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掃黑除惡”

梁仁志

地痞無賴是介于剝削階級和普通百姓之間的群體，雖無剝削階級的權勢和財勢，卻有剝削階級的諸多惡習，成為地方社會發展的一大毒瘤。地痞無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但那時還只是零星出現，沒有形成一股重要的社會危害力量。漢代以后，他們漸漸成為獨立群體，為害一方，對地方社會的消極影響日漸凸顯。晚清時期，徽州地痞無賴勢力猖獗，地方也有針對性地“掃黑除惡”。

晚清徽州地痞無賴勢力猖獗

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山區，古稱歙州、新安，因明清時期所設徽州府而得名?；罩莞螺犾h、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縣，府治在歙縣縣城。大體范圍包括今天安徽省的黃山市、績溪縣和江西省的婺源縣?；罩菁仁锹劽煜碌幕丈痰纳ｈ髦?，也是朱熹、戴震等一批大儒的桑梓之邦。近代以前，由于山多地少，所謂“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徽州經濟無法依靠農業，只能以商業為命脈。近代以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不斷入侵和中國社會長期動蕩，徽商經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以商業為經濟支柱的徽州經濟不斷走向衰落，徽州鄉村經濟發展陷入深深的困境，大批失業農民或游蕩在鄉間不務正業，或涌入經濟相對發達的屯溪等城鎮謀生。但由于當時城鎮工作機會有限，部分人漸漸開始鋌而走險，成為專門以坑蒙拐騙甚至打砸搶掠為生的地痞無賴。他們不僅拉幫結伙，甚至還和地方豪強勢力乃至官府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橫行城鎮和鄉里，給當時徽州地方的社會風氣和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聚眾賭博，借機斂財?；罩菀愿鞣N名目的會社組織之多而聞名，到了晚清，新式會社組織有商會、教育會、不纏足會等，舊式會社組織有文會及各種各樣的善堂善會、迎神賽會等。會輒有戲，戲必有賭，“有賭則必有地痞無賴”，對地方危害相當大。這些地痞無賴常?！耙钥兔駷橛鹨?，以衙役為爪牙”，即通常招徠或威嚇一批外地百姓充當他們的幫兇，同時又與官府衙役暗通款曲，借賭博大肆榨取百姓錢財。由于他們勢力較大，又有衙役背后撐腰，所以“歷來稟賭從無拿獲到案者”，成為當時徽州地方社會的一大困擾。如婺源縣，“會場一開，賭局林立，奸人倚為利藪，蕩子因而破家”，當時的縣令遂張貼禁賭告示，可縣衙的書役不是真心禁賭，而是巧藉以抽頭，營佐借彈壓為名，而賭棍例有所饋獻，可謂名禁而實不止。

二是倚仗武藝，橫行鄉里?；罩菹騺碛辛曃渲L，明清時期，由于徽商外出經商致富者日漸增多，他們在人身和財產安全上需要有身懷武藝的保鏢加以保護，客觀上推動了徽州“演習槍棒”之風盛行。這種習武之風一直延續到晚清乃至民國時期，但其中真正能夠為大徽商擔任保鏢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一些沒有找到固定或正當職業的習武之徒便倚仗武藝拉幫結伙，“糾黨盤結，打作橫行”，橫行鄉里，對普通百姓動輒大打出手，榨取錢財。例如在歙縣，一些地痞無賴結為“打行”，即組織各種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武術團體，自立紅褲、天王、棒褪、斧頭等會，妄稱天寶、太保等各種名色，“捏情打作……最為民害”。這幫地痞無賴“聚集兇強，聞風打作”，成為一大公害。

三是充當腳夫，把持碼頭。腳夫原指明代的一種差役，即跟隨官員往來地方搬運貨物之人。后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長途販運業務的繁盛，腳夫漸漸發展成為寄居在各地商埠碼頭專門靠攬運貨物為生的一種職業，即后世俗稱的碼頭搬運工。由于腳夫具備直接與商人打交道的資格，因此吸引大批地痞無賴加入。他們常常壟斷碼頭乃至地方的貨物搬運業務，不準其他地方的腳夫染指，從而具備哄抬工錢的能力。更有甚者，他們還常常糾集同伙，形成一個個專門敲詐勒索甚至明搶暗奪商人貨物乃至一般旅客財物的犯罪流氓集團?；罩菔且粋€萬山環繞的山區，與外界交通主要靠水運。如屯溪就處于新安江、橫江、率水河三江匯流之處，是一個優越的水埠碼頭，俗話說“屯溪美，屯溪美，一半是街，一半是水”，遂成為近代徽州乃至皖南地區的物資集散中心，商業興盛。在屯溪商埠碼頭，就聚集了大批以腳夫面目示人的地痞無賴群體。歙縣也有“埠頭奸棍”，經常勒索外來船只，稍逆其意就“奪索鎖船”，為害一方。歙縣漁梁壩的腳夫，經?！皬婑W暗奪”商賈貨物，以致“浙江客船不得抵壩”，只得偷偷將船停在碼頭之外進行貿易，“大為民害”。

