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元素的力量：碘缺乏病防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

林友宏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06）

一、引 言

疾病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子。研究表明，瘧疾、鉤蟲病、艾滋病等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流行顯著地阻礙了當地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Gallup和Sachs，2001；Bleakley，2007；Fortson，2011；Alsan，2015）。然而，除了這些由寄生蟲或病毒導致的疾病外，微量元素缺乏同樣可能對民眾健康造成嚴重后果，特別是被稱為“智慧元素”的碘。孕婦妊娠期間碘元素攝入不足，將阻礙胎兒的腦發育并造成永久性的智力損傷，導致克汀病或亞克汀病。由于當今社會對知識、技能需求的日益增長，碘缺乏病的廣泛流行很可能對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的不利影響（Field等，2009；Politi，2010；Feyrer等，2017）。

我國是受碘缺乏病威脅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由于不同類型土壤的碘含量差異和降水的淋溶作用，使得我國許多地區環境中的碘元素十分匱乏（朱發慶和譚見安，1989）。雖然食用富碘海產品能夠使碘元素得到一定補充，但廣大內陸地區的居民往往難以保證足夠的碘元素攝入。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未進行大面積補碘前，全國除上海外的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都有碘缺乏病分布，碘缺乏病患者共有3 500萬，受碘缺乏威脅的病區人口約有3.2億。在這些碘缺乏病患者中，約有20多萬人為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患者，而輕度智商落后的亞克汀病患者數量則難以估計（馬泰等，1993）。由于碘缺乏病造成的智力損傷是永久性的，如果我國民眾的碘缺乏狀況得不到及時改善，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沉重的負擔。

面對碘缺乏病的嚴重威脅，我國政府從1975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補碘運動，通過向病區供應加碘鹽、向孕婦等高危人群提供碘油等措施，使我國民眾的碘缺乏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至1985年，除交通不便、普及碘鹽困難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已有83.23%的病區縣、87.3%的病區人口（約2 800萬人）普及了碘鹽，累計治療碘缺乏病人2 200多萬，使得克汀病兒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滕瑞濤，1986）。由于補碘運動對缺碘地區嬰幼兒成長發育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因而很可能對我國民眾健康、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本文利用2012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微觀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方法考察了補碘對個體身高、教育和收入的長期影響。研究發現，雖然身高受補碘的影響并不顯著，但補碘能夠顯著地促進缺碘地區個體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特別是提升了個體初中畢業的概率；并且，補碘運動也提高了缺碘地區個體的年收入水平。此外，研究還發現胎兒期是補碘的關鍵時期，出生后補碘對個體的影響較小。因而補碘是提升民眾智力、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貢獻：（1）為解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的矚目成就，已有諸多學者從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我國大規模疾病防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并未受到足夠重視（李楠和衛辛，2017）；因而本文通過對碘缺乏病防治長期影響的考察，為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解釋。（2）本文通過對我國疾病防治長期影響的考察，也為疾病與經濟發展、歷史事件長期影響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案例（Acemoglu等，2001；Gallup 和 Sachs，2001；Bleakley，2010；Fortson，2011；Venkataramani，2012；李楠和林友宏，2016）。（3）由于貧困地區的孕婦和嬰幼兒仍面臨著碘缺乏的威脅，本文的實證發現也為當前“扶貧攻堅”工作中如何保障貧困地區民眾的碘營養、預防新生兒智力損傷提供了參考。

本文后續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簡要介紹碘缺乏對健康的影響和我國碘缺乏的流行與防治情況；第三部分對本文的實證策略與數據來源進行說明；第四部分匯報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對補碘運動影響的估計結果；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與啟示。

二、背景介紹

（一）碘元素與健康

碘是人體合成甲狀腺素的重要微量元素，碘的充足攝入保證了身體細胞的正常生長和代謝（Gropper和Smith，2012）。一旦成年人攝入的碘元素不足，將會直接引起甲狀腺組織的腫大和損傷，導致身體代謝減緩，甚至使得心肺功能出現異常。而碘缺乏的更大危害產生于胎兒妊娠時期。由于甲狀腺激素是胎兒腦細胞分化發育的促進因子，因而缺碘會嚴重阻礙腦的正常發育，導致大腦皮層變薄、神經細胞體積減小等一系列癥狀，從而顯著增高胎兒流產、早產的風險，并使得活產胎兒的智力和精神運動功能遭受永久性損傷，成為克汀病或亞克汀病的終生患者（馬泰等，1993）。因此，為缺碘孕婦和嬰幼兒補充碘元素營養是保障兒童健康發育、提升智力水平的重要條件。

