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點之志”與孔子的天命觀

蔣 昊，白欲曉

《論語·侍坐章》是《論語》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章。其特殊不僅表現在其篇幅最長，還在于對孔子及四子的言行有著細致的描寫。如子路“率爾對曰”、曾點“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及夫子之“哂之”“嘆曰”等生動描述。作為一部語錄體的儒家經典，《論語》行文多取片段，需要后世讀者在最大程度上還原語境才能對其進行較為貼切的解讀，此要求對于本章來說尤甚。此外，孔子擅長“春秋筆法”，這不僅在《春秋》之作中有直接的展現，還體現在其具體生活中的情境中。如孔子年少時“子入太廟，每事問”，其“辭緩意峻”的方式，隱含著自己對于禮的態度。因此，《侍坐章》中這些細致的動作神態描寫就顯得尤為珍貴，對于我們理解孔子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妒套隆返闹匾栽谟谕ㄟ^曾點對自己志向的回答，刻畫了一個活生生的情境，這一情境所反映的深刻內涵與孔子產生了共鳴。因此，本章中所表達的曾點之志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不過，曾點短短的一段話卻為歷代學者爭論不休。本文首先概括和分析歷史上各種詮釋的不同理解，提出自己的判斷，在此基礎上展開分析與詮釋。

一、曾點志在“舞雩”

關于曾點之志，歷來主要有這幾種看法。

(一)游樂說——過于簡單

游樂說是有關曾點之志最主流的說法。以包咸、朱熹等為代表。然而這種解釋漏洞是比較大的。具體說來，包咸等將“浴乎沂”解釋為在沂水中沐浴，但是暮春時天氣尚寒，不宜下水，后來朱熹發現了這個問題，于是推測沂水有溫泉。然而，“當時的山東早已成為金人的淪陷區，他無法實地考察”。[1]78這一種說法依然不具有說服力，更何況“風乎舞雩”難以解釋，因為即使有溫泉可入，起身后“乘涼”還是不合常理。又如錢穆先生所說：“結隊往沂水邊，盥洗面手，一路吟風披涼，直到舞雩臺下，歌詠一番?！盵2]341相比之下較為合理。以游樂說為基礎，對本章道家化的解讀一度盛行，如皇侃認為孔子“吾與點也”在于曾點能夠“獨識時變”，并引李充之語曰：“(孔子)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游詠之至也?！盵3]這樣的說法屢遭后人詬病，更有清代學者崔述“認為此章為戰國人的杜撰，為學老莊者的偽托，因此在《沫泅考信錄》中并未錄入?！盵4]3

(二)祓除說——論據不足

祓除是古代的一種儀式。馮其庸等注《歷代文選》：“浴，祓濯，古代為消災去邪而舉行的一種儀式，通常于陰歷三月三日舉行，常見方式是熏香沐浴?！睋墨I記載和學者的考證，“夏歷三月上巳舉行的祓除儀式是漢禮，周代雖有祓除之禮，而時間卻無具體規定?！盵1]79祓除說雖然克服了游樂說過于簡單的問題，但是依然需要“沐浴”，這是其一；沂水邊尤其是舞雩臺周圍可否祓除，并無明確記載，且無其他案例，這是其二。因此，祓除說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乏論據，同時無法解釋“沐浴”的問題，說服力依然不強。

(三)舞雩說——合理充分

雖然曾點之志歷來爭訟不斷，但是大家都沒有否認一點，那就是曾點所述“浴乎沂，風乎舞雩”這一活動，是在舞雩臺這樣一個地方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并非一般游樂之處，而是舉行雩祭的宗教性場所。雩祭是肇始于夏商而在周朝制度化下來的一種祈雨的祭祀，在周王朝的禮樂制度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夏商周的農業自然災害中，旱災是所有災害中最普遍、最主要的災害之一?！盵5]5而周朝又是一支“以農立國”的民族，再加上“周代的疆域在夏商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擴展，所以當時的農業面積也得以擴大，尤其是春秋后期鐵犁牛耕的使用，使得更多的荒、林地得以開墾用來種植農作物”[5]6，旱災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威脅也就更加嚴重。周朝強調“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因此雩祭深得周王室重視，每年的夏歷四月都會舉行“常雩”，而每當旱災來臨，也都會舉行“旱雩”。

