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實證研究

郝凈凈，衛盼盼，關海玲

（太原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為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綠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學術界關于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促進后者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部分學者認為環境規制是關鍵因素，通過門檻回歸模型或Tobit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驗證環境規制及要素稟賦等條件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積極影響。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主要體現為環境規制強度、地方差異及其他因素。劉巧玲（2012）將污染產業細分為兩大類型，從污染強度及規模兩個視角研究污染產業在國內的轉移路徑，發現中國東部地區形成了污染積聚的現象。彭文斌（2014）利用全局及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實證了污染產業在空間上的正自相關性。

早期學者對于環境規制與就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者對后者的凈效應，但結論各不相同。Jaffe（1995）、Goodstein（1996）認為，人們過度夸大了由于環境規制所產生的企業成本增加導致破產和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忽略了環境規制有利的一面，即隨之產生的新增就業機會。近幾年來，學者對勞動力、產業特征等進行區分，得出不同前提條件下，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效果。朱軼和熊思敏（2009）、李夢潔（2016）利用交互效應模型，實證得出分行業實施差異性環境政策并促進行業技術升級對于實現環境治理與就業的雙贏具有重要意義。

梳理文獻發現，大多數學者是以省級面板數據為基礎，獨立探討環境規制、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之間的關系，雖然它們可以反映全國各省的差異，但是缺乏城市之間的差異研究。本文將環境規制、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就業這三項主要影響因素包絡于同一個分析框架，引入空間面板模型，實證檢驗環境規制對產業空間演變的影響效應，進而探討不同類型的影響結果對勞動人員就業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一）全域空間自相關性檢驗

本文運用stata12.0計量軟件對山西省11個市的環境規制強度進行空間自相關性檢驗，進一步驗證模型選擇的正確性。本文根據山西省地圖將11個市采用車臨接的方式創建一個11×11的0～1矩陣，若兩個市在地理上相鄰，用1表示；否則就用0表示。由此，計算得出相應的Moran's I（見表 1）。

表1 環境規制強度的Moran'sI指數

從表1可以看出，2006—2016年山西各市環境規制強度的Moran's I均是大于零的，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地理空間上山西省各市的環境規制強度，顯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或空間依賴性。

（二）計量模型構建

多種因素作用于產業結構調整，本文在此基礎上，探討山西省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進而研究產業結構的轉移與升級對勞動人員就業的影響。在具體的回歸方法選擇上，本文利用空間計量方法建立空間自回歸SAR模型、空間誤差SEM模型以及空間杜賓SDM模型進行分析，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模型中的i和t分別表示所屬的市和年份，Wij為空間權重矩陣W的個體元素；ρ為空間滯后系數；β0為截距項；μit為隨機干擾項；被解釋變量y為產業結構升級（UIS）和產業結構轉移（IST）；解釋變量包括環境規制EN經濟增長（EG）、投資規模（IS）、外商直接投資（FDI）、就業規模（ES）。此外，本文對所有變量進行對數處理，以減小方差和多重共線性，使數據更接近正態分布。

（三）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1.產業結構調整。借鑒既有的研究，本文用產業結構升級（UIS）和產業結構轉移（IST）來表征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升級反映產業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和產業演進的重要方向，具體表現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由農業主導的第一產業，向高耗、高污染為主的第二產業，進而向低耗、高增值型的第三產業的升級，因此本文以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與所有就業人數之比來表示產業結構升級，如式（1）所示，UIS數值越大表示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越高。

產業結構轉移是根據各地區能源的空間分布情況，各產業有目的性、合理地進行空間轉移，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實現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本文在對所獲數據進行計算整理的基礎上，將第三產業區位熵作為被解釋變量，刻畫第三產業的空間集聚水平，見式（2），區位熵值越大，說明第三產業在該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越高。

在此公式中，LQ3j就是j地區第三產業的區位熵，q3j、qj分別表示j地區第三產業和所有產業的就業人數，同理q3表示山西省第三產業就業人數，q表示山西省所有產業的就業人數。

2.環境規制。本文考慮到指標的綜合性及代表性，利用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倒數構建環境規制綜合指數，將其界定為地級市政府對污染物排放的管控程度及效果。具體構建方式如下：首先，計算出山西省各市在第t年的第X種污染物的相對排放水平 Emjt，如式（3）所示，其中 Pmjt表示 j城市在 t年第M種污染排放物的絕對量與真實GDP的比值，M=1、2、3分別代表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其次，計算Emjt的算數平均數得到j城市第t年的污染物相對排放水平。最后，對上述結果進行倒數化處理得到環境規制綜合指數ENjt，如式（4）所示。

3.就業規模。伴隨著科學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業人數顯示了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的勞動力資源的多少，因此本文用總從業人數來表示就業規模（ES）。