（二）我國民眾的碘缺乏狀況和大規模補碘運動

碘缺乏病曾在我國許多地區廣泛流行。歷史上，《呂氏春秋》和《諸病源侯總論》等古代史籍與醫書中不乏關于癭?。谞钕倌[）的記載。①關于歷史文獻中對碘缺乏病的記載及其所反映的碘缺乏病分布概況，可參見龔勝生（1999）。民國時期，已有學者在部分缺碘地區開展了調查，但尚無法反映全國的碘缺乏狀況。②例如，姚尋源等于1940?1942年對云南省37個縣的碘缺乏病情況進行了調查，查出甲狀腺腫大患者28 879例，平均患病率15.4%。參見《云南省志·衛生志》（2002）。我國政府于1975年后開展的碘缺乏病普查工作首次獲得了全國范圍碘缺乏病的分布數據。至1984年普查工作基本結束，共有1 550個縣被發現有碘缺乏病流行，共檢出地方性甲狀腺腫病人3 500多萬，地方性克汀病人25萬余人（滕瑞濤，1986）。①當時的克汀病診斷標準為：出生、居住于低碘地方性甲狀腺腫病區、有精神發育不全（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礙），具有神經系統或甲狀腺功能低下癥，并排除了分娩損傷、腦炎、腦膜炎及藥物中毒等病史者（參見1981年地方性克汀病診斷標準）。其中，陜西、安徽、湖北、廣西、貴州等省區的人群碘缺乏狀況最為嚴重，許多縣區的克汀病患病率在0.5%以上。②限于篇幅，未給出關于防治前我國碘缺乏病的詳細分布情況。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但克汀病反映的只是碘缺乏危害智力的“冰山”一角，由于缺碘而導致輕度智力低下的亞克汀病人數目可能高達克汀病人數的數十倍（高林等，1992；王振華等，1992），③相關調查依據的亞克汀病診斷標準為：出生、居住于低碘地方性甲狀腺腫、地方性克汀病流行區，有輕度智力落后（智商在69?50之間），并伴有輕微神經系統損傷、體格發育障礙或激素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的人。參見《碘缺乏病防治手冊》（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1989）。因而碘缺乏造成的不同程度智力損傷人數可能高達數百萬。④針對全國范圍內亞克汀病患者的數量統計并未有過系統的調查，20世紀90年代曾有學者估計亞克汀病患者數為800余萬人（祁嘉義，2000）。因而，碘缺乏病的廣泛流行給我國民眾造成了極大的健康危害。

面對碘缺乏的嚴重威脅，我國政府于20世紀50年代便開始了局部的防治工作。1956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將碘缺乏病確立為積極防治的疾病之一，從而推動了食鹽加碘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開展。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食鹽加碘工作不僅覆蓋人口較少，碘鹽加工也大多是手工操作，使得碘鹽的質量無法得到保證。1966?1975年的十年“動亂”使我國的食鹽加碘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原成立于1960年的“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被迫解散，許多省份的食鹽加碘工作陷于停滯（馬泰等，1993）。