另外，自周公制禮作樂，常雩就是周王室的特權，也只有周王室才能祭祀天帝，諸侯只能祭祀當地的山川之神。而“魯國由于是周公封地，在成王時期得到了包括雩祭在內的‘重祭’特權，當然在禮制等級和規范上就與周天子保持一致，在雩祭的雩壇上也是如此?！盵5]17由此看來，魯國的雩祭，包括其祭壇，都是具有很高的神圣性的?？鬃又囟Y，春秋時期各國僭越禮制向來遭其不滿。因此，在雩壇周圍進行游樂活動，還是在暮春三月這樣臨近“常雩”的時間段，就顯得非常不合理。

在劉煥文《〈論語〉“四子侍坐”章研究》一文中，詳細分析了曾點“志在舞雩”的原因，茲列舉如下：

1.魯國具有重農重禮傳統，且旱災多發，曾點此志具有敬德保民的色彩；

2.“‘儒’在古文中作‘需’，與雨有關，指古代求雨的巫覡”，舞雩文化是儒家禮樂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從王充之說，釋“浴”為“涉”，“浴乎沂”即“眾人涉水在沂河中模擬出龍從水中出來的狀態”，“風”為“歌”，“冠者”“童子”是參加舞雩者，“歸”應為“饋”，“詠”和“饋”都是雩祭中的禮儀。這樣的雩祭活動不僅與漢代的雩祭很像，也同國外其他民族的祈雨活動相類似。

4.曾點之志表達了禮樂治國的理想，與孔子的思想高度一致。[4]34-43

將曾點之志理解為“志在舞雩”而非傳統主流的看法——日常游樂，也就意味著此章所含義理需要一種新的詮釋。那么，曾點之志與其他三子之志是因為什么樣的區別才讓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呢？筆者認為，曾點之志體現了孔子的天命觀，從中透露出禮樂思想的深刻內涵，顯示出了“君子儒”的人格。

二、天命與雩禮

“禮在仁與命之交界處。在最先，禮本從人與天、人與神、人與鬼的接觸興起，那是一種宗教儀式，是人生界與宇宙界感通的一條路程?！盵6]17“禮”本來是宗教意義上的概念，存在已久。而“天命”，原先是殷商王室統治合法性的一個依據。殷商時期盛行“以祖配天”，此時的“天”指的是“上帝”，而“在殷人的信仰中，祖先神是殷人祭祀的主要對象，祖先神也擁有‘上帝’所不具有的對商人的庇護作用?！盵7]229對祖先等神明的祭祀、供養，其過程就是“禮”的實踐。

到了殷周之際，“上帝”有了更多的“保護神”意味，同時，周人的“天”是不同于“上帝”的崇拜對象，它“不單是授佑于周人，而且也會對周人降下各種災害”。[7]231于是，“在周人這里，相比較‘上帝’，‘天’作為信仰對象更具有超越宗族中心和人格特征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同時也表現出較為鮮明的道德理性色彩?！盵7]231此即“以祖配天”到“以德配天”的過渡。另外，在周朝統治者看來，衡量道德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民心得失。

雩祭雖然在夏商時期就有萌芽，但是其正式確立是在周代。有關雩祭的簡要情況上文已經陳述。雩祭不應只被理解為一種迷信的祭祀活動，從中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面貌，更體現了天人之間的靈魂交流。

首先，每年舉行一次的常雩非常隆重，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其中，周天子通過雩祭來維持自己的天命，是以國家的風調雨順，人民的安居樂業為條件的。此禮雖然不能直接賑濟旱災，但是它明確表達了周天子以及各國諸侯的態度，統治者們通過這一種儀式，強化了自己“敬德保民”的思想態度，同時，在充滿天帝山川崇拜的周代社會，此舉對于安撫民心必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人們帶來了克服困難的希望。正是這樣的精神力量貫穿了全國上下，它所維系的天命就不僅是統治者的權威，也是家族和國家的穩定和昌盛。

