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述的簡化與復雜
——論《木綿庵鄭虎臣報冤》中的宋元戰爭描寫

陳 曦， 費團結

(陜西理工大學， 陜西 漢中 723000)

漢水流域地區在中國古代不僅是一條重要的交通通道，而且也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宋元戰爭，除了四川、江淮地區，漢水流域地區也是重要的戰場。在這一廣闊戰場上，發生了許多慘烈的戰斗和戰役，出現過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學者蔡東洲梳理了蒙軍強行假道南宋滅金之時和宋元戰爭全面爆發初期，洋州被屠城、其官民內遷四川通江得漢城安置的史料，并指出：蒙古人很快就認識到了處于漢水上游的梁洋之地的經濟價值和軍事地位，把它建成了攻宋的重要基地[1]1-2。本文所論的馮夢龍《喻世明言》中的擬話本小說《木綿庵鄭虎臣報冤》，則主要描寫了發生在漢水中下游地區的許多重要戰役及其他戰役，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七百多年前那場決定王朝興衰成敗的宋元戰爭。那么，這篇小說是如何描寫宋元戰爭的呢？本文主要采用文史互證的方法，試圖揭示《木綿庵鄭虎臣報冤》對宋元戰爭的歷史敘述的主要特點與不足，進而探討小說和史書在歷史敘述方面的異同，為當代歷史小說或歷史文學的創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主要敘述了南宋末年權相賈似道發跡變泰以至敗亡的故事。在賈似道的人生故事中，充滿了宋元戰爭的時代風云。他因鄂州之戰的勝利而入京主持朝政，在相位十五年，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又因魯港戰役的失敗而貶官，最終被監押官鄭虎臣殺死于貶謫途中的木綿庵。小說中，與主人公賈似道的人生軌跡相關的描寫，除了鄂州之戰和魯港之戰外，還寫到了襄樊之戰。這些都是歷史上宋元戰爭中真實發生的重要戰役。那么，小說是如何描寫這些戰役的呢？下面結合小說文本做簡要梳理。

先是鄂州之戰。小說寫道：蒙古大汗蒙哥自己率軍進攻四川合州，又遣其弟忽必烈領兵圍攻鄂州、襄陽一帶，戰事危急，南宋朝廷“乃以賈似道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進師漢陽，以救鄂州之圍”[2]289。賈似道進師漢陽前，聽說大學生鄭隆文武雙全，想要招致門下，但因鄭隆詩中有規諫之意而怒罵不用。漢陽駐扎后，他見蒙古軍攻城甚急，鄂州將破，因此“心膽俱裂，那敢上前”[2]290，只好幾次遣人到蒙古軍營中議和，許以每年納幣、稱臣。適值蒙哥汗死于合州釣魚山下，忽必烈急于北歸爭奪汗位，無心戀戰，答應了賈似道請和，鄂州之圍遂解。鄂州圍解后，賈似道將和議之事隱瞞不提，上表夸張己功，又把蒙古派遣來議歲幣的使臣軟禁于真州地方，失信于蒙古。鄂州之戰后，理宗皇帝認為賈似道有再造之功，對他多有賞賜，賈似道也以中興功臣自任，在相位上專權獨斷、為所欲為，達到了權力的頂峰。

小說前后兩次寫到襄樊之戰。因為賈似道并未直接參與襄樊之戰，因此小說僅是間接或側面地加以描寫。小說先寫蒙古改國號為元后，遣兵圍襄陽、樊城已有三年。一日宋度宗問到襄陽久困之事，一味尋歡作樂的賈似道回答說蒙古軍早已退去，欺哄皇帝，過后查明給皇帝言及此事的宮內女嬪，以他事誣陷其賜死于宮中。后文又一次寫到襄樊之戰：宋恭宗即位后，元左丞相史天澤、右丞相伯顏分兵南下，襄、鄧、淮、揚處處告急，賈似道自請統兵行邊，又私下吩咐御史們上疏留己，而終使恭宗把他留在身邊，“不隔幾月，樊城陷了，鄂州破了。呂文煥死守襄陽五年，聲援不通，城中糧盡，力不能支，只得以城降元”[2]296。之后，元軍乘勝南下，賈似道遮瞞不過，只得向皇帝奏聞，恭宗聞報大驚，賈似道以皇帝不許自己統兵行邊推脫了襄樊失陷的責任。