四是包攬稅糧，欺詐百姓。在明清時期，為納稅戶包攬稅糧并從中收取一定好處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到了晚清，各種捐稅名目陡增，如在婺源，有所謂的教育捐、公會捐、保嬰捐、公濟捐、公路各捐等十余種，在屯溪也有所謂的公濟捐、公安捐、教育捐、保商捐、惟善堂、公磅捐、公校捐、會費、公費捐等十余種，人民不堪重負，反抗情緒強烈，致使官府征收起來頗為不易。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便開始利用一些地痞無賴征收稅糧，甚至直接讓他們包攬稅糧。加之晚清徽州外出經商者依然很多，他們往往不能親自向政府投稅充役，有請人包攬稅糧之需要，也給一些地痞無賴包攬稅糧提供了可乘之機。這些從事包攬稅糧業務的地痞流氓多是無籍之徒，一方面，他們通常會借機加碼，從而直接從中漁利;另一方面，經他們之手征收來的各種捐稅糧食，有時不僅不能及時入庫，甚至會被隱匿侵吞，給地方百姓和政府稅收造成巨大損失。

五是壟斷牙行，欺行霸市。牙行是近代以前在市場上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評定貨物價格及質量，司衡商品斤兩，判斷銀水成色等工作的居間商，靠向買賣雙方抽取牙傭（亦稱牙錢、傭金）謀取利潤，一般是“值百抽一”。一些能夠提供存貨倉棧和商人膳宿的規模較大的牙行，抽取的牙傭甚至占到貨值總額的百分之三左右，利潤相當高。由于牙行是個肥差，自然也成了地痞無賴熱衷染指的對象。晚清時期，歙縣漁梁壩是新安江入練江到達徽州府城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商埠和碼頭，由江浙等地運來的糧食等大宗貨物主要在此靠岸交易，貿易十分繁榮。當地一些地痞無賴遂通過控制、壟斷牙行攫取不法利益，甚至通過把持貨物的買賣哄抬物價、欺行霸市，嚴重擾亂當地市場秩序。

六是拐賣婦女，禍亂地方。拐賣婦女也是晚清徽州地痞無賴的重要惡端之一，“拐帶婦女傷天害理之事層出疊出”。如歙縣有一朱程氏，丈夫死后立志守節不嫁，地痞無賴柯太龍竟然采用強暴的辦法，勾結地痞朱金桃誘拐朱程氏，在完全沒有知會其夫家和娘家人的情況下，偷偷將她賣給別人做妾，從中收取好處費。更為可惡的是，待收得好處費后，他們又將朱程氏騙賣到外地，再次收取好處費，可謂貪得無厭，喪盡天良。

徽州府衙

地方的防范和懲治措施

面對地痞無賴的可恥行徑給地方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晚清徽州地方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防范和打擊措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政府積極防范和打擊。晚清徽州知府劉汝驥上任伊始，就頒布革除惡習的告示，說徽俗之最惡者“曰迷信，曰嗜賭”，當地醵錢迎賽可謂無村無之，其所演戲曲又多鄙俚不根之事，因此“禁賭尤為要著”，要求所屬六縣地方政府必須切實嚴禁賭博之風，以杜絕地痞無賴“借機生事，危害地方”。六縣也切實行動起來，通過發布告示、派衙役四處稽查等方式，嚴厲掃蕩賭博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賭博之風蔓延，打擊了地痞無賴利用聚眾賭博斂財的氣焰。由于晚清徽州吸食鴉片之風盛行，“徽俗不論貧富，吃煙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舉目皆是”，也導致地痞無賴猖獗。劉汝驥在嚴厲禁賭的同時還嚴令禁煙，關閉徽州各地煙館。歙縣府城一殷姓地痞開有煙館，因不遵禁令被“知府密察得實”，遂被提案嚴懲。休寧縣勸學總董王世勛鑒于“因會演戲，因戲聚賭”造成地痞無賴之風盛行，稟告地方官員要求取消地方賽會，“以報賽、田祀之資作戶誦家弦之費”，得到地方官員積極響應。