第二，從社會關系的層面看，雩祭同其他“禮”一樣，是具有等級性的，它使得人們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以此來實現社會的穩定。在這個意義上說，禮樂相對，禮主分，樂主和；然而，從禮本身的行為來看，“禮”恰恰是“樂”表現出來的。在原始社會，人們首先經歷的是個體巫術的時期，“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法師”[8]因此人人都能通過樂舞的方式和天地溝通。后來才逐漸形成了權威，祭祀的權力也被一部分人壟斷(絕地天通)，“禮”才表現出等級，才得以從“樂”中獨立出來。

因此，雩禮中的天人溝通，乃至全國上下政通人和的愿望，恰恰是通過“樂”來實現的。整個宗教儀式固然莊嚴，從中也是具有迷狂性、神秘性和藝術性的。統治者和祭祀者通過歌舞娛神，自身也將受到樂舞的凈化和熏染，并將這種神圣的心態投入到治國安邦的實踐之中。而孔子之“仁”，便是從這個過程中感悟并提煉出來的?！叭羧祟悆刃臎]有一種積極蘄向的仁，便無從有這許多禮?？鬃又粸榘汛硕Y之意、禮之內心、禮之所由起之一參透了，又把禮的精義轉移擴大到人生界，教人在人生相與中，明白得有一條彼我相交接，而又為彼我所不得逾越之一線，此即孔門儒家之所謂‘禮’?！盵6]17

在曾點說出自己的志向之前，他還有“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的這一系列動作，這個細節尤為關鍵。曾點在說自己“舞雩之志”之前，一直在鳴瑟伴奏，當孔子問：“點，爾何如”之后，他不急不慌，伴隨著樂曲的余音，溫文爾雅地說出了自己的志向。而他所表達的不僅是對雩禮的重視，更是勾勒了一幅生動的雩祭畫面，整個情境充滿美感，恰恰表現了禮中之樂，禮中之仁，透露出了天人相和的境界和理想。

因此，孔子對曾點的稱贊，是因為曾點體會到了禮背后的深刻內涵，體會到了“天命”所在。然而，孔子不僅說了“吾與點也”，在這之前還有“喟然嘆曰”這一飽含深意的細節。若以“游樂說”為前提可將其解釋為，孔子感慨仕途之坎坷，將人生之樂寄歸于日常之間，或有歸隱之意。筆者認為，這么解讀依然低估了孔子的思想價值，“喟然嘆曰”的背后，透出的是孔子“君子儒”的人格。

三、天命與君子儒

孔子告子夏：“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捌鋾r所謂學，皆謀求進身貴族階層，得一職業，獲一份榖祿為生。若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謂之‘小人儒’?？鬃又疄閷W，乃從所習六藝中，探討其意義所在，乃其源流演變，與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學中有道義?？鬃又^‘君子儒’，乃在其職業上能守道義，以明道行道為主。不合道則棄職而去?！盵9]11

孔子“君子儒”的提出是對當時之“儒”的改造。就身份來說，當時的所謂“儒”“當是傳統的祭司之儒流落民間之后的蛻變，淪為工具化的實用技藝的操作者?！盵10]52以此不同，君子儒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謀道”，而非以“謀食”為務。

“道”通過天命賦予個人，因此人需“知命”，而這種天命的賦予與“一般作為宗教或神之誡命的代言人的宗教先知的享賦不同”，君子儒之被敬仰，更多的是與“文化理想感召和個體人格魅力”有關，乃至被視為“真正的契合天道者?！盵10]53因此，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是“君子儒”不可或缺的維度。

