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深入書林寄此生（上）

朱圓　周建平

從清廷到民間

1898年6月16日，天還未亮，總理衙門章京張元濟來到京城西郊頤和園朝房等候光緒皇帝召見。這天朝房里有五個人—— 康有為、榮祿、張元濟和兩位即將赴外省的知府?？涤袨樽プ∵@個機會，和榮祿大談變法。榮祿是慈禧太后寵臣，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架子十足，對康有為的慷慨陳詞不置可否。

二位新知府依次見過光緒后，太監傳喚康有為進去。又一刻鐘過去，康有為出來了，張元濟被傳喚進勤政殿旁的一個小屋子里。

光緒端坐在一張扎著黃桌幃的書桌后，張元濟跪在桌旁。一君一臣相對。

滇越邊境發生劃界的爭執，光緒憂心忡忡：“我們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兩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只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趕不上外國，怎么好和人家辦交涉呢？”

張答，皇帝現在勵精圖治，力求改革，總希望國家能夠一天比一天進步。

光緒聽罷嘆一口氣：“可是他們都不能贊成呀！”張元濟沉默。

光緒遂將話頭轉到張元濟與朋友所辦的通藝學堂上去。

通藝學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英文學堂。1895年，在刑部任主事的張元濟與同僚張蔭棠等人結為“健社”，“約為有用之學”，次年又設館授讀英文。求學者漸多，張元濟等人便在英文學堂的基礎上聯合集資籌建西學堂，后依嚴復的建議改稱通藝學堂。張與同僚給總理衙門呈文，強調通藝學堂的來學者多是京官與天分聰穎的官紳子弟，“中學”已有相當基礎。通藝學堂實質上是一所精英學校。

這與張元濟所受的傳統教育一脈相承。

生于廣州紙行街的張元濟，14歲隨母親回故鄉海鹽定居。他的早年生活平淡無奇，而腳下那片古老的神州大地卻涌動著激變前的暗潮。伴隨西方的堅船利炮而來的還有“新知識和新看法”，盡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像費正清在 《劍橋中國晚清史》 所說的那樣“沒有變化”，“但還是為新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提供了某些機會?！?/p>

歷史的變動需要時間，科舉一時還未能被取替。張元濟上的是傳統私塾，讀的是四書五經。13歲那年秋天，廣州鄉試發榜，張元濟的父親在燈下拿出這一年的闈墨，為他講解第一名的文章。他的早慧使他完全能夠領會父親的用意和希冀，發愿“他日余亦必為此以娛吾親”。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張元濟用八年時間走完科舉功名路，成功點了翰林。在翰林院研習兩年后，他進入刑部任主事。

正式踏上仕途這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被之前一直認為是“蕞爾小國”的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里醒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睆堅獫f。

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之后，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會員在松筠庵、陶然亭定期集會。張元濟雖非會員，也時常參與其間，思想逐漸趨向維新。1896年，張元濟參加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獲選充章京，欲“于外交上稍效綿薄”。

但總理衙門給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現實。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上，他提到恭親王奕訢為德使覲見時下轎的地點與對方爭論不休、總署官員在日本皇太后喪事上荒唐無禮。舊官僚的眾生相，迫使他轉而開辟其他能夠“有所為”的渠道。

“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科舉不改，轉移難望?！北С诌@種啟蒙意識，他把主要的心智和精力用在了通藝學堂的擘畫上。

通藝學堂設立半年后，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張元濟，稱其“熟于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

但在變法開始的第五天，即張元濟晉見光緒前一天，光緒最忠誠的支持者、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被開缺回原籍。翁同龢被開缺的消息、君臣相對時光緒的嘆息，以及榮祿對康有為的冷漠，使張元濟敏感地覺察到變法前途的艱險。7月27日，張元濟寫信給維新人士汪康年，坦言自己的憂慮：“近來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p>

9月5日，形勢越發嚴峻，張元濟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上了一道近七千字的奏折，主題為“時局維艱，變法自強亟宜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業”。奏折上達這天，光緒任命譚嗣同等四京卿參與新政。黨爭激化。張元濟此舉，無疑是將自己置于險境中心。

