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倫理在邊緣化人物影像記錄中的運用

□ 李亞楠

邊緣化人物，即被主流社會、主流人群或主流意識形態所忽略的、所遺忘的甚至是與其對立的一類群體。研究邊緣化人物的影像記錄，不得不提獨立紀錄片，因為獨立紀錄片歷來是記錄邊緣化人物的主要形式。之所以被稱為“獨立紀錄片”，是因為不僅在資金籌措、影片制作上保持獨立，更是在內容和主題上表達一種獨立的精神。當下中國紀錄片產業迎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獨立紀錄片在發展的道路上出現的問題。在對邊緣化人物的影像記錄上，倫理問題是一個比較嚴重和廣泛討論的話題。美國電影學者比爾·尼科爾斯在其著作《紀錄片導論》中首先提出“道德問題是紀錄電影制作的基點”這一觀點，在獨立紀錄片中，道德倫理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一、不同視角下的媒介倫理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在其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綱》中認為：媒介倫理，是倫理的一種，主要指媒體及媒體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擬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范。紀錄片中的道德倫理更多地體現為媒介倫理，而紀錄片媒介倫理問題的焦點就是分析拍攝者、被攝者以及受眾圍繞紀錄片制作與放映過程中的矛盾沖突而出現的道德困境。

（一）拍攝者視角下的媒介倫理

在紀錄片拍攝中，倫理道德始終在場，不能回避。因此倫理問題永遠會圍繞在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但倫理問題的根源在于拍攝者攝制這部影片。

面對媒介倫理問題的考量，在拍攝形式和內容上，拍攝者的倫理底線不盡相同。伊文思拍攝紀錄片《四萬萬人民》時，為了影片效果強制要求擔架上受傷的士兵不要看鏡頭，而臺灣紀錄片理論工作者王慰慈認為，紀錄片拍到后來就是一種態度和精神，重視的是過程的正當性而不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去追求藝術性及價值性。這兩種不同的認知體現了拍攝者在紀錄片媒介倫理問題中的主導地位。

（二）被攝者視角下的媒介倫理

在紀錄片拍攝中，能夠做到使被攝者的生活得到改觀的情況并不常見，至少做到不能影響其原有的生活。但實際情況下，對被攝者的不利影響是存在并難以完全消除的，拍攝者和部分被攝者的內心是清楚的。

當拍攝者以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態度接近被攝者，是可以得到被攝者同樣的回應的。但被拍攝者信任的是人，而不是人手中的攝像機，因此在面對攝像機時，絕大多數的被攝者仍然會刻意回避一些尖銳和敏感的話題。范儉在拍攝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時，不僅記錄了余秀華及其丈夫的情感生活，也拍攝了他們兒子的部分影像。影片在后期剪輯階段，余秀華考慮到影片公映會對兒子的生活造成一定影響，經過和導演商量，最終成片并未出現其兒子的畫面。

（三）受眾視角下的媒介倫理

拍攝者視角下的媒介倫理是關鍵性的，但是受眾視角下的媒介倫理卻是影響最大的。當紀錄片通過一定的渠道播映時，觀眾的倫理觀既可能會幫助影片中的被攝者，也可能會對其造成不利的影響。

陳為軍拍攝完成《好死不如賴活著》后，在世界各地播放該紀錄片。當觀眾觀看以后，一部分人認為導演將雷妹的死亡過程拍下來太過無情，但更多的人和愛心機構選擇了給影片主人公馬深義一家捐獻善款，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甚至在丹麥由律師無國界組織創建了“馬深義基金會”來幫助該村的艾滋病患者。然而不是每一部紀錄片都能做到對被攝者有利。邁克爾·畢拉格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制作的一部紀錄片出現了這樣的倫理困境：他在紀錄片中加入了一個女性工人講述同事性觀念的畫面，結果影片播出后這名女性遭到了同事們的毆打。紀錄片中被攝者受影響的程度取決于觀眾的倫理觀。

