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治理與地方發展：一個藥材集散市場的“崛起”

傅琦

[摘 要] 改革開放后，J市藥材集散市場異軍突起，藥市空間的規模擴張是其主要表征，通過旨在以此為透鏡審視地方發展。分析發現：J市藥市空間的規模擴張，是伴隨著藥市的空間形態由歷史以來的自發聚集向為政府集中管理的轉變；藥材集散市場中，多方參與主體之間的話語地位關系的重構而同步發生的。由此，當“發展”成為國家治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空間治理又成為地方發展的主要手段時，以空間規模擴張為主要表征的藥市發展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對藥商們來說卻像是在進行一場公開的“掠奪”?？梢哉f，J市藥市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藥商、大型外來資本和地方政府三種力量之間形成的合力。

[關鍵詞] 空間治理；地方；集散市場；規劃發展

[中圖分類號] F7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8）03-0009-02

J市的藥材集散市場位于J市火車站附近，占地400畝，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中藥材專業交易市場。然而，J市固然按其當地歷史敘事所稱，享有悠久的藥材種植及集散歷史，但當下的J市并不在歷史、資源、交通等方面具有能崛起為天下第一藥市的絕對優勢。那么，J市究竟是如何從眾藥市中脫穎而出，發展為國內規模最大的藥市呢？我們該如何審視這種空間的發展呢？基于此試力圖從空間與地方的關系入手，對上述問題進行闡釋。

一、“空間”與“地方”

什么是空間？什么是地方？兩者間又是何關系呢？對于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而言，空間和地方基本上可以通用。[1]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空間和地方之間既相互關系又相互區別。例如在吉登斯那里，空間和地方之別，亦即缺場和在場的關系。[2]而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那里，“世界在趨同即空間化的過程中，也同樣是在不斷分化、異化，或者說地方化?！盵3]空間與地方的關系盤根錯節。

空間和地方不僅具有政治、經濟特性，還可能具有經驗特性。Yi-FuTuan就認為地方與空間是相對的概念，空間特指地理位置和物質形式等，地方則包括了物理環境、人類活動和心理意義等三種成分，地方的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們產生歸屬感和依戀感。[4]

空間與地方在有些學者看來是不平等的。例如，在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看來，流動空間是全球化空間，不受地方的牽絆，因而是擁有權力和財富的精英空間，具有支配性；地方空間則是其形式、功能和意義都自我包納在其物理邊界之內的空間，是被新生的流動空間所取代、支配的空間。[5]人類學家MarcAugé則是在定義了“非場所”（non-place）的同時定義了空間，即以此來指涉一種并不打算產生一種社會生活的空間，如大商場、機場、高速公路、主題公園等。在這種空間里，人們擁有的只是一個身份（mem Jership）而非關系。這樣一來，MarcAugé的空間概念就和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的有所不同，在后者來說，空間是一個有意義的地方。[6]

可以說，盡管學者們在對空間和地方進行思考時角度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研究都揭示出空間絕不是一個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間、一個“容器”，而是社會空間，帶有人的活動印跡，空間與地方不同，因為空間是有意義的地方。鑒于此，我們可以認為地方之間的差異在于其主體活動的差異，而正是這些主體的互動關系構成了空間，空間因而可以成為審視地方的視角，我們可以透過對某一特定社會空間之變遷的關注，審視某個地方的發展，脫離空間看地方和脫離地方看空間一樣，都是對空間或地方的不完全審視。因此擬將在對J市藥市空間之變遷的描述中，展開對J市地方發展的思考。

二、歷史上的藥市

明清時期，J市藥市位于其的北關地區。自古以來，“市”多分“行”經營，商品被分門別類地陳列出售，同行業的商肆集中在一起，稱為“列肆”，北關便形成了一物一街、一品一巷的分布景象。以北關的里仁街為中心，加上附近的老花市街、紙坊街兩條街上分散的交易場所，便形成了直至建國初，都還存在的J市藥市格局。

