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識”：翦伯贊與顧頡剛的學術交往

湯瑩

余英時認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史學流派：一為長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的史料派；一為“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的唯物史觀派。道不同，不相為謀，兩派“由于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 代發刊辭》，見 《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

若從宏觀層面講，這一判斷大體不誤。但就此考察兩派中個別史家之間的關系，則有更值得探討的復雜性。顧頡剛與翦伯贊的學術關系即是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證。

一、 兩次批判

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北京大學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客觀存在。這里不僅是史料派的大本營，更是唯物史觀派的主要發源地。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兩大史學流派幾乎同時誕生在北京大學，但二者的走向并非互不相擾。史料派率先壓倒了唯物史觀派以及其他史學流派，從北京大學迅速走向全國，成為學術界的主流，乃至籠罩了當時整個中國的歷史學界。

因此，唯物史觀派若想走向前臺取而代之，首要任務即在于將史料派作為主要假想敵，與之對抗斗爭。這絕非武斷之論。自唯物史觀派登上歷史舞臺之初，便先是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以及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等人與胡適之間的“井田制辯論”，繼則是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對胡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 “不知所以然”的批判。如此來看，唯物史觀派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對史料派的一種“反動”，就是在與史料派對立角逐中成長起來的。作為唯物史觀派后來居上的人物，翦伯贊的學術生涯也是在與史料派的斗爭中走過來的。與其他史觀派的代表人物一樣，翦伯贊的斗爭矛頭所指，首當其沖的無疑也是胡適，從政論類的 《讀胡適〈新年的幾個期望〉之后》，到學術類的 《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無不充斥著濃濃的火藥味。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放過胡適的弟子—— 顧頡剛。

從現有資料來看，翦伯贊在抗戰期間主要對顧頡剛進行了兩次針對性批判。第一次批判反映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歷史哲學教程》 之中。按照翦伯贊的夫子自道，這本書絕不是在講什么“經院式的歷史理論”，而是為了配合抗日戰爭“這一偉大斗爭的現實行動”。更具體地說，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將“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曾經或一直到現在還可以多少發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幾種理論體系”作為批判的對象，進行徹底的澄清。

顧頡剛的史學論、“歷史的懷疑主義”無疑是這些“錯誤”歷史理論中的一種。因此，翦伯贊在該書中專辟了“胡適、顧頡剛等的見解及其批判”一節，對其進行了集中的清算。其中有言：“顧頡剛與其說是一個歷史家，不如說他是一個考據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代資料并批判了這些資料，但他始終沒有力量寫成一部中國的古史，而結果只是編輯了一部斷爛朝報的 《古史辨》?！辈粌H如此，“他不但對中國歷史發展的一貫行程和乃師胡適一樣，沒有明確的認識，就是對于他自認為精通的中國古代史的認識也非常模糊”。不過，“他在中國古史這一籠統的題目之下，做了一些舊神話的新解釋，這對于中國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的”。遺憾的是，“他既不相信神話傳說，而又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絕對出土的古代遺產之考證”。是故，這就“使得他對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舊神話變成新神話而已”?？傊?，翦伯贊認為，顧頡剛雖然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上作出了一定的“功績”，但根本的史學論是“錯誤”的。

一年半之后的一九四〇年四月，批判再次開始。與第一次將顧頡剛與胡適“綁在一起”進行批判不同，這次的批判完全是針對顧頡剛個人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輾轉來到西南的顧頡剛在 《益世報·邊疆周刊》 第九期發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在此文的結尾，他大聲疾呼：“我們從今以后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么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由于此文所論觸及了當時人人共同關注的民族救亡的歷史重大問題，故一經發表，便引發了抗戰期間有名的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論爭。這場論爭引起了翦伯贊的關注，他在看了顧頡剛答費孝通的文章后，撰寫了一篇題為《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讀顧頡剛續論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后》 （《中蘇文化》 一九四〇年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他先是指出，顧頡剛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問題這樣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確”。因為，這一命題“就包含著否定國內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之后則認為顧頡剛的民族理論也存在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分別是：“民族”與“民族意識”的混同，“民族”與“國家”的混同，“民族混合”與“民族消滅”混為一談，“種族”與“民族”的錯誤解釋，以及未能看到“民族”形成的本質?？傊?，在翦伯贊看來，顧頡剛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是一個有著現實意義的關鍵性問題，但他的具體看法則存在很多的“錯誤”。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對唯物史觀派的不斷挑戰，史料派往往都會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與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樣，顧頡剛也沒有對翦伯贊的這兩次批判作出任何的回應。推論此中原因，可能是因為顧頡剛并沒有看到 《歷史哲學教程》 和 《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退一步講，即使顧頡剛看到了這些論著，也不會予以反擊。因為，就 《歷史哲學教程》 而言，顧頡剛不僅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便出版了頗受好評的 《本國史》，而且往往借助“甲骨金石文字”進行古史研究，故翦伯贊所言及的“他始終沒有力量寫成一部中國的古史”以及“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的說法，可謂無從談起。再就 《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 來說，誠如有學者指出的：“翦伯贊對顧頡剛的批評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對顧氏觀點的合理成分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個別論斷也有點簡單化?！保ㄖ芪木?、張錦鵬：《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見 《民族研究》 二〇〇七年第三期） 總之，面對翦伯贊的這兩次批判，非顧頡剛不答也，實在無須辯護也。