襄樊之戰后，小說緊接著寫了魯港戰役。宋恭宗德祐元年，賈似道上表出師，率領諸路軍馬水陸并進。由于呂師夔以江州城降元，池州也被元軍攻破，所以賈似道不敢進前，只好駐軍于魯港。先是孫虎臣的步軍在丁家洲潰敗，接著夏貴率領的水軍也紛紛逃亡、禁押不住，在宋軍潰敗和元軍圍攻之下，賈似道只得逃到揚州。魯港之戰失敗后，賈似道被劾罷相，后又貶謫為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其田產園宅，盡數籍沒，以充軍餉。貶謫途中，賈似道受盡了監押官鄭虎臣的凌辱，在木綿庵服毒不死，終被鄭虎臣以大槌擊打而死。

從以上宋元戰爭中的三次戰役描寫來看，因為小說要照顧主人公賈似道一生興亡的歷程，所以描寫并不充分、詳細。這些描寫，主要突出了賈似道心胸狹窄、不能任人、膽怯無能、無恥貪功、欺上瞞下、淫樂無度、心狠手辣、治軍無方、指揮不力、貪生怕死等品行。小說還寫到了賈似道其他許多事跡，也多是為了表現他道德品質的低劣。小說所寫的主人公賈似道，整體來看就是一個道德敗壞、能力全無、嫉賢妒能、心胸狹窄、只知淫樂和玩弄權術的陰險小人。其實，在小說開頭部分，作者就已經開宗明義地點明賈似道是一個奸臣，與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幾個居于相位的奸臣一起共同導致了南宋王朝的滅亡。這種把歷史人物分為忠奸善惡兩個相對的陣營，顯然是一種道德化的評價和敘述。當然，這也是一種類型化、簡單化的敘述，因為它不僅使人物變成了某種道德觀念的載體，而且其所包含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使它往往忽視了歷史和人性的復雜性。

二

作為歷史小說，《木綿庵鄭虎臣報冤》對宋元戰爭的描寫及其對賈似道的道德化評價，可以說直接來自史書記載?！端问贰分匈Z似道有傳，但卻與萬俟卨、韓侂胄、丁大全一起列入《奸臣傳》。正因為賈似道是奸臣，所以在其傳記中對一些歷史事件的描述，似乎總在證明他本性奸邪的一面。如對宋元戰爭的描寫就是如此?！顿Z似道傳》也寫了鄂州之戰、襄樊之戰和魯港之戰，主要描寫作為宋軍主帥或宋朝主政者的賈似道的軍事無能與道德卑劣。在鄂州戰役中，賈似道私自議和，等元軍撤退、鄂州之圍解除后，他心胸狹窄、嫉賢妒能，讓人彈劾了丞相吳潛，取而代之，并將有功大將曹世雄、向士壁和高達一一貶斥。在賈似道入朝主政期間，襄陽被元軍圍困達五六年之久，但他不急于國事，只知專權享樂、玩弄權術，“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3]10661，終使呂文煥以襄陽城降元。魯港戰役之前，賈似道故伎重演，派人到元軍中議和，但遭到了拒絕。這種議和，像鄂州之戰時的議和一樣，都是賈似道私下進行的，并未上報朝廷。這既顯示了賈似道的欺上瞞下和專權獨斷，也表現了他的怯戰、膽怯與無能。正如傳記所寫，賈似道在軍事上的無能，既導致了魯港兵敗，也導致了他罷相、貶謫以至被殺。與小說類似，《賈似道傳》也是開宗明義先把賈似道定性為奸臣，然后一一敘述其人生事跡。作為奸臣，賈似道除了專權誤國，主要還是個人道德品質低劣。傳記甚至寫賈似道小時候就“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3]10658。因此，傳記所寫的宋元戰爭中三次戰役，不管是賈似道親自參加，還是間接干預，如上文所述，也是多表現他道德的卑劣、人格的低下。這種道德化的評價態度和敘述方式，貫穿在傳記對賈似道一生事跡的敘述中。