北關臨渦河之濱，交通較為發達。北關當年素有“四碼頭”、“八市”、“四大街”之說，里仁街就是“四大街”之一。它總長約300米、寬5米左右，路面是清一色的石板路，呈東西走向。資料上載，里仁街設藥號、藥行30余家，街道兩旁的鋪面幾乎都是大商鋪，以貴重細藥、大宗交易為主。上至犀角、下至枯草，貿易量之大、交易范圍之廣，非一般商號所能及。從現存的老房子可以看出，當年里仁街藥行的建筑特點是鋪面門臉較小，但是進勢極深，走進去時，頗有一種別有洞天之感。因為藥材交易量大，里仁街上還有固定的工人和當時稱為“紅車子”的運輸工具，專門運送藥材。

交通的便利確使北關一帶眾商云集，客居J市的商人分鄉幫而立門戶，有兩廣幫、兩江幫、兩湖幫、山陜幫、云貴幫等，一些行幫還集資建立了自己的會館，以為鄉人提供幫助，尤以藥業方面的會館居多，占到七成以上；行業自律上則有藥業公會在維持藥市秩序，監督藥行公平交易、貨真價實。

清朝末年，北關商業因戰亂逐步走向頹敗?？谷諔馉幈l后，經濟更是大幅衰落。由于藥農棄植藥材，藥商現銀交易不便，J市藥市的發展從此便一蹶不振。直到建國后，由于國家在建國初時還允許自由市場的存在，北關經濟才開始有所恢復。然而，1958年，J市藥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個體經營的行、號或并入藥材公司、或歇業，個體自由經營渠道被截斷。在J市老人們的印象里，北關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逐漸沉寂下去的。那以后，雖然改革開放使低迷的J市藥市再度復興，但由于城市中心不斷南移、渦河水運地位的不斷下降，北關再沒能昌盛起來，藥市位置也一再變遷。

三、地方再造

改革開放后，中央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明顯提高。J市地方政府投資3800萬建立了一個占地約為70畝的藥材交易場所，民間始稱為大行。從此，個體藥商們被要求進駐大行、租賃攤位，實行統一管理、統一經營。J市藥市就此結束了史上一直以來的自發聚集式經營樣態，進入到了為政府規劃發展的時代。

曹正漢指出，1992年以前，因為民營和外資企業比較弱小，地方政府的發展戰略就是自己直接辦企業或者扶植企業做大做強。但是1992年以后，由于鄧小平南巡強化了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進入意義，政府的地區發展戰略就轉變成怎樣才能把人家養大的孩子抱到自己家來，招商引資的來源也被從外資擴展到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各類法人和個人。[10]在此背景下，J市開始拓展城市空間、征收城南的大片土地，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J市空間大規模擴展，城市中心進一步南移。在此過程中，政府以“招、拍、掛”等形式高價出讓土地，進行招商引資，珠海H置業進入J市并和J市政府間簽訂了合作項目，投資3個億，修建了一個新的大行。

2000年以后，J市開始實行“雙輪驅動”戰略，啟動了建設68平方公里的南部新區規劃，意欲再造一個J市。在此背景下，J市政府和當時大行的所有者M藥業達成了南部新區的發展共識。M藥業投資15個億，打造了一個用地總面積約為1500畝，相當于新大行面積三倍大的“中藥城”。J市藥市的地理位置再度南移。

“中藥城”項目沖擊到很多藥商們的利益。例如，大行的搬遷意味著在大行里租賃攤位的藥商們需要去新大行里重新租賃攤位做生意，而那些圍繞在大行周圍經營鋪面的小行藥商們則需要重新購買或是租賃大行周邊的鋪面房。因此，對于那些已經購買了當下新大行周圍鋪面房的小行藥商們來說，搬遷不僅意味著當下房產可能會貶值，還意味著小行藥商們可能還要再支付出去一筆巨資才能保住現在在市場中的位置優勢。此外，大行里蹲行的藥商們也表示，大行每搬一次，攤位費就上漲一些、繳費的樣數也會多上一些。80年代時，在大行里蹲行只要交個攤位費就可以了，然而現在除了攤位費，還要交水費、保證金等費用。藥商們對政府非常不滿，認為政府發展得太急了，藥商們也表示對政府有點沒了信心，不知道這個“中藥城”能堅持多久，會不會花錢買了店鋪沒幾年，政府又開發出一個新的中藥城來。