上文已經提到，殷周之際，人們在“以祖配天”的同時更為強調“以德配天”。而“祖”和“德”并非有直接的關聯。祖先是誰，有何血統，并非人所決定，具有較強的命定意味；而“德”則可落實到每個人的主體性上，即可通過后天的反思和修養而不斷“進德修業”。正因“德”是人人可為的，“配天”也就有了不為上層社會所專享的可能性。這就為孔子的天命觀奠定了基礎。

道德人人可為，但與此相應，有德之人為多，一國之主為少，有德者得天命，卻未必得王位，甚至未必為官。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道德人人可得，難免會出現很多偽君子，假裝自己是有德之人，據有天命，卻以此作為實現自己野心的工具。然而道德可以偽裝，天命可以假稱，它們的最終標準卻在內心，儒家強調“為仁由己”，正是對這一點有所明察。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之交，人們從現實和經驗中總結出有德者得天下，而自古以來的天命觀傳統使得他們為道德找到了一個信仰層面的、形而上的確證。君子儒所崇尚的道德感，就是以這種形而上的天命作為支撐。

得天命者未必得王位，此天命是指上天賦予一個人的使命與責任，這一種使命和責任是信仰層面的、無條件的，在“君子儒”的眼里，可以至死不渝地奉行?？鬃诱f：“不知命，無以為君子”[2]591；“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下達，知我者其天乎！”[2]438由此看來，孔子的天命觀與宿命論截然不同，它不僅賦予了孔門儒家崇高的責任感，更是一種君子之勇、君子之志，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氣節的發源。

然而孔子又說：“吾五十而知天命”，可知“知天命”并非是生來就有的。它需要禮樂的感化，需要學習和挖掘禮樂背后的內涵，也需要大半輩子的閱歷，這便是君子儒所具有的深厚的積淀。而“人當以行道為職，此屬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時，此亦是天命?！盵8]33道之行與不行，非一人所能決定?！巴饷姝h境之復雜，人事之變動，隨時有不可逆測的偶然事件之發生，使我們對一切利害計較終于無準難憑”。因此，“命限制了人的種種可能，卻逼出人一條唯一可能出路，這一條路，則是盡人可能的，那便是所謂‘仁’”。[6]13從這一層面去理解，“天命”就不僅落實到個人，而且逼著人們向內尋求安定之處，即“仁”，這一個逼出的過程也正是天意所在，其中充滿了厚重感。由此可知孔子之嘆，是這一種厚重感的自然流露。

另外，孔子雖然志于道，道之不行可棄官而去。然而，孔子又渴望通過政權這個平臺使得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鬃右簧?，遇到有做官的機會往往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包括公山弗擾之請，孔子也曾為之所動。而當他官至魯國大司寇時，根據弟子的年齡和才能，一度鼓鼓勵他們積極從政，為民造福?？梢娍鬃又?，通過政權來行于天下是其首選，道之不行，雖可棄官而去，卻也充滿了失落。

由此可見，孔子聽到曾點之志后，不禁感慨于道之不行，悲從中來，而君子儒的精神寄托則是來源于自身之“仁”，此乃君子之“本”。自己踐行了天命，問心無愧，依然可以著書立說，將“道”流傳于后世，因而對于曾點胸懷仁德，積極樂觀的精神大加贊賞。

四、結語

《論語·侍坐章》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而曾點之志又為全文的關鍵。本文總結了前人的觀點，認為曾點“志在舞雩”。而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也應具有更為深刻的內涵，與孔子的天命觀具有緊密的聯系。首先，周朝“以德配天”的天命觀為禮注入了道德含義，曾點體會到了禮制背后的道義所在，從樂的層面挖掘出了雩禮中天人相和的理想，為孔子所贊賞；其次，雩禮背后的道義是孔子之志——君子儒的根本所在，現實中道之不行為孔子所嘆息，但是自己至死不渝地奉行了天命，問心無愧，自有一番樂觀所在。從中也可以反映出天命觀由統治者轉到個人，由外在世界轉到內心世界的過程，在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侍坐章中依然存在許多爭議，未敢下定論，曾點之志與孔子之志依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