在守舊派勢力發動政變之初，張元濟親赴賢良寺拜謁李鴻章，企圖說動這位國家重臣出面干預，挽回敗局。

“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p>

李鴻章驚訝地瞪大眼睛，看了張元濟許久，默然無語。

之后，朝廷緹騎開始四處追捕維新黨人。張元濟仍照常到署值班，靜候逮捕，因為他怕緹騎到家驚及堂上老母。最終，張元濟與同僚王錫藩、李岳瑞同被“革職永不敘用”，處罰比預想的要輕。張元濟見到官報，送給母親看。母親說：“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毖韵聯嵛吭偃?，張元濟不由得“捧母手而泣”。

1898年10月，張元濟舉家南下上海。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聚積了與傳統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容納著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多年后，張人鳳回望祖父的選擇，“一半是出于被迫—— 京城里是住不下去了，而更為重要的一半，是他認識到今后要依靠自身力量發展教育、從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志向，必須使自己融入民間，而上海正是實現這些愿望的最為合適的場所?！?/p>

抵達上海半年，在李鴻章的關照下，張元濟接受了南洋公學 （今上海交通大學） 的創辦人盛宣懷的聘書，出任公學譯書院主事。

1901年，公學總理突然病故，由張元濟兼任此職。在任內，張元濟創建了特班。設立特班的初衷，按盛宣懷的說法，是“造就楨干大才”。張元濟為這批才俊聘請了一位總教習—— 他的老友、剛從紹興來滬不久的蔡元培。特班雖然只有一屆，卻出了李叔同、邵力子、謝無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以出版提攜多數國民

在南洋公學期間，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張元濟致信盛宣懷，提議廣設學堂：“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于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所知也……今設學堂者，動曰造就人才。元濟則以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睆堅獫芽辞?，比起培養人才，普及教育更為緊迫。

親歷時代劇變，張元濟的視野和胸襟顯現出非往昔可比的闊大氣象，留在南洋公學對他來說已經“無可展布”。恰在此時，商務印書館的主人夏瑞芳在一次購買日文譯稿付印銷路不暢的經驗中體會到，辦出版非得有自己的編譯所不可。再者幾位股東都是工人出身，學問知識有限，他要為商務尋覓一個掌舵手。

張元濟因主持譯書院的工作，與夏瑞芳早有接觸。翰林出身的他，能夠為夏瑞芳提供很多意見和機會。夏的才干和商務的口碑，也給張元濟留下不錯的印象。當夏瑞芳邀請他入股時，他考慮了一番，答應了。身為“工薪階層”的張元濟，還動員夫人許子宜售去首飾，好得到資金入股。

夏瑞芳的最終目標是把張元濟本人拉進商務印書館。一天，他問張元濟：“既然你在譯書院不得意，能否離開，我們來合作？”張元濟以玩笑的口吻說：“你能請得起我這樣大薪金的人嗎？”夏瑞芳連忙答復：“你在譯書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睘榱吮硎菊\意，夏瑞芳開出350兩的月薪，而張元濟任譯書院院長的月薪實際只有100兩。

張元濟很受感動，也看到了出版業發展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夏瑞芳與他志同道合?！耙苑鲋逃秊榧喝巍?，是他們的約定。1903年，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的職位，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

他在給蔡元培的信上說：“蓋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英才為要?！睆堅獫鷱囊婚_始就為自己的出版事業賦予了“開啟民智”的靈魂，定下了不俗的格局。

張元濟進入商務做的頭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一整套新式教科書的編纂和出版。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后兩次頒布新學制。后來科舉被廢除，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教材之缺，成了相當緊迫的問題。張元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機，聘請學者高夢旦、蔣維喬、莊俞，以及日本顧問小谷重、長尾楨太郎等人組成一支強有力的編輯隊伍，率先按照新學制，編印出版“最新”系列教科書。