藥商們的擔憂不無道理。80年代以來到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期間，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關系雖然花樣百出，但都處于“包干”階段?！鞍伞痹诖碳ち说胤秸姆e極性，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強地方”、“弱中央”的局面。于是，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央對地方開始實行分稅制改革。周飛舟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以營業稅為主，而建筑業征收的稅收又是營業稅中的大戶，這便直接引發了政府開發土地的熱情，而由土地帶來的直接收益（土地出讓收入）和間接收益（稅費收入），就構成了地方政府緩解財政壓力的主要手段。[7]

四、結語

通過分析發現，從明清北關老街上的自然分布到改革開放后經營節律一致的大行，再到由大型外來資本執掌的中藥城運作，J市的藥市空間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遷。首先，隨著藥市位置的不斷南移，藥市空間實現了持續增長。其次，從藥市空間的性質上來說，原本均質的空間自80年代中期，政府直接干預藥市發展以來，被劃分成了“合法”與“非法”兩個部分。其中，政府修建或出讓的大行是個體藥商們從事經營的合法空間，筆者稱為“場內”。對個體藥商們來說，除非他經營的是飲片廠等法人實體，否則就需要要么去大行里蹲攤，要么去經營鋪面房。傳統上一直以來的從事藥材買賣、加工的藥商“家里”，成了非法的、不為政府認可的空間，筆者稱其為“場外”。發生于其中的交易都屬于非法交易，是政府取締的對象。再次，大行的搬遷給藥商們帶來利益上的沖擊，搬遷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藥市的洗牌。沒有經濟實力的商人必然會被洗牌所逐出市場。那么，我們該如何藉由J市藥市空間的這些變化來審視J市蓬勃的地方發展呢？

顯然，從經濟指標來看，毫無疑問，J市藥市實現了發展和進步。但是這種發展的實現并非完全出自于一種藥市的自發性運作，在此過程中，政府角色不容低估，J市藥市的進步是規劃發展的產物，大行的建立就是這場規劃發展過程的開始，依靠的是空間治理術。不管是新舊大行還是“中藥城”，藥市承載的都是“以藥立市”的發展使命；而地方政府透過打造藥市空間來對J市這一“地方”進行個性化塑造，以此來強化地方給予外界的印象，用阿帕杜萊（Appadurai）的話來說，這就是“地方性”的生產（production of locality），[8]在全球化的今天，對于一個地方的發展來說，這種規劃尤顯重要。

然而，在肯定規劃發展的重要性及其給一個地方創造出的積極成果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規劃發展會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對于J市藥市來說，這主要體現為權力和資本在規劃發展中的地位在逐漸增加，但是個體、社會不但無法在國家的介入、資本的擴張中壯大，反而還在逐漸萎縮、利益受損。而造成這種發展后果的原因恰恰就在謀求現代性的發展本身。正如劉紹華所說，現代性指涉的是一種通常由國家啟動、以目標為導向的治理計劃。[9]從此，國家力量開始仰仗這種名為現代性的文化霸權而非赤裸裸的暴力加強了它的滲透，對以科學、標準等特征為標榜的現代性的謀求，賦予了國家在規范市場方面的重要地位。

于是，在權力的干預下，原本在傳統的藥材集散行業中充當著基本經濟單元的家庭遭到了現代性的弱化，人們需要離開家去大行蹲攤、執行大行的節律、服從權力的管理，個體在家中批發藥材，或加工、買賣飲片等過去成功的實踐行為開始變得非法化。而當權力和資本日益合謀，當為權力認可的合法藥市空間日益為大型資本所掌控時，資本的謀利本性就必然會給普通藥商們帶來被公開“掠奪”的體驗感。

可以說，J市藥市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藥商、大型外來資本和地方政府三種力量之間形成的合力。然而，三者在此發展過程中的獲益程度卻是完全不同的?，F代性的發展需要增強了對資本和權力的倚重，弱化了家庭和個體的力量，后者除了去承受前者的聯盟所形成的野蠻性力量外別無他法。因此，我們可以發現，J市藥市的崛起或許是經濟層面上的一種成功，但并非是社會進步層面的成功；J市藥市的崛起過程，也是普通藥商們遭遇的發展困境日益加深的過程。因為唯有使人們擁有“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阿瑪蒂亞·森語）的發展，才可能是民眾的需求。

[責任編輯：潘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