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男主女從”始終是儒家思想的性別意識的核心，儒學女性觀在隨后的朝代不斷得到鞏固并逐漸綱?；?、系統化、本體化日益苛刻和嚴密。[15](49)韓國社會自古以來在性別思想上全盤接受儒家的性別意識，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韓國社會忙于民族獨立、祖國統一及民生發展，對于女性解放的關注度甚少，1948年大韓民國建立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形式上模仿西方，賦予婦女選舉權，韓國社會隨即出現了眾多女性獨立運動團體，主導了韓國的女性解放運動，但是這些女性團體大都是在韓國政府的政治領導及資金資助下建立和活動，以傳統儒家思想為基礎，在韓國家長制及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大背景下展開，與西方以爭取政治權利和獨立自主的女權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呈現出以家庭為中心的溫和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16](47-53)進入現代以來，韓國不但未把儒學視為社會發展的阻滯力量予以批判和丟棄，反而認為儒學對高速發展的社會生活起到穩定而積極的力量，它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一種保障力量，依然是社會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基礎。男尊女卑觀念較重，婦女家務勞動甚重，在家庭、社會上的地位和待遇遠不如男性。[14](115-122)可見，在韓國社會，儒家的性別意識在已經潛移默化中積淀成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內化為女性自覺自律的宗法倫理，即使在現當代韓國社會這種性別意識仍然是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17](13)

韓國歷史上意識形態的斗爭由來已久且異常激烈，早在韓國三國時期，印度佛教經由中國傳到韓國，被韓國接受并得到發展。高麗時期佛教一度在勢力上壓倒儒家思想成為國教，進入李朝朝鮮時期，封建制度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倡導“排佛弘儒”，對佛教實行了一系列排斥乃至壓迫措施，如減少、拆除寺院，禁止新建佛寺，減少寺院土地，毀佛像、鐘磬等。1784年天主教最早傳播到李朝，從此開啟了李朝對天主教的殘酷鎮壓，從1784到1866年年間，李朝不間斷鎮壓天主教活動，造成“珍山事件”“辛亥教難”“辛酉教難”等等眾多慘案，死傷無數。[14](136-143)在儒家性別意識形態的內化及慘烈的意識形態斗爭歷史為鑒下，譯者即使通曉《鏡花緣》原著主題思想，仍選擇順應韓國社會菲勒斯中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考慮到讀者接受與期待視野，合理避免觸及政治敏感地帶，減少對主流性別意識形態的過度挑戰，對李汝珍積極進步的女性觀作了緩和化、去棱角化的調適。

四、譯者身份的建構：隱身與現身的交織

在文學作品的譯介中，譯者是有著雙重身份的特殊存在。相對于原作來說譯者首先是讀者，是源著作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者；相對于譯作來說譯者又是輸出者，是原文的闡釋和重寫者即再創作者。譯者的譯文使一般不懂原文語言的讀者也能正確地感受到原著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因此，譯者在翻譯時要考慮翻譯文本的接受效果，在全新的文化語境下促成原文文化與讀者的溝通和互動，創造新的文本意義。又如加拿大知名翻譯理論研究者芭芭拉·格達德所說：面對異質文化圈內的新讀者群，譯者除了完成語言文字的轉換，更要與原作者合作，有重點的理解和闡釋原作的文化與美學系統。譯者是傳情達意的積極參與者，是作者的合作者?！盵18](82)在《鏡花緣》的譯介過程中，譯者既是讀者也是譯者，在最大限度傳達原著文本內信息的基礎上，也拒絕做逐字翻譯的奴隸，創造性地增添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闡釋，對原著的結構形式、內容等方面做了眾多調適。譯者通過隱身與現身的交織與切換，在翻譯活動中完成譯者身份的建構。

古羅馬翻譯思想家昆體良認為，雖然異質語言、文化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人們表達情感、思想與觀點的方式是多樣的，盡管翻譯不能等同于原作，但接近原作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如果原文是詩歌，可以用散文的形式翻譯，使原先松散的東西有了密度。中世紀時的翻譯家阿爾弗烈德認為只要將原文的內容完美傳達出來，可以不用考慮原文的語言形式。[18](34)《鏡花緣》韓語譯本中，譯者首先在結構形式上做出了調整。例如原著中第八十四回第一段中“春輝道：‘對曰：‘否’，共七十杯了?！裰サ溃骸趺唇袢蘸鋈汇@進‘迷魂陣’了？’青鈿道：‘據我看來：左一杯，右一杯，只怕還是‘酉水陣’哩?！盵12](513)韓譯本中譯成：

(‘不是?，F在是70杯?！?/p>

‘今天好像見鬼了?！?/p>

玉芝搖頭道，青鈿答道。

‘那倒不是，一杯兩杯喝下去就醉了?！?”[5](332)

譯者通篇對小說斷句、分段作了分化，將原著中的一大段話分為韓語的幾個段落，這樣雖然在內容上絲毫沒有刪減對原著的翻譯，卻因為改變了原著結構、調整語序，達到簡化原文的目的，將大段大段的原文，以對話的形式譯出，增加了譯文的可讀性，使得譯文易于譯語國讀者的閱讀和接受，促進源語國與譯語國兩種文化的理解與互動。

《鏡花緣》原著中沒有一處腳注，而譯者在韓譯本中共作了484處腳注，通過大量的腳注，向韓國讀者介紹了中國古代的學者、人物、典籍、語言、神話故事、天文、節氣、醫藥、地理、風俗等諸多中國古代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如小說第一回開篇的“曹大家”，注解為

(在浙江省紹興，如果家里生了女兒有釀酒然后埋在地里，等到女兒出嫁那天用這個酒招待客人的風俗習慣，這種酒就叫做‘女兒酒’或‘女酒’。)”[5](P173)

我國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賈公彥《周禮義疏》中對翻譯的定義即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的轉換行為，還應該包含幫助和促進操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際。[18](228)文化翻譯派學者蘇珊·巴斯奈特及安德烈·勒菲弗爾認為，當我們談及“文化”或“接受文化”時要始終銘記文化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整體存在，但總有一種張力存在于一種文化和不同的集體與個體之間，翻譯則由影響文學發展的張力組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受的諸多制約中，來自語言的制約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促成原文文化與讀者的溝通和理解。[4](8-9)大衛·丹穆若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學？》中探討了是什么導致了不好的翻譯？提出翻譯的失敗主要體現在兩個基本的方面：要么是直截了當的錯誤——就是弄錯了——要么沒有傳達出原作的力與美。另一方面，一個嚴重同化的翻譯，將原文全部吸收進目標文化，也就消除了原文的文化和歷史差異。[19](187-188)《鏡花緣》韓譯本中，譯者通過隱身于現身的自由轉換，有效調和了這一矛盾，達到隱身與現身的基本平衡，完成了對韓譯本語言、審美、讀者接受、傳播介紹中國文化的協調。

五、結語

文學經典的譯介過程尤其復雜，從翻譯行為的發起到進行，再到最后的結果、接受和影響等，必然要受到多種社會文化因素多元系統的制約。[19]綜上所述，《鏡花緣》韓譯本背后隱藏著中韓政治關系的變化、目的語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譯本的影響以及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對譯者身份的建構。譯本在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沉睡、孕育與新生中，包含了除傳統翻譯研究關注的原著、原作者、譯著和譯者以外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和支配。對這些因素的關注和研究使得翻譯研究被放在了社會文化的背景里，討論的范疇得到擴展。從對這些因素的考察中，有助于探明中國文學外傳過程中被忽略的細節，對于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