雖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式學堂已開始師法歐美教育模式，編寫“課本專書”，但多為教習利用授課之余的閑暇時間所編，只能說聊勝于無。為了保證教科書的質量，張元濟放棄個人包辦，改行“圓桌會議”，集思廣益。曾親任其事的莊俞回憶，當時編輯圍坐一桌，幾乎每編成一課，都要互相切磋，直到多數人認同為止。

經過半年多的校訂，《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第一冊在1904年3月底出版，顧客蜂擁而至，擠占了門口。此后，商務又陸續推出了修身、格致、中外地理等一系列教科書。1906年，學部選定第一次初等小學教科暫用書目共102冊，其中商務占54冊。

教科書的成功使張元濟更加堅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 以出版“昌明教育，開啟民智”。1904年，慈禧七十整壽“恩澤天下”，因變法被革職者，除康、梁外，一律官復原銜。清廷擬請張元濟出任外務部職事，他辭謝不就。以翰林之身致力于普通教科書的編撰出版，張元濟甘之如飴，他對汪康年表示：“弟近日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p>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10冊是張元濟親自編訂的。他認為，新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如果僅具有新知新學而在人格上東倒西歪，那么這種新教育仍然是失敗的，并無補于“智爭之世”。

這套教科書在內容上有了重大突破：全書不提“忠君”，摒棄“三綱五?！?，加入國民意識和民主、平等、博愛等為頑固的封建統治者所不容的新觀念?！笆胤ā币徽n講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立志”一課講“立身豈必居官哉！勤學篤行，修業不怠，即為農工、為商賈，亦各有自立之道”。給學生傳遞的是上下平等、職業平等的新思想。

張元濟主持編譯所之初，除以編纂教科書為重點外，對于一般圖書則注重于西方文化學術思想的譯介，如林紓、伍光建譯的西方小說，嚴復譯的 《天演論》 《群學肄言》 等學術名著。據胡適說，《天演論》 的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痹轶U的胡適，就是從 《天演論》 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擇取了“適”字作自己的表字與筆名。

報刊開通風氣的作用，張元濟亦早有著意。1901年，他與蔡元培等人創辦 《外交報》，是他編譯書報的最初嘗試。進商務后，他又組建班子相繼推出了 《繡像小說》 《東方雜志》 《小說月報》《教育雜志》 《婦女雜志》 《學生雜志》 等涉及各個領域的刊物。

正如張元濟所說，“凡欲知一國之典章制度，必熟諳其國之語言文字，而后能觸類旁通，畢窺奧?！弊鳛檎Z言載體的辭書在傳播知識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盡管編輯出版工具書被認為是“事煩而益寡”的甚難之事，張元濟始終致力于開拓這塊領域。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新式辭典——《辭源》。顏惠慶主編的 《英華大辭典》 則是商務外文工具書中的佼佼之作。顏惠慶生長在一個半美國化的家庭，17歲赴美攻讀五年后歸國，在上海圣約翰學院任教，時常到商務印書館訪書。他那非同尋常的儀表和氣度，引起了張元濟的注意。了解顏的資歷與學識后，張元濟熱忱邀請他加入編譯所。但顏惠慶只同意在館外替商務編纂英漢詞典。張元濟不強人所難，便登門拜訪，請他主編 《英華大辭典》。顏惠慶與一班同人接受了重任，于三易寒暑之際完成。出版后，從不輕易許人的嚴復，盛贊這部融合了英美兩大傳統的辭典“蒐輯侈富，無美不收，持較舊作，猶海視河”。

教材、譯著、古籍、辭書、雜志，這五大精品出版物構成的體系，由張元濟奠定，成為商務的傳統。

開明開放 休休有容

五四運動狂飆突進。作風穩健的商務開始顯得落伍了。

積弊首先在雜志這類最為敏感的出版物上暴露出來?！缎≌f月報》 的主編杜亞泉所持東西文化調和論，與五四的主張捍格不入。陳獨秀兩度在 《新青年》 上發表文章，嚴厲駁斥杜的觀點。接著北大學生羅家倫在北大的 《新潮》 雜志上發表《今日中國之雜志界》 一文，將矛頭毫不客氣地指向商務。初生牛犢不怕虎，羅家倫尖銳地抨擊商務主辦的 《教育雜志》 《學生雜志》 和 《婦女雜志》是“市儈式的雜志”，“若不根本改良，真無存在的余地?！?/p>