4.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本文將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其他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引入經濟增長水平、投資規模及外商直接投資這些變量。經濟增長水平（EG）用人均實際GDP來衡量，反映了該地區的平均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FDI）用該城市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來衡量，表現了FDI通過直接嵌入的方式對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影響。投資規模（IS）用各市固定資產投資來測算。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利用Matlab軟件對山西省環境規制條件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進行實證檢驗，表2報告了空間自回歸SAR模型、空間誤差SEM模型以及空間杜賓SDM模型的估計結果。

由表2可知，從擬合優度來看，空間SAR模型和空間SDM模型均有較高的擬合性，而空間SEM模型擬合效果較差；從t檢驗的通過結果來看，空間SAR模型各變量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而空間SDM模型中有大部分變量都未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故綜上所述，空間SAR模型為最優模型，接下來本文主要基于空間SAR模型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進行說明。

表2 關于IST的實證回歸結果

具體分析如下：第一，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轉移有明顯的積極作用。環境規制約束力的提高，會導致企業綠色成本的增加，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況下，就會將產業鏈中的高污染部分向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地區轉移；適當的環境管制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研發高技術、高增值型的產品，從而在市場上獲得超額利潤，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資金支持。第二，本文所調查的經濟增長和投資規模這兩個經濟指標對產業結構調整有積極的影響。經濟增長越快的地區，居民收入水平也越高，按照恩格爾定律，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不斷改善，從而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社會固定資產的再生產，固定資產投資促進了整個地區資產的利用，調整了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區域分布，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移。第三，FDI抑制了產業結構調整。山西省屬于資源型省份，大多數外商投資將大量的資金投向資源消耗量大、污染較嚴重的第二產業。近幾年來，山西省的第二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占比高達84.68%，對于第二產業的過度重視，嚴重抑制了山西省各市的產業結構調整。第四，就業規模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正向效應。人力資本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推力，同時，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產業結構升級會帶動企業技術、產品的創新，從而引發企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增加，導致普通工人的結構性失業；而產業結構轉移，一方面會額外增加企業的綠色生產成本，導致企業縮減規模，減少員工數量，另一方面，企業會傾向于遷入環境規制約束力較弱的地區，從而降低遷出地的就業規模及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就業數量。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實證研究發現，SAR模型無論是從擬合優度大小還是從t檢驗的通過率來看，都能更好地表明環境規制對于產業調整具有正向影響效應，即地方政府對污染物的管控程度影響山西省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邁進，使產業結構更加高級化，在地理空間上，多數污染企業自政府管控程度強的地區轉移至管控程度相對較弱的地區。同時產業結構調整會增大高技術人才缺口，普通技能員工供過于求，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嚴重不匹配的就業現象，這時勞動者就應該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提高技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新就業形勢。

本文在考慮環境規制下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力市場綜合效應影響的基礎上，從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三個方面制定了相應的政策，與現有研究相結合，具體建議如下：

（一）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

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進而導致對高技術人才需求的增加，政府應發揮其引導作用，對于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現象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對于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企業所需員工技能與勞動者技能不匹配時，一方面政府應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及時調整教育政策及方針，培養更多企業生產所需的人才。另一方面政府應主動提供大量具有實用價值的勞動技能培訓活動，使勞動者適應新的就業市場變化，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

對于產業結構轉移造成的摩擦性失業，究其根源，是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政府首先應建立健全人力資源和就業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對人力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同時加強監管力度，減少并杜絕就業市場的地區歧視及性別歧視。

（二）推進企業協同技術創新，完善行業協會制度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國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要想藍天長現，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實現偉大中國夢，產業結構升級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明智之舉。首先，企業要加強自身創新能力，加大科研投入，及時洞察消費者偏好的轉變，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滿足市場需求的現實產品。其次，企業要建立健全行業協會。尤其是以山西省為代表的資源型省份，不能過度開采利用所擁有的資源，使資源優勢成為經濟轉型的負擔，應通過該中介平臺有效集聚和使用資源，有組織、有紀律地扶持高新技術微型企業，實現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三）樹立正確就業觀念，提高綜合能力

面對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嚴峻就業形勢，勞動者應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提高綜合能力。一方面勞動者要轉變就業觀念，系統學習創業基礎知識，在國家和政府的扶持下，自主創業，從源頭上解決就業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勞動者以再學習的方式，提高自身學歷水平，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能，降低自身的可替代性，為未來的崗位獲得增強可得性；最后，勞動者可以追隨企業進行地區轉移，表達對企業的忠誠度，為日后的升職加薪及長遠發展奠定基礎。在就業過程中，心理健康、素質高、能力強，能夠樹立正確就業觀念的員工是企業最需要的員工，也是待業勞動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