值得慶幸的是，我國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終于在“文革”后期開始全面恢復。1976年，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將食鹽加碘重新作為防治工作的重點，并定期召開協作會議，領導防治工作的全面開展。全國的碘鹽供應量從1975年的98萬噸躍升至1980年的186萬噸，1985年達到280萬噸（滕瑞濤，1986）。碘缺乏地區食用碘鹽的人口由1975年的7 500萬人，上升至1985年的2.8億人（見圖1）。⑤相關數據來自滕瑞濤（1986）。全國各省開展大規模補碘運動的時間存在著一定差異，北方省份防治工作的開展大多在1980年之前，而南方的江西、浙江、福建、安徽、貴州等省開展防治工作的時間則在1983?1984年。至1985年，全國已有83.23%的病區縣、87.3%的病區人口普及了碘鹽，而未能夠普及碘鹽的地區多為新疆、西藏、青海等自然條件較特殊的少數民族地區。20世紀80年代初的地方性甲狀腺腫調查表明，除新疆、西藏、貴州外的多數碘缺乏地區，當地民眾的地方性甲狀腺腫患病率較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顯著的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碘鹽供應保證了孕婦對碘元素的充足攝入，因而大幅降低了缺碘地區克汀病與亞克汀病患兒的出生率，從而保障了下一代的身體和智力健康發育。⑥盡管并沒有針對全國新生克汀病兒的統計數據，但許多地區性的研究都證實了克汀病患兒出生率在供應碘鹽后的大幅下降。例如，朱憲彝（1981）發現，貴州東南部某公社供應碘鹽前兩年的克汀病患兒出生率為70%，供碘后一年內克汀病患兒出生率僅為1/60。在大規模防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之后，我國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了非碘鹽的短暫沖擊。⑦20世紀80年代后期非碘鹽的大規模沖擊，使得許多病區病情嚴重回升。例如，1988年全國碘缺乏地區流入的非碘鹽竟占碘鹽需求量的 1/6（何光臨，1991）。但我國政府通過食鹽專營等措施，⑧我國于1994年和1995年相繼實施食鹽專營政策和全民食用加碘鹽政策，使得非碘鹽沖擊問題得到顯著的改觀（王海潛，1994；譚洽，1996；陳吉祥等，1999；肖東樓等，2007）。保障了食鹽加碘政策的有力執行，使民眾遠離了碘缺乏的威脅。

由于我國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大規模補碘運動及時改善了孕婦和胎兒的碘攝入水平，降低了克汀病和亞克汀病的發生，因而很可能顯著改善了缺碘地區新生兒的健康和智力狀況，進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將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并利用微觀數據對該影響進行識別。

三、實證策略與數據來源

（一）實證策略

本文主要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并利用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提供的2012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微觀數據，①如需了解有關此數據的更多信息，請登錄http://css.sysu.edu.cn。系統考察補碘運動對個體健康、教育、收入等方面的長期影響。CLDS調查的抽樣范圍覆蓋了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不含西藏和海南）的2 282個區縣單元，因而能夠降低人口流動對本文可能造成的選擇性偏差。此外，CLDS調查提供了個體出生地市一級的信息，使得本文能夠較精確地匹配個體出生地的碘缺乏狀況?；谠撐⒂^數據，本文設定了如下形式的雙重差分模型以考察補碘的長期影響：②目前，雙重差分模型已被廣泛用于對疾病防治影響的考察，具體參見Bleakley（2010）、Cutler等（2010）和Lucas（2010）的研究。

其中，Yijt是個體i的身高、受教育年限、年收入等結果變量，下標j和t分別指示個體的出生地（市級）和出生年份。解釋變量中，Posttj變量指示該個體是否在補碘運動后出生（1=是），由于各省開展大規模補碘的時間存在著一定差異，因而該變量取決于個體的出生時間和出生省份。Iodinej變量為j市補碘運動前由于碘缺乏導致健康和智力損傷的人口比例。γj是個體出生地的固定效應（市級），λt是個體出生年份的固定效應，Xit是個體層面有關控制變量的向量組。

在該雙重差分模型中，實驗組是嚴重缺碘地區，因為當地在補碘后出生的個體將由于碘的補充而獲得更大幅度的智力提升；對照組則是輕度缺碘地區或非病區，因為補碘對當地人群智力的提升作用相對較小。Iodinej變量識別了實驗組與對照組受處理強度的差異。個體出生地固定效應γj控制了實驗組與對照組補碘前出生個體的固有差異，而個體出生年份的固定效應λt則控制了實驗組與對照組不同年份出生個體共同的變化趨勢。因此，模型的交互項系數β2識別了嚴重缺碘地區補碘后出生個體是否在身高、受教育年限、年收入方面較輕度缺碘地區或非病區出生個體出現更大幅度的提升（以補碘前出生個體作為參照）；若補碘的這種促進作用存在，則系數β2將大于0。