商務刊物的聲譽一落千丈，累及圖書。到1919年初，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

形勢逼人。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商務能否重新肩負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內老雇員很多，大都用文言文，跟不上新形勢，張元濟深刻地指出，“公司中十余年來已養成一種惰性，與談改革格格不入?！庇谑撬斪「鞣N壓力，實施“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刊物開始。

1921年，張元濟和編譯所所長高夢旦將 《小說月報》 主編的大旗授予茅盾，這位新主編將鴛鴦蝴蝶派徹底請了出去。雜志改革后的首期，推出一篇 《改革宣言》，闡明在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潮流之余，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缎≌f月報》 和文學研究會攜手并進，魯迅、葉圣陶、冰心、鄭振鐸等成員的名字活躍在每期刊物中?！盀槿松钡默F實主義文學，在這片沃土上扎根，向新文化運動輸送不絕的資源。

1936年，按照傳統算法，張元濟70歲了。人們為他祝壽，但他是最反對做壽的。于是，蔡元培、胡適、王云五別出心裁，征集了21位名人、學者的論文，交由商務編印成 《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在“征文啟事”中，張元濟被友人稱為“富于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這是對張元濟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態度的高度概括。趨新而不躁進，溫和而不保守。在這點上，張元濟與他的摯友蔡元培非常相似。

蔡元培做北大校長，曾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針，使各方面的學者同流并進，給予來學者極大的自由。他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p>

張元濟同樣開辟了一個讓各種思想盡情“對話”的空間。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武認為，“張元濟作為一個出版家，具有事業家非常重要的一種素質，就是開明跟開放。比方說在五四的時候，五四新文化搞的那一套東西，跟他的整個文化觀，當然是有差異的。但是，他還是積極地支持新文化。同樣地，那個時候，陳獨秀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也跟張元濟的理念、看法是有區別的，他不會去支持，但是，他覺得這個不妨礙。作為一個出版家，他應當讓這些人有平等對話的機會，所以他不排斥。除了政黨色彩特別明顯的，像孫中山的東西，康有為的東西，他不出之外，其他的東西他都是支持出版的。從新文化的一直到反對新文化的，這些東西他都出版?！?/p>

胡適曾經給商務擬議出版一套常識叢書，他列了25個書名，張元濟看了這個選目之后，在旁邊批注，“擬加布爾什維克”，意思是你的選目里缺這么一本，應該加上去。也就是說他雖然不信奉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應當把它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

當現代中國的不同意識觀念之間彼此日益緊張乃至非要爭個你死我活時，這份雅量愈發顯得彌足珍貴。

與蔡元培還有另外相似的一點，就是張元濟善于和社會上的各種人交往，有“和而不流”、“群而不黨”的君子風度。他與一些前清的舊臣遺老保持交誼，其中有沈曾植、繆荃孫等，因借印古籍善本，與思想極頑固的葉德輝亦有交往。他的朋友中，既有北洋時期的政界名人熊希齡、汪大燮之輩，又不缺梁啟超、蔣百里等研究系人士，甚至還有國民黨方面的唐紹儀、吳稚暉等。新文化運動時，胡適被守舊派視作“異端”，而張元濟堅邀他來滬主持商務編譯所工作。連痛批商務的羅家倫，張元濟也請他擔任館外編輯。張元濟不是一個很有成見的人，反映到商務的經營出版上，便是“休休有容”。

“休休有容，所以不同體系的學人都支持商務。最新派的，最守舊的，都在這里面。有容乃大，所以商務能夠做成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家?！敝芪湔f。