二、 “禮尚往來”

然而，翦伯贊接下來的舉動，卻引起了顧頡剛的極大關注，此即 《中國史綱》 的出版。該書一經出版，旋即在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轟動。唯物史觀派內部的贊譽自不待言，郭沫若在得知該書第一卷即將脫稿的消息后，致信翦伯贊：“您的《中國史綱》 將要脫稿，這斷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眮碜允妨蠈W派的態度更能證明這一點。容媛在 《燕京學報》 第三十一期專門對該書進行了紹介，并加以評論說，該書“推陳出新，為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徑”。鄧嗣禹在 《近五十年中國的歷史編纂學》 中認為，《中國史綱》 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嘗試”，“翦先生似乎蔑視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確組織精密，有一些新思想”。就連史料派的領袖人物顧頡剛這次也有所回應。他在致白壽彝的信中頗為不服氣地說：“范文瀾、翦伯贊們編的書各處暢銷，為什么我們不能與之爭鋒呢？”聯系這封信的上下文，所謂翦伯贊編的書，主要指的就是 《中國史綱》。從置之不理或不屑回應，到與之爭鋒，顧頡剛對翦伯贊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當然，顧頡剛的這封信寫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但我有理由推定，《中國史綱》 在出版之后，便引起了顧頡剛的關注。這才有了他們在一九四四年的相識和相交。

根據 《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和翦伯贊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重慶北碚。這一天，顧頡剛到該地的吉林路開北碚修志委員會議，路遇翦伯贊，并到翦的臨時住處交談。兩天后，翦伯贊又與吳澤一道拜訪了顧頡剛，并一起吃了午飯。二人在這期間都談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從日記所載的“初交而作深談”來看，這次會面當是頗為融洽。

此后，因他們的住處相隔并不很遠，故有了時常的走動。僅就 《顧頡剛日記》 記載，自二人初交到翦伯贊于一九四六年春離開歇馬場這段時間，顧頡剛專程拜訪過翦伯贊一次，寫過四封信；翦伯贊則拜訪過顧頡剛兩次。此外，二人還在其他場合見過兩次。遺憾的是，這些信件今已不存。但幸運的是，借助日記，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二人曾一起討論過兩件事：一是 《學府》 雜志事；二是時局問題。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 刊發了 《文化界發表對時局進言》，“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戰時政治綱領，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在這份 《進言》 中，二人都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五月，應復旦大學文學院的邀請，翦伯贊做了一次題為 《史料與歷史科學》 的學術講演。當時有書店聞訊后即請他以講演稿為基礎，“寫一本關于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翦伯贊也慨然應允，預計整理出三篇，一是“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二是“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三是“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但是，由于時局的變動以及出版時間的限制，翦伯贊只以整理好的第一篇 《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加上另外兩篇文章——《論司馬遷的史學》 和 《論劉知幾的史學》，以 《史料與史學》 為題，交由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

根據 《顧頡剛日記》 記載，這次的演講時間可以精確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的下午兩點到四點，演講的地點在復旦大學第二教室，參加者有復旦大學方面的陳望道、伍蠡甫、周谷城等人。與本文相關的是，主持這場演講的即是當時也在復旦大學任教的顧頡剛。演講之后，伍蠡甫還邀請翦伯贊、顧頡剛等人共進晚餐。僅就顧頡剛和翦伯贊的關系而言，這場演講的意義非同小可。一方面，顧頡剛作為翦伯贊這場演講的主持，絕不是一種巧合，這充分體現了二人當時的親密關系；另一方面，翦伯贊“竟然”在顧頡剛的主持下大談“史料與歷史科學”，但這絕不是唯物史觀派對史料派的公然挑釁，而是一場友人之間的學術切磋。

