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尋真知啟后人：戴震后裔的學術使命

□戴　昇

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楚圖南為戴震紀念館題詞：“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誠如楚先生所言，戴震一生清貧卻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其治學方法及精神不僅在當時獨樹一幟，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戴震的治學與為人一言以蔽之，即不屈不撓、不畏權貴、自強不息?？v觀戴震逝世后的兩個多世紀，戴震的后裔們為推動“戴震學”的發展而體現出來的就是這種精神。他們已經將繼承戴震的學術思想、推動戴震的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自覺的家族使命。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在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內去世。是年七月，戴震夫人朱氏與子戴中立扶柩南歸。早在戴震入四庫館編書之時，中立就隨祖父、母親抵京隨侍戴震左右。自入京至父親去世，中立是與戴震接觸最多、也是最親密的人之一，所以中立或多或少地接觸到了父親的學術研究。在處理父親后事的同時，中立暗下決心一定要肩負起推動父親學術事業的使命。

但由于中立在戴震逝世的次年亦不幸病歿，所以我們僅能從他給段玉裁的信件中窺探其所作的努力。通過這封信，我們了解到中立生前為推動其父親學術事業所作出的三大貢獻：一、聯絡戴震的學術摯友撰寫其墓志銘。眾所周知，墓志銘是了解一位學者生前學術思想的關鍵材料之一。中立在信中向段玉裁介紹了王昶與洪榜為戴震撰寫的墓志銘與行狀的相關情況，并將洪榜所撰寫的行狀稿本寄送至段玉裁處。這兩篇墓志銘與行狀對于后人了解戴震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學界多次引用的《戴先生行狀》，是全面了解戴震生平及學術思想的關鍵性史料。二、收集戴震的生平著述。中立在這封給段玉裁的信里向對方打探、陳述先父著述情況，篇幅占了整封信札內容的十之七八，而且文字中時常表現出焦急和敦促的情愫。我們很容易從中洞察到中立急欲收集全先父的生前著述。三、與孔繼涵、段玉裁一齊謀劃刊刻戴震的著作。以往學界只知道戴震親家孔繼涵刊刻了《戴氏遺書》，并將其收入《微波榭叢書》；以及戴震高徒段玉裁所刊刻的經韻樓版《戴震文集》，卻幾乎無人提及戴中立在其中所作的貢獻。此信札為我們揭示了中立為其先父著述的刊刻起到了上下聯系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正是由于中立及時地收集戴震相關著作和聯絡父親的親朋故舊盡快刊刻其著述，這才為后世盡可能多地接觸戴震著作提供了便利，并為后人準確了解戴震思想全貌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中立為父親歿后的各類事宜殫心竭慮，加之疾病纏身，中立竟然于父親逝世的次年亦不幸病歿，未留后代。

戴中立逝世后，其母朱氏又以戴震胞弟戴霖之子中孚為后。作為其嗣子，戴中孚為了維護戴震的學術著作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甚至不惜為此走南闖北奔走呼告。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所知，乾隆三十三年，戴震應直隸總督方觀承(恪敏)之聘請修撰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但全書還未成書之時，方觀承卻突然逝世。而繼任者楊廷璋沒有像方觀承那般禮遇戴震，致使戴震辭別返京。戴震歿后，由其主修的《直隸河渠書》遺稿有兩部，一部藏在曲阜孔繼涵家，另一部存放在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元理甥婿之子王履泰得到該書后，將其進行刪改進而據為己有，并且改名為《畿輔安瀾志》。嘉慶年間，王履泰竟然恬不知恥地將是書進呈皇帝，嘉慶皇帝為此還對其封官授爵。