這種道德化敘述也是整部《宋史》所采用的敘述態度和敘述方式。在《宋史》中，除了賈似道，列入《奸臣傳》的還有蔡京、秦檜等人?！端问贰吩谥T奸臣傳前有一段編著者的引言：“《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与m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眾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奸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奸臣傳》?！盵3]10603這種在歷史撰寫之前先把歷史人物定性為奸臣，看作是小人、奸邪，以與君子、賢哲相對應、相區別，顯然有點“先入為主”、“主題先行”的意味。也就是說，史家在撰寫奸臣事跡之前對他已經先有了一個基本的認知、判斷和態度。不僅如此，史家在具體寫作中也把這種認知、判斷和態度貫穿文本始終，所選所寫的所有歷史事例似乎就是為了證明奸臣之“奸”。另外，把奸臣與小人相類比，與君子相對應，這其實暗含著一種道德化的評價。小人一般是指人格卑鄙、道德敗壞、行為陰險狡詐之人，而君子是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墩撜Z》中多并論君子、小人，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4]17，“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4]38，“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4]39，“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141，“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4]143，等等。君子、小人在道德品質上的高低優劣的對比是比較鮮明的。以君子、小人這樣道德化的概念來評價歷史人物，顯然使歷史敘述帶上了一種道德化傾向。

《宋史》中除了《奸臣傳》，還有《循吏傳》《忠義傳》《孝義傳》《佞幸傳》《叛臣傳》等。所謂“循吏”“忠義”“孝義”“佞幸”“叛臣”等，都是帶有強烈的道德評價的詞語。因此，這些都是典型的道德化歷史敘述。其實，二十五史，從《史記》到《清史稿》，都是采用這種道德化的歷史敘述方式的。追根溯源，這其實是史書的編撰者受了儒家道德史觀影響所致。儒家認為，道德是影響國家社會興衰治亂的主要因素，如孟子就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5]166。就是把道德上的仁與不仁，既作為統治者能否保天下、保社稷的關鍵，也作為一般的讀書人和平民百姓能否安身立命的根本。儒家把個人的德行看得如此重要，因此才把“修身”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也才形成了它那著名的內圣外王理論。儒家這種道德化的歷史觀不僅影響了古人在生活、社會中的言行舉動，也影響了他們對歷史人物的敘述和評價。如上文所述，二十五史對歷史人物以忠孝節義等道德準則分類敘述，正是儒家道德史觀的集中體現。不僅如此，史家對歷史的編撰和敘述，還包含著儒家道德教化的意圖。如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希望皇帝“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6]8017-8018。他把寫史的策略和讀史的功用都以道德善惡標準統一起來了。其實，早在孔子編撰的《春秋》中，就體現著這種強烈的道德教化意圖。司馬遷曾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盵7]2856《春秋》這種懲惡勸善或揚善抑惡的道德教化寫史意圖，也體現在后代從《史記》到《清史稿》的歷史敘述之中。

古代史書道德化的編撰和敘述方式，顯然強烈地影響到了古代小說、尤其是宋元以后白話小說的敘述方式；古代史家對其著作道德教化效果的期待，也是白話小說作者效法的榜樣。如馮夢龍，他就在《警世通言》“敘”文中說：“《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于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經書著其理，史傳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后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盵8]1對于馮夢龍來說，所謂“通俗演義”，就是他所編撰的系列小說“三言”，他要以此作為六經國史之輔，達到以儒家道德倫理教化民眾的目的。具體到《木綿庵鄭虎臣報冤》一篇，他的寫作目的在小說開頭就已經表露無遺，這就是對奸臣誤國的揭露和批判，達到一種道德警戒的作用。道德化的歷史敘述，不管是史書編撰，還是小說寫作，無疑都可導致一種簡單化的敘述效果。因為它往往只強調了作者的道德情感評價態度，而未注意到或視而不見歷史和人性的復雜性。從某種角度說，這顯然是它的一個缺陷。

