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跪拜生命

◎文·圖/柏雨果

2 0 1 8年8月柏雨果在肯尼亞馬賽馬拉草原

掐指一算，我與照相機結緣，已整整半個世紀了。

50年前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正鬧的如火如荼，早已該高中畢業去讀大學的我，卻還在學?！棒[革命”，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便偷偷扒上火車去免費旅游了。同學中有一位帶了一臺135照相機，上海造的，我們便輪流用這臺相機留下我們“串聯”的足跡。除留影外，我還照了一些所到之處的大游行、大批斗的場景。雖然沖出來一看，實的不實，虛的太虛，黑的太黑，白的太白（曝光不準），但畢竟是我拿相機的處女作啊!遺憾的是，在后來的“批斗”中，這些底片連同我的一只小箱子一同不翼而飛了。否則，這些50年前的記錄，若出現在今天我的影展中，雖技術質量不好，但影像本身定會吸引觀眾眼球的。

“文革”徹底毀滅了我的大學夢。1968年底，我結束了學生生涯，回到我闊別的故鄉，在地處秦嶺深山鳳縣雙石鋪公社雙石鋪大隊的柏家坪生產隊，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幸，我被抽調進公社機關，擔任管宣傳的“廣播機線員”。于是，辦起了我們公社第一個廣播站。那年代，沒有電視，廣播幾乎成了山區百姓了解外邊世界的唯一途徑。公社認為我“干得好”，讓我去縣上開先進工作者會議，參加會議的大多是各地管宣傳的人，其中有一位縣農牧局的馬老師，他們局有一臺國產120海鷗相機，我便借用他們這臺相機，下鄉時拍了我們公社幾個“農業學大寨”及知青勞動、生活的照片。令我沒想到的是，我拍的照片有幾張竟被《陜西日報》與《西安日報》發表了。這件事引起了縣委的注意，于是，縣上有重要活動，從各類重要會議到領導下鄉，甚至重大車禍現場，處決犯人刑場等等都讓我去拍過。后來，縣上看到照相機的價值，干脆給了我一個寶貴的“干部”名額，我進了鳳縣文化館，成為攝影專業干部——照相機讓我成了“公務員”！作這一決定的是時任縣委宣傳部部長的梁玉柱，我的恩師與伯樂。

過關——知青與老隊長 1 9 7 2年攝

從此，我的人生便真正與照相機綁在了一起。幾年間，我背著相機，行走在秦嶺大山之間，足跡遍及全縣13個公社158個大隊（現在的村），每次下鄉拍的照片放大并編寫內容，陳列在文化館臨街的十幾個大展覽櫥窗里，每每吸引大批人群圍觀。于是，我的這些“業績”又被寶雞市群藝館發現，推薦我到省里。我以基層攝影先進工作者的身份赴京參加了全國攝影座談會，參觀全國影展并親眼見到了以前只在報刊上見到過的攝影界的大人物。

鳳縣自古被稱為“鎖鑰之喉”，唐代李白名篇“蜀道難”中的蜀道最艱險一段，便坐落在鳳縣與甘肅省交界處。作為鳳縣人，我一直想拍一張“今日蜀道不再難”的照片，爭取能參加省上影展。沿鐵路兩邊的山上跑了幾次去踩點后，找到一處滿意之地，調好相機，只等火車到來。不一會兒，傳來火車在群山峽谷中穿行的呼嘯與汽笛聲。我眼盯取景框，連拍3張，心想，一張能拿去省上參展的照片也許誕生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我料想不到，這列火車突然緊急制動，發出巨大的響聲在我腳下停了下來，我還沒有搞明白狀況，就看見車上跳下來幾個戴紅袖章的人，其中還有背半自動步槍的，沖我跑過來，氣喘吁吁地問我是干什么的，為什么要拍這列車？我怎么解釋都無用，只得打開相機，把已拍好的膠片曝了光，讓他們拿走。臨了他們還大聲喝斥道：以后不許對著列車拍照！后來知情人才告訴我，那列車上載有戰略物資，押車的武裝民兵大概把你當成特務了吧！那年是1972年。

1977年，我的人生又一次出現了轉折，我終于迎來了中斷十一年的高考。高考前幾天，我還背著相機，在離城近百里的一個公社下鄉，匆匆趕回來參加高考的我坐在考場，腦子里還恍恍惚惚，想起十多年自己的經歷，思緒萬千，半天回不過神來。結果很不理想，自以為才高八斗，報了北大清華等，結果被錄取到陜西師大西安專修科（今西安文理學院前身）中文系。本想復習半年，明年再考一次，在大學擔任過領導的父親說，還是去吧！上什么學最終對你都是一樣！于是，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首屆學生，我帶著一箱子書和一臺相機（館長同意我帶一臺相機先用，條件是畢業后一定要回鳳縣文化館工作，我是帶工資上學——月薪38元）來到西安。