此種欺世盜名的行為當然引起了戴震后裔和學生的激烈反對。戴中孚當即前往曲阜取回了戴震另一部原稿，并且馬不停蹄地赴京申辯?？上г诰┑氖嘶聼o一人向嘉慶皇帝上書，中孚只得抑郁而歸。返家的中孚并沒有坐以待斃，他找到了戴震最得意的弟子段玉裁，將《直隸河渠書》的原稿交給了他，并且囑托其?？?。一生清苦的段玉裁在當時根本沒有財力刊刻篇幅巨大的《直隸河渠書》，所以當中孚提出?？恼埱髸r，段玉裁只能回復到“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事后，段玉裁對該書進行了條分縷析和審慎校對之后，得出“非先生不能綜貫其條理”(《戴東原先生年譜》)的結論?？梢哉f，此一論斷是對戴震最為公允的評價?？v觀此一事件，雖然中孚赴京申辯受挫，但是他與段玉裁溝通協商處理并用“學術化”的方式進行更加強有力的申訴，這在當時已經是最優的解決方案了。

作為戴震四世孫的戴琴泉，是當地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他在20世紀初期做了大量推動戴震學術研究以及傳播戴震影響力的工作：一、1924年協助族人戴祖蔭創立了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戴琴泉被推舉為圖書館總編輯。此事緣起與胡適、陶行知等人有關：1924年是戴震誕辰兩百周年，胡適向全國文化教育界倡議舉行戴東原先生誕生二百周年慶祝大會，并與陶行知等人協商在隆阜募捐建立一座東原圖書館，即在戴震家鄉建立紀念戴震的圖書館，而且還是用募捐的方式。此新聞一經傳出，迅速引起了隆阜戴氏后裔的憤懣。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祖輩的紀念活動，不可能由一個外人操辦，哪怕他是鼎鼎大名的胡適之先生。通過募捐的方式來建造東原圖書館，在隆阜戴氏后裔看來更是一種對他們的輕視，這才有了族人自行籌錢建立的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二、主持一系列紀念戴震誕辰二百周年的活動。除前文提及的東原圖書館外，在隆阜戴氏三甲祠內還隆重舉辦了“東原公誕生二百周年大會”，戴琴泉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動者。另外，戴琴泉還在當時影響力巨大的《新聞報》上連續刊登紀念戴震的文章。戴琴泉所著《戴東原先生軼事》一文為后來的學者們研究戴震學術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三、為擴大戴震的影響力。戴琴泉曾計劃在當地籌辦戴氏東原小學和中學，在推廣平民教育的同時，擴大戴震在當地的影響力?？上聵I未竟，他卻于1949年病逝了。此一階段除了戴琴泉外，其他隆阜戴氏族人也為戴震學的發展、戴震著述的保護做出了貢獻，例如，抗日戰爭期間，戴琴泉的族兄戴珀瑚為防止因戰亂所致的書籍流失，特將東原圖書館的24箱珍貴書籍轉移到安全處，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戴震手稿。

戴龍蓀先生是戴琴泉的長子，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我們從戴震紀念館前館長胡槐植處獲悉，戴震五世孫戴龍蓀亦為戴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85年初，戴震紀念館甫建，戴龍蓀慨然捐出子孫為祝賀他八十生辰的禮金，以作為紀念館后續發展的資金。此外，戴龍蓀還囑咐身處海外的子侄們時刻留心境外的戴學研究動態，并長年累月地向戴震紀念館寄送相關材料，希望以此來推動國內的戴震研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戴震全集》籌劃出版，戴龍蓀聞訊后喜出望外，并欣然接受了全集顧問之職。當得知全集出版出現資金困難時，戴龍蓀不顧自己耄耋之齡，親自聯絡海內外親屬籌措基金。海內外戴氏族裔積極響應，以戴龍蓀四弟戴桔蓀為首的海外親屬向《戴震全集》編纂委員會贊助了巨款，這才解決了全集出版的燃眉之急。自此以后，戴震后裔襄助《戴震全集》出版之事很快被傳為學術出版界的一段佳話。

作為思想家的戴震，其生前身后遭受了無數攻訐、打擊甚至是謾罵。桐城派學者姚鼐為了一己之私見，不惜在著作中用“身滅嗣絕”來諷刺戴震。而更具諷刺意味地是，戴震的后裔并沒有像姚氏所預言的斷子絕孫。他們不僅沒有斷絕，而且在戴震逝世后的240年時間里，以綿延不絕之勢繼承著戴震的學術思想、保存著戴震的學術著作、發揚著戴震的品質精神。一言以蔽之，戴震后裔用行動踐行了“守先待后，斯文在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