二、媒介倫理運用的必要性

（一）體制層面的必要性

獨立紀錄片在出現的早期階段，就站在了體制內紀錄片的對立面，制作者以體制外、非官方的名義自居來制作獨立紀錄片。由于這些紀錄片多以邊緣化人物為拍攝對象，與當時體制內弘揚主旋律的官方紀錄片產生了對立，甚至有些是違反體制規定的，加之影像技術和部分內容的粗制濫造，最終導致體制對獨立紀錄片作者的懲罰和對獨立紀錄片政策的收緊。

（二）業界層面的必要性

在國內，獨立紀錄片被體制邊緣化，加之拍攝對象的邊緣化，致使拍攝者幾乎找不到投資。他們由于無法回收制作資金，所以會把影片拿到國外電影節參賽，外國評委通過這些獨立紀錄片觀察到了不同于官方視角下的中國，其獵奇心理使這些影片獲得了很多獎項和榮譽?？吹酵鈬讼矚g中國邊緣化人物的題材，更多的獨立紀錄片創作人拿起攝像機開始大量地尋找拍攝邊緣化的人物。在這種利欲熏心的情況下，獨立紀錄片必然會出現大量的媒介倫理問題。

（三）受眾層面的必要性

受眾的獵奇心理是獨立紀錄片制作者劍走偏鋒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各大電影節的評委，拍攝者也會得到觀眾的反饋。觀眾的評論與興趣，直接影響了一部影片的關注度，因此部分拍攝者為了迎合大眾的窺探欲，不顧紀錄片中人物的隱私和倫理問題，毫不掩飾地用鏡頭記錄下來，對被攝者造成了惡劣影響。

三、媒介倫理問題的解決建議

解決好媒介倫理問題，不僅可以減少拍攝者的諸多詬病，還能減輕對被拍攝者的傷害，一定程度上還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

（一）提高拍攝者的媒介倫理素養

拍攝者在整個影片的制作傳播過程中的獨特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提高其媒介倫理素養成為當前亟需呼吁的問題之一。題材的選擇關乎整個影片的表達與思考，也關系到影片的倫理導向。在題材選擇上，應避免過度消費有爭議的人物群體和隱私性的話題。拍攝時，拍攝者應取舍有度，要考慮到被攝者的隱私，不能犧牲他們的利益來完成自己的影片。剪輯是制作者最后一次對影片結構的思考，這個階段也是影片完成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對媒介倫理的把握尤為重要。

（二）加強行業內部的監督管理

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監督管理體系，監管得當，該行業就會順風順水，監管不當，便會出現混亂的局面，紀錄片行業亦然。由于獨立紀錄片的選題比較邊緣化，加上創作人員水平參差不齊等緣由，行業內部應該重新對獨立紀錄片給予重視，建立社會責任機制、倫理規范，有利于治理獨立紀錄片的社會不良風氣和糾正錯誤觀念，讓國內的獨立紀錄片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三）建立健全紀錄片的傳播渠道和銷售市場

由于紀錄片的市場相對狹小，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幾乎沒有市場，所以會導致該行業畸形發展。部分紀錄片創作者為了使影片獲利，會置倫理道德于不顧，這樣的畸形發展，會導致市場更加狹小，媒介倫理觀念更加被削弱，進而造成惡性循環。行業協會應該加強引導，營造良好氛圍，為紀錄片搭建一個良性的播放與銷售平臺，使其回歸正軌。獨立紀錄片在合理規范與適當引導下，用自身傳遞的價值感染更多的觀眾，同時，由于平臺、環境、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媒介倫理問題也會逐步得到解決，形成一個良好的發展態勢。

媒介倫理問題是紀錄片不可回避的問題，問題本身并不可怕，關鍵在于參與和體驗影片創作的人怎么去對待這個問題，處理得好，一榮俱榮，處理不當，一損俱損。因此必須要認真對待媒介倫理問題，讓媒介倫理回歸常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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