三

捷克學者普實克曾指出，與歐洲不同，中國編史工作除了具有政治性、道德性的目的外，還具有“不創造，而是安排”的特點，他說：“中國歷史學家不加工他所擁有的史料，不組合他在持續不斷的歷史鏈條中所發現的事實，不把它們小說化，甚至不闡釋它們；但是，他卻對史料進行分門別類，把它們歸入某些范疇。他不試圖創作一些關于過去的藝術畫面，而是用讀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來描述那些保存下來的史料?！盵9]228這種保存史料原初形式的傾向，使得中國史書對歷史的敘述，呈現了歷史復雜、立體的一面，彌補了道德化敘述所造成的簡單化缺陷。其實，《史記》(包括后代史書)所采用的互見法這一歷史編撰方法，正具有對史料“不創造，而是安排”的特點?！斑@種方法是把一個人的生平事跡，一件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分散在數篇之中，參錯互見，彼此補充?！盵10]38這種方法通過對豐富的甚至矛盾的史料的巧妙的組織安排，從而呈現了歷史事件和人物人性的復雜性。

以宋元戰爭中的鄂州之戰來說，史書的記載就多有相互矛盾和爭議之處。鄂州之圍的解除，《宋史》中的《賈似道傳》《理宗紀》，《元史》中的《世祖紀》《趙璧傳》《郝經傳》等文獻，皆言賈似道私自與元軍議和，忽必烈急于北歸爭奪汗位，于是答應請和撤軍，鄂州之圍遂解。對于“鄂州和議”，一般學者都認定它存在。但即使是上述文獻，關于和議的記載和敘述并不一致，如《賈似道傳》所述，是認定和議是存在的，而《趙璧傳》中的記載，只能說明雙方有和議的意向，卻并未繼續下去；《世祖紀》中提到賈似道遣宋京請和，但忽必烈命趙璧等告訴他說要請示朝廷，當日即撤軍，和議并未繼續；《世祖紀》中的兩個攻宋詔書，1261年(鄂州之戰后第三年)的詔書未提和議之事，1274年的詔書雖提及，但未提“請稱臣，輸歲幣”等議和條件(影印元本《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和元代蘇天爵編的《元文類》都提到了賈似道議和“愿奉歲幣”，與《元史》略有不同)；《郝經傳》中提到賈似道遣使請和，但其《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中卻未提及和議之事。因此，學者屈超立通過相關史料分析，甚至認為“所謂的‘鄂州之和’實際上是并不存在的”[11]79。顧宏義的《天平：十三世紀宋蒙(元)和戰實錄》一書也持類似看法。本文并非也認定鄂州和議不存在，而是想指出：史書記載的不一致或矛盾之處，也許呈現了歷史事件復雜的一面。

與鄂州和議相關，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是否無足輕重或像小說所寫那樣膽怯、怯戰呢？《賈似道傳》寫道：“理宗……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筑，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盵3]10659這段文字讓人覺得鄂州城未被攻破主要是高達諸將領的功勞，賈似道似乎只知和議。但翻看其他史料，則知情況可能并非如此。如《元史·廉希憲傳》中，廉希憲向忽必烈提及當年的鄂州之戰時說：“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盵12]3090賈似道的軍事才能，連他的敵方統帥忽必烈也給予了贊賞?！对贰ず陆泜鳌芬舱f到鄂州戰役之時，宋軍“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而元軍“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12]3707。他僅提到賈似道，并未提及高達諸將。雖說有賈似道是當時宋軍主帥這一原因，但從中也能看到鄂州之戰中賈似道地位的重要。與賈似道同時代的南宋末年曾官至右丞相的文天祥，他在評論賈似道魯港之戰的失敗時曾說：“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人心已去，國事瓦解。當是時，惟豪杰拔起。首禍之權奸，無救禍之理，哀哉！”[13]625他也認為賈似道是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但他并未抹殺賈似道鄂州之戰的功勞。從這些史料來看，賈似道也許夸大了自己的戰功，但在他的領導下鄂州城確實未被元軍攻破。即使是把賈似道論為奸臣的《賈似道傳》，也沒有抹殺他攻擊元軍撤退時殿后之兵所取得的勝利。由此可見，歷史也許是復雜的，對歷史人物的道德化評價只是歷史編撰者的主觀評判和態度，它并不能抹殺歷史人物客觀存在的其他可能性。