圖 1 全國碘鹽供應量和碘鹽供應人口趨勢

在樣本的選擇上，本文排除了有著特殊地理和人文環境且補碘運動開展相對困難的內蒙古、云南、貴州、西藏、新疆、青海六省樣本。此外，本文將1975年作為樣本出生年份的上限，從而排除了1969?1974年全國瘧疾大流行對估計的干擾（周祖杰，1991）。樣本出生年份的下限被設定為1987年，一方面可排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碘鹽沖擊對估計的干擾，另一方面則能夠保證多數樣本個體在2012年已進入勞動力市場，從而更好地估計補碘對收入的影響。最后，由于補碘運動主要針對的是碘缺乏更為嚴重的農村居民，因而本文將樣本限定為出生時為農村戶口的個體。最終的樣本共包括來自全國219個市級行政區的2 365名個體。

（二）數據來源

1. 被解釋變量。由于缺碘會影響嬰幼兒的身體和智力正常發育，從而影響個體成年后的身高和受教育狀況，因而本文選擇CLDS數據中的個體身高和受教育年限作為主要的被解釋變量。此外，為更細致地考察補碘對不同階段的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本文也將對個體是否小學畢業、是否初中畢業、是否高中畢業這三個變量進行考察。最后，缺碘地區出生于補碘運動后的個體由于健康的改善和教育的提升，很可能在勞動市場上也會有更好的表現，因而本文也將個體2011年的總收入狀況作為考察指標。

2. 核心解釋變量。本文采用1982年各地區的克汀病患病率作為補碘運動前碘缺乏對人群健康和智力損傷影響程度的代理變量。盡管克汀病患病率無法完全衡量碘缺乏造成的影響，但克汀病患病率與亞克汀病患病率之間有著正向的關系（高林等，1992），①高林等（1992）調查了甘肅兩個鄉，其中重病區鄉的克汀病患病率為1.19%，亞克汀病患病率為24%；輕病區鄉的克汀病患病率為0.72 %，亞克汀病患病率為4%。因而能夠反映碘缺乏對人群健康和智力損傷影響程度的高低。此外，由于針對克汀病并無有效的治療方法，盡管克汀病患病率數據是由1982年全國性調查獲得的，但當時的補碘運動并不會顯著改變防治前克汀病患者的數量，因此1982年調查的克汀病患病率數據較防治前的患病率并不會有較大差異?？送〔』疾÷蕯祿碜宰T見安（1989）《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病與環境圖集》。②由于圖集只顯示了各縣市患病率所屬的區間，因而我們用所屬區間的中間值作為真實患病率的近似。如果克汀病患病率位于小于0.05%的區間，則近似值為0.025%；患病率位于0.05%?0.20%區間，則近似值為0.125%；患病率位于0.20%?0.50%區間，則近似值為0.35%；患病率位于0.50%?1%區間，則近似值為0.75%；患病率＞1%，則近似值為1.15%。此外，各省開展大規模補碘運動的時間數據是根據各省衛生志和《95中國碘缺乏病監測》中記載的防治歷史整理得到的。

3. 控制變量。在控制變量的選擇上，除了出生年份（固定效應）和性別變量外，本文選取了兄弟的數量、父親的出身（固定效應）、父親1979年和1989年時的職業（固定效應）、父親和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固定效應）變量以對個體成長的家庭環境進行控制。③出身類型包括貧（雇）農、下中農、富裕中農、工人等13類；職業類型為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職業分類。而在地區層面，由于改革開放后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可能對個體成長造成影響，因而本文控制了1982?1994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市級）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補碘運動后出生=1）的交互項，以及個體出生年份所在省的人均GDP。并且，回歸加入了1990年漢族比例變量（市級）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補碘運動后出生=1）的交互項，從而更好地控制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此外，1981?1989年出生率的變化（市級）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補碘運動后出生=1）的交互項則被用于控制計劃生育政策變動的可能影響。為控制教育政策變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本文將個體6歲時的小學師生比（省級）和12歲時的中學師生比（省級）納入回歸。最后，為控制不同省份經濟發展差異對估計造成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省份固定效應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補碘運動后出生=1）的交互項，從而使得估計結果更為穩健。表1給出了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與數據來源。