我們七八人合住一間有上下鋪的宿舍，想安靜看書不太可能。那時，校圖書館還未弄好，于是我想起了相機，我拍了一些建校初期的照片，再挑了幾張在縣文化館拍的照片，拿給學校領導看，說我原來是搞攝影的，也有相機，學校能否給我找一個黑房子當暗室，買一臺放大機和幾個盤子就行了，我可以作個義務的攝影師，為學校拍一些活動照片，放在辦公樓前的櫥窗里。團委書記葉瑞華是個活潑能干的姑娘，馬上向學校打了報告，幾天里便給我置辦齊了家伙（包括一臺國產120相機），并給我找了一間名副其實的暗室——過道樓梯邊一個四面沒窗戶，放拖把、掃帚的房子。我很滿足了，總算有一個獨立的私人空間了。我們班一些愛好攝影的同學，晚上或空閑時擠在暗室里，看我沖膠卷、洗印照片，其樂融融矣！

光陰荏苒，大學生活如白駒過隙般留在記憶中了。命運就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因為我是帶工資上大學，所以畢業后必須先回到鳳縣文化館，同時等候學校分配。說來也巧，那年夏天，上海電影制片廠在我們縣拍攝故事片《白蓮花》，攝制組需要一名聯絡員。那時拍電影對山區老百姓還有一定的神秘性，我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白天在攝制組為他們服務，也順手為他們拍些劇照，晚上便沖洗放大，第二天去組里時拿給導演看。導演中叔皇，是我國著名的電影藝術家，三四十年代便活躍在上海電影界。他看了我拍的劇照，連連稱贊，并說比他們攝制組專門負責拍劇照的助理拍得好，這讓我很受感動和鼓舞。

學毛選1 9 7 4年攝

攝制組在鳳縣的外景拍完后，縣上請他們吃了一頓飯，以示送行。席間，中叔皇導演得知我是待分配的大學生，便問我愿不愿意到上影去，若愿去，他可向徐桑楚廠長推薦。說者也許無意，聽者卻記在心中。為什么不去西安電影制片廠試試呢？于是，我把對主演吳海燕的幾次采訪寫成長篇通訊《白蓮在秦嶺山中綻放》并配上照片，送到陜西日報。時任陜報文藝版編輯的肖云儒老師很快便用一個整版編發了。文章與圖片見報后，拿著報紙與我用心整理的一大冊《白蓮花》組的劇照、工作照及演員造型與生活照，騎著一輛破自行車，找到了西安電影制片廠。在辦公樓下轉了幾圈，看了樓兩邊櫥窗里陳列的幾部影片的劇照與演員造型照，心想，這些照片還真不如我拍的呢！我的膽又壯了些，敲開了宣傳科科長的門。負責西影廠影片宣傳的科長，名叫張純樸，是著名導演史大千的夫人，是早期中國電影先驅史東山先生的兒媳。她認真看了我準備的材料，有點狐疑地問：“這些照片是你拍的嗎？報上這么長一篇文章是你寫的嗎？”得到肯定的答復后，張科長爽快地說：“小柏，你把這些資料留在這，我給廠領導匯報，你留個電話，等消息吧！”沒想到不到一個禮拜，電話便打了過來，張科長稱廠領導對我的基本條件與能力很滿意，但我們這批學生不屬于分到電影制片的范圍，還需費點周折……

直到我破例進了西影廠后，張科長才告訴我，為了我的進廠，時任西影廠副廠長的延文舟幾次到省教育廳交涉，這件事才辦成。我與延副廠長素昧平生，一個老革命、廳級干部，為一個待分配的學生去跑腿，實令我感動。這是1980年。

進廠后，我使出渾身解數投入到給我分配的工作中——為正在拍攝的重點影片《西安事變》拍劇照、工作照并采寫宣傳文字。那時普及性的電影刊物遍地開花，都爭著發我的稿子，一些宣傳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廠與科里領導尤其是大導演成蔭很滿意。廠里竟動用了近三萬元的外匯為我購置了一整套日產瑪米亞6×7相機——這是西安電影制片廠歷史上最昂貴的一套相機！我用這臺相機拍攝了大量記錄西影人為中國電影崛起而奮斗的照片。這些照片，至今仍出現在中外一些電影博物館的展廳之中。

1983年，為提高西影影片劇照與資料照片質量，時任廠領導專門召開了一個辦公會，給我安了一個“總照相師”的頭銜，來統管全廠各攝制組劇照。時光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已成為西影廠黨委委員，廠長助理，廠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兼宣傳發行處處長。后來，我也被下海的浪潮吸引，向廠里提出辭呈，停薪留職獨闖江湖去了……

從1993年至1998年，我一邊四處“打工”，當然“打工”的工具是幾臺相機。幾年里，除養家糊口外，我獨闖非洲原始部落，拍攝了大量異國照片，成為國內第一個走進非洲的拿相機的人，也成了為數不多的足跡遍及全世界七大洲的人。1998年，我在西安創辦了“雨果攝影藝術學?！?，2000年又升格為學院，又成為全國第一所攝影家創辦又以攝影家名字命名的全日制學校。

自此，我的人生軌跡又一次發生了巨變，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攝影教書匠至今。其間，出了幾本書，辦了許多攝影展，結識了更多的朋友。我的生命和生活的快樂基本都融合在我拍攝的影像中。如今，我依然用我這雙看過了萬景的眼睛，憂傷著這個世界，卻也熱情禮贊著生命的偉大。

這個穿著花格子布衫的姑娘叫桑彩俠，是在雙石鋪公社張家窯大隊3隊插隊的西安知青。我與她在公社“慶九大”文藝宣傳隊時相識，幾年后，她成為了我的妻子。1 9 6 9年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