總之，自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一九四六年春這段時間，是顧頡剛和翦伯贊關系最為密切的階段。翦伯贊一改之前的批判態度，主動向顧頡剛“示好”，與其時常來往。與此同時，顧頡剛也不再對翦伯贊置之不理，反而十分推崇他的學術造詣。誠所謂“禮尚往來”。不過，此時的翦伯贊雖然已經逐漸成為唯物史觀派后來居上的人物，但其在學術界的聲名尚無法與顧頡剛相提并論。

三、 漸行漸遠

大體來講，學術變遷，自有其內在理路可循，但外緣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有時甚至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新中國成立之際的學術變遷就是一個最為顯著的例證。誠如有學者所描述：“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改天換地的新時代。同樣，史學界所發生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一詞來形容也毫不夸張。民國時期，一直是史料學派的天下，他們控制著一流大學的教席，支配著主要學術期刊的聲音。而唯物史觀派盡管聲勢日熾，卻始終進入不了史學界的中心。這一局面隨著一場社會革命的來臨發生了重大改觀。新中國成立后，唯物史觀派分享了革命勝利的果實，依仗國家體制力量的支撐，借助與意識形態的合作，搖身一變為史學界的主宰。而昔日風光無限的史料學派，此時卻被時代超越，被視為‘封建文人‘資產階級學者‘舊式學者，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成為被改造的對象?！保ㄍ鯇W典、陳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26—127頁）

在一定程度上，顧頡剛和翦伯贊在史學界地位的升降起伏，為這一宏大敘事增添了一個具體而微的注腳。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翦伯贊在石家莊初獲劉少奇接見?！白源艘酝?，他的學術地位遂扶搖直上。先奉命協同郭沫若、范文瀾組織并領導中國史學會，繼則與范等一道主持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的編纂。一九五二年，復因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移席中國現代史學發祥地北京大學，出掌歷史系系務，稍后又兼任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之職。五十年代中，他曾兩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萊登和巴黎舉行的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由是他就成了國外最知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之一?！保ㄔS冠三：《新史學九十年》，414頁）

與翦伯贊的扶搖直上相較，顧頡剛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則是與日俱下。當翦伯贊等人發起籌備新中國史學會之際，昔日在重慶曾為中國史學會主席的顧頡剛則“為新貴所排擯”，竟無法參與這一盛事。之后，他雖經由復旦大學輾轉北上任職于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但卻不得不面臨艱難改造。其間，他不僅虛心學習翦的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和 《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還與翦一道共同參加各種不同場合的會議，或直接聽翦的報告，諸如一九五三年有關北京史學會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情況的報告、一九五五年“《紅樓夢》 的時代背景”的報告以及一九五六年有關科學代表團訪日經過的報告，甚至連一九五五年所寫批評胡風的文章也得請翦提意見。兩人地位的變遷，由此略見一斑。

然而，兩人的友好關系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因二人地位的變遷而發生太大的變化。一九五三年九月，時已出掌北大歷史系的翦伯贊還盛情邀請顧頡剛到北大任教，并言及還可以為其設法解決薪水、家屬以及書籍轉運等問題。當然，此時的顧頡剛因其在上海關系已多，“未易即應”。顧頡剛也是“投桃報李”。一九五二年十月，屬于史料派中“艱難改造型”的他在學習翦伯贊的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時，推崇此文是一篇“甚好”之作。即使在翦于一九六六年初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之初，顧頡剛也沒有落井下石，而是在 《日記》 中為其辯護稱：“翦對馬列主義有研究，于理論較深入，喜出己見，而無反黨實跡，似不當[與吳晗]合而反之?！保ㄒ痪帕晁脑露娜眨?/p>

但是，由于事態的進一步惡化，此時已完全接受“改造”的顧頡剛很快一改之前的態度，從本質上“認清”了翦伯贊的“反動的史學理論”。這一“反動的史學理論”共有三點：一是“污蔑農民革命，宣揚階級調和”；二是“美化地主階級，謳歌帝王將相”；三是“吹捧剝削階級的‘讓步政策，宣揚活命的奴才哲學”。而這三點“是和毛澤東思想公然挑戰”。此外，顧頡剛還接受了師東峰 《翦伯贊是怎樣積極賣身投靠蔣家王朝的》 的看法，即翦伯贊“在抗戰中所發表的文字，竟是配合蔣介石的需要而發言的”。最后，顧頡剛在 《日記》 中表示，“人固不易知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此時，距離翦伯贊服毒自盡尚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不得不說，一句“人固不易知也”已然為兩人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畫上了一個句號。

與上一階段的“初交而作深談”不同，這一階段的顧頡剛和翦伯贊之間的友誼不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沒有中斷，而且兩人見面的機會也多了起來，但他們的關系卻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反而漸行漸遠，最后已不見斯人的身影。

（選自《讀書》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