四、實證結果

（一）初步的回歸結果

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本文首先考察補碘對身高、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的影響。在模型估計時，本文對估計系數的誤差進行了雙向聚類的調整，即以出生地所在市和出生年份作為聚類的兩個維度。①這里的出生年份維度是分省別的，即年齡相同但省份不同的個體被設為不同的聚類。這是由于本研究的雙重差分模型控制了省級固定效應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的交互項，因而模型在識別補碘影響時比較的是同一省份內部的樣本。表2給出了估計的結果。列（1）以身高作為被解釋變量，并控制了性別、出生年份、父親出身、父親職業、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個體層面變量，出生地固定效應及出生省份與出生時期（補碘后=1）的交互項。結果顯示，克汀病患病率與是否在補碘后出生變量的交互項系數并不顯著，說明補碘對身高的影響并不明顯。列（2）在額外控制了工農業增速、出生率變化、人均GDP等市級與省級層面的變量后，交互項系數仍然不顯著，表明身高受補碘運動的影響并不顯著。

列（3）和列（4）考察了補碘對受教育年限的影響。結果顯示，列（3）在對個體層面變量進行充分控制的情況下，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補碘對受教育年限的增長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列（4）在額外加入地區層面控制變量的情況下結果依然穩健，估計系數表明，補碘前克汀病患病率每上升1‰，則補碘后出生個體的受教育年限將顯著增長0.562年。因此，碘缺乏病防治對人力資本的積累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表 1 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

列（5）和列（6）考察了補碘對個體年收入的影響。列（5）的結果顯示，在對個體層面變量進行充分控制的情況下，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補碘促進收入增長的作用十分明顯。列（6）加入地區層面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交互項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估計結果十分穩健。估計系數顯示，補碘前克汀病患病率每上升1‰，則補碘后出生個體的年收入將顯著增長7.83%。因此，碘缺乏病防治也對收入增長有著重要作用。

因此，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結果肯定了補碘對人力資本積累和收入增長的重要作用。而之所以身高受補碘運動的影響并不顯著，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本文設定的雙重差分模型目的在于識別胎兒和嬰幼兒時期補碘的影響（即以個體出生于補碘運動前或后作為是否受到處理的標準），但與胎兒和嬰幼兒時期碘營養狀況對腦發育的重要影響不同，青少年時期補碘對身高發育可能更為重要。①例如，包愛民等（2000）發現，6歲以后開始補碘的兒童較同年齡未補碘兒童有著更高的身高。因此，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胎兒和嬰幼兒時期補碘對身高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并不能排除兒童和青少年時期補碘對身高的可能影響。

表 2 碘缺乏病防治對身高、教育和收入的影響

盡管以上回歸盡可能地對相關干擾因素進行了控制，但由于家庭經濟條件、教育機會等因素無法得到完全控制，有可能使得估計產生偏差。由于身高指標受到個體在兒童與青少年時期營養攝入狀況的影響，因而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的經濟條件。因此，本文在考察補碘對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影響的回歸中，額外加入了身高及其平方項，以進一步排除家庭經濟條件相關變量缺失的影響。表3的列（1）?列（4）給出了估計結果。列（1）和列（2）的估計結果顯示，身高及其平方項對受教育年限有著顯著的影響，但克汀病患病率與出生時期變量（補碘后出生=1）的交互項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且系數值較表2變化不大。因而在控制了身高所反映的家庭經濟條件因素后，補碘對受教育年限的影響依然穩健。列（3）和列（4）進一步考察補碘對年收入的影響。結果顯示，身高及其平方項同樣對年收入有著顯著的影響，而交互項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補碘對收入的提升作用同樣十分穩健。

表3的列（5）和列（6）在考察補碘對年收入影響的方程中，額外加入了受教育年限及其平方項。由于補碘對教育的促進可能是提高收入的一個途徑，因而在控制教育的情況下，補碘對收入的影響很可能被低估。但受教育年限受到個體受教育機會的影響，因而對受教育年限的控制能夠減輕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政策變動對估計造成的干擾。如果控制教育后補碘對收入的影響依然顯著為正，則估計結果將更為穩健。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個體受教育年限的差異后，克汀病患病率與出生時期變量（補碘后出生=1）的交互項系數依然顯著為正，從而進一步肯定了補碘運動促進收入增長的重要作用。此外，交互項系數較列（3）和列（4）出現了下降，但幅度并不大，表明受教育年限提升并不是補碘促進收入增長的唯一途徑，補碘也可能通過影響受教育質量、工作技能等途徑促進收入的增長。