針對地痞無賴的具體不法行為，地方政府通常也會嚴厲打擊。如一位婺源劣生串通當地無賴游民合伙敲詐勒索，導致一對徽商父子“破產蕩家”，境況十分悲慘。知縣“再三研鞫，廉得真情”，使徽商父子冤屈得伸，劣生及涉事地痞無賴均遭嚴厲制裁。休寧縣知縣針對“每屆茶市，屯溪附近一帶賭匪麕集，作阱陷人，無知愚民一入彀中無不傾家蕩產”的狀況，一面張貼告示嚴厲訓斥，一面派人四處捉拿屢次犯事的地痞無賴，迅速打擊了他們的囂張氣焰。

二是宗族勢力參與防范和打擊?；罩菔堑湫偷淖诜ㄉ鐣?，宗族勢力強大，組織嚴密，在地方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罩莨賳T也常常順勢而為，主動利用宗族勢力協助治理地方。晚清黟縣縣令胡汝霖就曾說：“就徽言徽，因勢而利導之，此其時也?！彼笥梢蛔宥浦髯?，公舉貴且賢者以為族正，由地方官照會札付以責成之，戶口以告，田谷以告，學童及學齡而不入學者以告，好訟、好賭及非理之行為以告，以達到“一切爭訟械斗之事固可消弭于無形”之目的。在徽州民間，百姓遇到地痞無賴鬧事，第一時間往往不找官府，而是向族長投告。如歙縣人汪吉甫因在外地經商賺了點錢，“梟惡”胡承富便經常向他索要錢財，但卻遲遲不愿歸還，后又強奪其財產。汪吉甫終于忍無可忍，遂于宣統元年（1909）四月向胡承富所在宗族的族長控告胡承富，最終在族長支持下要回部分財物。再如胡啟春，自幼父母雙亡，自己身體又不好，便到外地學習錫工，沒想到同村“痞棍”胡觀社、胡政等乘機侵占了他家土地，甚至將其家具等也占為己有，胡啟春遂向族長投告，最終拿回被搶財產和被侵占土地。更有歙縣地痞無賴胡有康“縱火入室”，受害人胡有金也向族長投告，終使胡有康受到懲罰。

三是民間組織主動防范。晚清徽州地方民間會社等組織數量眾多，但既無地方政府的公權力，也無宗族勢力的“隱性”權力，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來提前預防地痞無賴可能的侵害行為。創辦會社組織之時，創辦人往往都會主動請求地方各級官府頒布告示對地痞無賴進行警告威懾，并刻石立碑，起到長期警示作用。如光緒十五年（1889），徽州地方士紳在休寧縣屯溪鎮創辦新安屯溪公濟局伊始，就聯名稟請江南茶厘總局、徽州府、休寧縣三級政府部門或機構出示告示。稟文稱：“惟創立之初，恐有無知棍徒藉端滋事，除稟茶厘總局、稟縣外，相應環請憲老父臺電鑒，立案給示，以便遵行，以垂永久?！苯喜枥蹇偩?、徽州府、休寧縣也非常配合，均頒布告示，稱“倘有無知棍徒藉端滋事，阻擾善舉，準即指交捕保扭送來廳，以憑訊明詳辦，決不姑寬”，無疑對公濟局后面的發展起到一定保護作用。其實通過稟請地方政府頒布告示、刻石立碑，主動防范地痞無賴侵害善堂善會的做法，在明清時期普遍流行。如徽商在杭州設立的新安惟善堂，建設伊始就稟請杭州府、仁和縣、錢塘縣，稱正當開工建設之際，地鄰山僻，“仍恐地匪無知竊取物料，土工匠作分坊把持，阻撓善舉”，請憲臺大人批準給予告示并“行知仁、錢二縣出示曉諭令，嚴行禁止”。

晚清徽州知府劉汝驥所編《陶甓公牘》

綜上可知，晚清徽州地方對地痞無賴的惡行，既打擊也預防;不僅依靠政府，還充分調動宗族和民間多重力量;不僅治標，還注重治本，即從地痞無賴產生的土壤入手進行治理。通過政府、宗族、民間通力合作，編織起較完善的預防和打擊地痞無賴的網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痞無賴的猖獗之勢，為地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