宋元戰爭中的襄樊之圍，從1268年到1273年，前后持續五六年時間?！顿Z似道傳》敘述了在此期間作為南宋朝廷當權者的賈似道只知享樂，不急于援襄，最終導致呂文煥以襄陽城降元?！顿Z似道傳》中實無援襄之事，但其他歷史記載卻并非如此。如《宋史·度宗紀》記載：“(咸淳五年三月)辛酉，京湖都統張世杰率馬步舟師援襄、樊，戰于赤灘圃”[3]606；“(咸淳六年冬十月)丁卯，遣范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往襄、樊會合備御，賜錢百五十萬犒師”[3]609；“(咸淳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阨關險不克進。詔荊、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3]611。關于張順、張貴二張援襄，《宋史》中有《張順傳》《張貴傳》，時人周密所著《齊東野語》中有“二張援襄”條目，都敘述頗祥。以上所引史料，可說明宋軍確實有過多次援襄的軍事行動，但終未能根本改變襄樊被困的狀況?！对贰分械摹妒雷婕o》《阿術傳》《劉整傳》等相關記載，亦從敵方的角度證明了這一點。宋軍的多次援襄行動，很難想象沒有經過一手把持朝政的賈似道的批準或默許。

宋元戰爭中的魯港之戰，據《賈似道傳》，似乎是宋軍與元軍一觸即潰、不戰而逃。但《元史·伯顏傳》的敘述卻略有不同：“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將后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频缆勚?，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眾軍大呼曰：‘宋軍敗矣?！T戰艦居后者，阿術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沖敵船，舳艫相蕩，乍分乍合。阿術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并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余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余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12]3104-3105。由此可見，宋軍是在元軍騎兵和炮兵的共同攻擊，及其統帥的錯誤指揮下，才最終潰敗的。這里必須說明的是，元軍的回回炮在當時是一種新式武器，威力特別巨大，在元軍攻打襄樊時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上舉證分析，主要想說明史書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敘述，多有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把這些敘述相互參照，也許可以看到歷史的復雜面相。歷史的復雜，追根溯源的話，當然源于歷史本身的復雜——歷史事件是立體的、多面的、頭緒繁多的，歷史人物是發展變化的、其人性也是好壞兼有的；但它更在于歷史敘述的復雜——史家因主觀意圖和敘述角度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復雜多樣的歷史文本。后者之所以更重要，是因為我們對已經消逝的歷史的了解，往往只能依據史家的歷史敘述。復雜的歷史敘述，既可以使我們了解到過往歷史復雜的一面，也能讓我們產生一種復雜多樣的閱讀感受，而非單一的道德情感的滿足。

四

對于小說《木綿庵鄭虎臣報冤》來說，其歷史敘述為何不能讓人產生復雜的審美感受呢？不僅這篇小說如此，明代周朝俊的《紅梅記》及由它改編的當代孟超的《李慧娘》等劇作，其對賈似道歷史事跡的描述也不能給人以復雜多樣的感受。究其原因，這既與道德化的敘述方式有關，也與文學和歷史的敘述側重點不同有關。