表 3 碘缺乏病防治長期影響的穩健性檢驗

（二）碘缺乏對不同教育階段影響的考察

由于補碘對個體不同教育階段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因而表4采用Logit回歸，分別考察補碘對個體是否完成了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學業的影響。列（1）和列（2）以個體是否小學畢業作為被解釋變量。在不同的控制變量設定下，克汀病患病率與個體出生時期變量的交互項系數都不顯著，表明補碘對小學階段教育的影響并不明顯。列（3）和列（4）對個體是否初中畢業進行考察。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估計值都顯著為正，表明補碘顯著提升了初中畢業的概率。列（5）和列（6）考察個體高中階段所受到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盡管交互項估計系數都為正值，但并不顯著，表明補碘對高中階段教育的影響并不明顯。因此，以上結果表明補碘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主要產生于初中階段。之所以補碘對小學階段教育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義務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子女智力狀況對家庭教育投資的影響；①樣本中，小學畢業個體占87.58%，初中畢業個體占65.98%，高中畢業個體占23.29%。而高中階段不顯著的結果則可能是因為缺碘地區的相對貧困阻礙了家庭對教育的進一步投資所致。

表 4 碘缺乏病防治對教育影響的穩健性檢驗

（三）共同趨勢檢驗

以上雙重差分模型是否能夠有效識別補碘運動的長期影響，有賴于實驗組（重度缺碘地區）和對照組（輕度缺碘地區/碘攝入充足地區）共同趨勢的假定。為給該假定提供證據支撐，本文假定各省開展大規模補碘運動的起始時間發生于真實時間的5年之前，并檢驗在這一假定的起始時間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是否存在相同的趨勢。新的樣本排除了各省出生于補碘運動真實發生后的個體；并且將原先對個體出生年份的限定范圍（1975?1987年）提早5年，設定為1970?1982年，以確保有足夠的個體出生于假定的補碘時間之前。表5給出了對共同趨勢的檢驗結果。結果顯示，盡管在身高方面，嚴重缺碘地區與輕度缺碘地區出生個體在真實補碘發生前的趨勢存在一定差異，但當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克汀病患病率與補碘后出生（假定）的交互項系數都不顯著，表明嚴重缺碘地區與輕度缺碘地區真實補碘發生前出生個體在教育和收入上具有共同的時間趨勢。因此，共同趨勢的檢驗結果為以上雙重差分估計的有效性提供了進一步支撐。

表 5 共同趨勢檢驗（以補碘前出生個體為樣本）

（四）對胎兒期和出生后補碘效果差異的考察

醫學研究表明，由于胎兒期是腦發育的關鍵時期，因而孕婦碘攝入的充足與否對胎兒智力的影響極大；而出生后兒童智力受碘攝入的影響則相對較?。R泰等，1993）。而如果胎兒期補碘的影響最大，則補碘受益的主要對象將是那些出生于補碘開始年份之后的個體，而補碘開始之前出生的個體受到的影響則相對較小，甚至沒有顯著的影響。為檢驗以上實證結果中所識別的補碘對教育和收入的影響是否主要產生于胎兒期，本文將模型（1）進行了如下的調整：

其中，指示函數 I(Birthyri=Iodineyrj+k)判斷個體i的出生年份（Birthyri）是否為當地開始補碘年份（Iodineyrj）之后的第k年（當k為正值時），或者是否為當地開始補碘年份（Iodineyrj）之前的第|k|年（當k為負值時）。①|k|表示對k取絕對值。k的取值范圍在?4到4之間。該指示函數與缺碘嚴重程度變量（Iodinej）交互項的系數θk，識別了嚴重缺碘地區與輕度缺碘地區在補碘開始前后4年內各年出生個體在身高、教育和收入方面差異的變化。此外，控制變量中還加入了判斷個體是否出生于補碘開始4年之后的指示函數與缺碘嚴重程度變量的交互項（I( Birthyri＞ Iodineyrj+4)×Iodinej）。②這樣，補碘開始年份4年前出生個體的區域差異被地區固定效應吸收，無需額外控制。其他變量的設定都與模型（1）相同。

