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語行：孔子的天命

■ 聞風相悅讀論語

去年夏天，我到徐州，訪華夏傳統文化學校，與負責教務的李玉云女士長聊兩三個小時。問及學校所開的課程，令我驚訝的是，竟沒有教《論語》。李女士說，《論語》近禪，無可無不可之處甚多，會讓學生無所適從。

初聽不以為然，而后細細思之，又覺得有道理。讀書如同服藥，每個人受病不同，所讀之書亦應有異，所謂標準教科書，不過是強行劃一的無奈之舉。譬如近年流行的讀誦《弟子規》，其奠定人基的作用自不待言，但若視為包治百病的良藥，則未免太高估它的效力。一個孩子原本拘謹內向或過于循規蹈矩，再讓他背《弟子規》這樣強調規矩和禮數的書，豈非加重他的負擔，為人師者又何忍？須知，經典不是負擔，不是禁忌，而是智慧，是滋養，是解脫和發展自我的墊腳石。

《論語》為語錄體，是孔子在不同情境之下與弟子、時人的談話錄。話語是敞開的，也是不確定的，加之華夏文化的虛虛實實，《論語》遂游移于“有”和“無”之間、“實”與“虛”之際，真要讀懂，確非易事。

《論語》直承《易經》而來，讀此書亦要時時注意孔子對“時位中應”的把握。

孔子之時，禮崩樂壞，文化全然敗壞，人心無法收拾。以孔子之才智，做一個縱橫捭闔之士，順人主之情，說國主以利，他老人家怎會落到“累累若喪家之狗”的狼狽地步？偏要說一個“仁”字，這難道是孟子所稱贊的“圣之時者”？ “圣之時者”不應該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的變通與靈活嗎？依今日成功學的標準衡量孔子，他大概也比不過王陽明、曾國藩，無他，夫子沒能建立事功。

不愿投機，不做投機主義者，這是所有偉大人物的共通之處。投機主義者往往“趨時”，他容易得到時代的附和和贊賞，但沒有面對歷史的誠意和真心。

春秋亂世，人主的欲求無非土地和人口，而孔子的對策卻是“仁者愛人”，這真是南轅北轍，不見用于當世亦在情理之中。

但孔子是歷史的知己。他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為何？為天地立心，為華夏文化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出禮樂文明的人世風景。他知道，自己將為這個時代所不容，但可以超越時代，直接與天地、歷史相貫通。時代不接納，無動我心，我仍要行我所求得的“道”，一任世人的譏嘲，一任國主的冷落，這是我愿意的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時代是熱鬧的，歷史是冷靜的。時代要眾人乖乖跟從，歷史與眾人遠遠隔開。

孔子歿后近三百年，不學無文的漢天子劉邦以“太牢”之祭拜孔廟，自此夫子之學得到歷史的承認。劉邦生在沛地，有楚風的浸潤，但亦有魯文化的影響，沛地離曲阜不過一百五十公里。劉邦討厭儒生，但他對百姓愛之以“仁”，對諸將用之以“義”，對張良待之以“禮”，真如《論語》所言，其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孔子的“知天命”，是知歷史之大勢，也是對自我進行歷史定位。時已知，位已定，心自然安定，如在晨霧中漸漸顯露出清晰的路標，此時，我只需踏上我應走的路。

孔子有過挫折，有過失敗，但仍愛悅這人世，仍確信禮樂文明必將生發出華夏文化的燦美之花。這是夫子的“中”，智者的無情緒和仁者的當下安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弊勇仿勚?。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傳道受阻，不無失意，隨口發句牢騷：“大道不行，我想坐船到海外傳道，子路或許能跟我去吧?！弊勇仿犝f，很是高興?？鬃訁s說：“仲由比我有勇氣，他是可以跟我去，可去哪里找做船的大木頭呢？”

這是孔子幽默和達觀，他不過發發牢騷而已，想出國，但沒船可坐呀，——其實我哪里也不想去，我之天命就在此地、就在此時。

孔子回應了天命對他的召喚，“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笨鬃訐u動中華靈命的木鐸，接續微弱的道脈，喚醒迷狂的時代，聲動天地，響應人心，如劉勰所言：“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p>

正是體悟了“時”，確定了“位”，觸得了“中”，孔子才能“應”人心與歷史之機，承擔起自己的天命。也正因如此，孔子才是自在的，“不忘其憂，不改其樂”，始終意興揚揚，把仕途失意的嘆息變成刪定詩書的動力，把周游列國的顛簸變成行為藝術的張揚與美感。

一旦證得“時位中應”的精義，在孔子那里，沒有失敗，沒有絕望，只有懷抱未來的灑然與豁達，他相信，歷史的大信正在徐徐展開，猶如冰雪消融之際，春風吹過沂水，蕩起層層不絕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