亞里士多德曾對歷史和詩有所區分，他說：“前者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盵14]81這表明，與歷史記述真實事件不同，文學敘事是可以虛構、想象的。美國學者海登·懷特盡管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歷史文本也具有文學的虛構性，但他仍然在一部著名著作的一個注釋中指出：“和小說那樣的文學虛構不一樣，歷史由存在于作者意識之外的事件構成。在某種程度上，寫在小說中的事件能夠杜撰而成，歷史中就不能這樣(或者也沒有想過要這樣)?！盵15]7也就是說，歷史的敘述要受制于真實發生過的事件，而小說、包括取材于歷史的歷史小說，因為允許杜撰和虛構，其敘述必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廣闊的審美空間。據譚正璧的《三言兩拍資料》，《木綿庵鄭虎臣報冤》的資料來源既有稗官野史，也有筆記小說和戲文，道聽途說、主觀虛構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木綿庵鄭虎臣報冤》顯然沒有很好地利用小說敘述的這種便利之處。由于它過于強調歷史敘述的道德化而非虛構性原則，因此其審美空間顯得單一而狹窄，不能給人更豐富的審美感受。從這里似乎可以看到文學與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區分，即文學側重于作者主觀思想、情感的表達，而歷史側重于已經發生的客觀化歷史事件的記述。正是因為側重于且受制于客觀存在過的歷史事件，史家的敘述不得不照顧到事件本身的多面性、復雜性，如《賈似道傳》盡管把傳主定性為奸臣，但它也不能不敘述到賈似道采用劉整的計策攻擊元軍殿后之兵取得了勝利。也正是因為側重于作者主觀情感、道德觀念等的表達，所以《木綿庵鄭虎臣報冤》要實現它道德教化的創作意圖，其對歷史事件的選擇取舍和敘述，就不得不打上強烈的道德化色彩。

小說的道德化敘述，最重要的是對其主人公賈似道的道德評價。小說是以人物而非情節為中心的。當小說開頭把賈似道判定為奸臣，文本后面有關他的二十多個小故事，就不得不主要表現其奸邪、卑劣的道德人格，從而保持藝術的整一性。小說中不是沒有表現主人公其他德行的可能性，如寫賈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推行“限田之法”(即公田法)，“恐其法不行，先將自己浙田萬余畝入官為公田”[2]291。描寫中就含有賈似道為國為民、大公無私的意味。但小說并未就此詳述，而是著重描寫公田法推行后的擾民、破家和怨聲載道，以此證明公田法并非“富國強兵之策”，而是賈似道的“欺君瘠民之罪”。對于賈似道當時推行的公田法改革，學者漆俠盡管指出了其倒行逆施、“公開的盜掠式的反動本性”，但也不由得稱贊賈似道在南宋末年局勢嚴峻之際挺胸而出所具有的“唐·吉訶德式的英雄姿態”[16]327-329。德國學者庫恩甚至把賈似道與宋代杰出的改革家王安石相提并論，認為“即使到了今天，考慮到當時南宋已大廈將傾，對他改革的功過是非進行評價也是極為困難的”[17]91?？梢?，小說并非沒有把賈似道寫成悲劇英雄或復雜人物的可能，但它對特定道德觀念的執著和這一道德觀念主要由主人公來表現的構思方式，使它最終呈現出人物善惡分明、意蘊層次單一的藝術面貌。

另外，史書與小說雖然都存在著道德教化的寫作意圖，但二者所針對的對象似乎有所不同。史書的道德警戒意義主要是對上層統治者和知識階層來說的，如《資治通鑒》就是讓皇帝治理國家時借古鑒今的。而小說、主要是古代白話小說，卻主要是面向社會中下層的廣大市民進行道德教育的，因此它不能不比史書更通俗易懂。關于這一點，“三言”的編撰者馮夢龍早已注意到了，在《喻世明言》前附“敘”文中，他說：“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18]1-2正是因為通俗，小說才“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具有獨特的教化效果。就《木綿庵鄭虎臣報冤》來說，小說對主人公賈似道及其他人物的描寫是善惡分明的，褒貶愛憎的情感溢于言表，可以想見讀者很容易受到藝術感染，得到道德人格方面的教育。但也可以想見，許多讀者可能并不滿足于單純的道德情緒的感染。

總之，由于強調作者道德觀念的表達、人物的道德評價及小說的道德教化效果，《木綿庵鄭虎臣報冤》的歷史敘述呈現出簡單化的傾向，不能像史書的歷史敘述那樣給人以復雜的審美感受。如果說在這篇小說產生的時代出于對廣大市民道德教化的目的，不得不采取簡化的、通俗化的敘述策略的話，那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小說的歷史敘述也應該考慮到當代讀者早已提高的審美需求。實際上，古代史書對歷史的復雜敘述，已經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