本文對模型（2）進行了估計，并在圖2?圖4中給出了對交互項系數θk的估計結果。首先，以身高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見圖2）顯示，在補碘開展前后，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并無明顯變化，表明嚴重缺碘地區和輕度缺碘地區（或非病區）補碘前后出生個體的身高差異并沒有因為補碘運動而受到影響，因而胎兒期補碘對身高的作用并不明顯。

圖 2 不同時期補碘對身高的影響差異

其次，在對受教育年限進行考察時，我們發現估計系數（具體結果見圖3）在補碘開始年份之前并沒有明顯變化，但在補碘開始年份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表明胎兒期補碘對個體的受教育年限有著顯著的提升作用，但補碘前出生并在嬰幼兒時期補碘的個體并未受到顯著影響（否則在補碘運動前估計系數就應該開始上升）。

圖 3 不同時期補碘對受教育年限的影響差異

最后，對年收入的考察顯示，估計系數（具體結果見圖4）在補碘前并未發生顯著變化，在補碘開始年份出現一定上升；但估計系數在補碘開展后的數年內波動較大（開展補碘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估計系數下降，而第三年和第四年估計系數又開始上升）。該不穩健的估計結果可能是由于考察年收入時樣本量相對較小。①CLDS調查僅對過去一年內有工作的個體詢問年收入情況，因而未工作個體的年收入變量為缺失值。因此，以上實證結果基本支持了補碘對個體教育和收入的長期影響主要產生于胎兒期的假說。

圖 4 不同時期補碘對年收入的影響差異

五、結論與啟示

碘營養狀況對個體的智力發育至關重要。由于碘缺乏病在我國分布廣泛，影響人口眾多，因而我國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規模開展的補碘運動對缺碘地區人群的智力發育、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可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文首次利用微觀數據，系統地考察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碘缺乏病防治對當前民眾身高、教育和收入水平的長期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補碘對身高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卻顯著提高了缺碘地區出生個體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并且，研究發現胎兒期是補碘的關鍵時期，出生后補碘對教育和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本文揭示了我國碘缺乏病防治運動對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通過識別補碘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本文為理解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并進一步豐富了疾病與經濟發展領域的相關文獻。在現實意義上，盡管當前全民食鹽加碘政策的實施保障了我國民眾碘的充足攝入（陳祖培，2002），但近年來一些地區仍然受到非碘鹽沖銷的威脅（衛生部辦公廳等，2011），云南、甘肅等貧困地區仍然有新的克汀病病例發生（葉楓等，2009；曹永琴等，2015）。因而加強對鹽業市場的監管，增強民眾的補碘意識，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脫貧工作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 感謝李楠博士、顏色博士、薄詩雨博士、陳婷博士以及匿名審稿人的意見與建議。當然，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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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rge-scale campaign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odine deficiency since 1970s c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campaign，endemic iodine deficiency was found among all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s except Shanghai; the number of iodine deficiency patients was estimated to be 35 million; about 200 thousand people were diagnosed as cretinism; and the population whose intelligence was slightly affected by iodine deficiency（subclinical cretinism）could be much larger than cretinism. Considering the severe threat of iodine deficiency，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large-scale campaign of iodine supplement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since 1975. By 1985，83.23% of the endemic countries and 87.3% of the population in endemic regions had been covered by salt iodization program. More than 22 million iodine deficiency patients had been treated in this period，and the birthrate of cretinism had been decreased by a great magnitude. Since the iodine supplementation campaign improved the iodine nutrition for a large population of China，it’s likely to increase people’s intelligence and affec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deep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odine supplementation on individual height，education and income by using the micro data provided by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in 2012.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is used as our empirical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iodine supplementation during the early childhoo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height，but iodine supplement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individual education and income. If the incidence of cretinism increased by 1‰ before the iodine supplementation，the years of education for individuals born in that region after the iodine supplementation would increase by 0.562 year while the annual income would increase by 7.83%. Besides，we find the fetal st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for iodine supplementation，and the effect of iodine supplementation after fetal stage is much smaller. Therefore，iodine supplement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by improving people’s intelligence and promo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current research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for the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provided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channels like political institution，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infrastructure，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large-scale campaign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Thus，this paper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Secondly，by study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odine deficiency prevention campaign，this paper also enriches the field of the long-term impact of historical events. Finally，our empirical findings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insurance of people’s iodine nutrition and prevention of intelligence damage in poor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