文人的舞臺與庇護

張元濟本是文人，但他又是一個“重事業，輕著述”的人，這使得他的人生軌跡呈現出一幅奇妙的圖景—— 以企業家身份為文人提供舞臺與庇護。

林譯小說和嚴譯學術名著堪稱中國翻譯史上的雙璧，若沒有張元濟的慧眼與支持，它們的光芒不會散發得如此極致。

戊戌變法開始后，嚴復亦曾受到光緒的召見，在此期間與張元濟結交。嚴復在政變之后致信張元濟說：“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得有復蘇之一日也。所以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眱扇说母袘阉紤]是相通的，張元濟對老友致全力于翻譯事業以開啟蒙昧非常理解。

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時，除了就譯書事宜向嚴復虛懷請教外，還積極為出版嚴譯提供各種便利和優厚待遇。

在出版 《支那教案論》 之后，張元濟致信嚴復，表示愿以二千兩銀子購買 《原富》 譯稿；嚴復回信說已列入北洋書局包譯書目。不久因北洋書局的延宕，嚴復重新求助于張元濟，并希望“于書價之中坐抽幾分，以為著書者永遠之利益”。張元濟答應了他的要求，除了支付稿費，還同意另給20%的版稅。這一優厚報酬，當時嚴復是無法從其他出版商那里獲得的?！对弧?出版后，南洋公學以經費不足為由少報銷數，借以克扣嚴復應得的版稅。張元濟又出面代他向公學當局據理力爭。

張元濟進入商務后，嚴復感其“相為之誠，無微弗至”，故除了已售出的 《穆勒名學》 《群學肄言》，所有譯著均交由張元濟組織在商務獨家出版，已售稿后來也由商務購得版權。雖然民國建立后，嚴復與商務的交往減少，但他存于商務的稿酬、版稅以及成為頭號個人大股東后的紅利，維持了他的晚年生活。

林紓翻譯的歐美文學作品，哺育了民國一代文人。錢鍾書曾說，接觸了林譯，才知道西洋小說那么迷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林紓本人其實不諳外文。翻譯時，是由懂外文的人向他口述作品的意思，他再用文言文翻譯出來。

張元濟也很欣賞林譯作品。福建木刻刊印的《茶花女》 出版后，他還將書帶回家給高齡的母親閱讀。1903年，林紓的福建同鄉高夢旦加入商務編譯所，商務與林紓的聯系日益密切，林譯小說開始收入“說部叢書”陸續出版。由于林譯小說受到讀者熱烈的追捧，商務又將其從叢書中全部抽出來，以 《林譯小說》 為名重新結集整套發行。

林譯小說大致以1913年為界，前期的譯作“感情真切，文字生動，令人愛不釋手”，但到了后期，也許是為了多得稿酬，粗制濫造，質量下降。在同事持拒絕態度時，張元濟還是堅持收稿：“夢旦查告，琴南 （林紓） 小說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種，共五十七萬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計資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夢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復夢翁?！保ā稄堅獫沼洝?916年8月10日）“竹莊昨日來信，言琴南近來小說譯稿多草率，又多錯誤，且來稿太多。余復言余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錯誤應令改良。候夢歸商辦法?！保ā稄堅獫沼洝?917年6月12日）

考慮到林紓是老作者，對商務的貢獻巨大，但稿件質量也要保證，張元濟便親自改稿，改好后還送譯者本人過目。大出版家的風度，于此可見一斑。

商務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出版機構后，張元濟開始積極謀求與高等學府、民間學會“結盟”。

1918年，張元濟、蔡元培分別代表商務和北大達成協議，由商務出版 《北京大學月刊》。合同規定，印數不足2000冊，虧損由商務承擔；如贏利，則按照北大六、商務四分成。對于這個案例，商務后來的總經理陳原嘆道：“這也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罕見的‘買賣?！?/p>

另外，商務與梁啟超、林長民、張東蓀等人聯合創立的尚志學會，梁啟超組織的共學社，鄭振鐸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皆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叢書。這家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真誠而有力地扶植這些小團體，歷數十年而不改初衷。

有研究者指出，文學研究會因為與實力最雄厚的商務印書館合作，得以執中國文壇牛耳達十余年之久；作為反例的創造社，與又窮又亂的泰東書局合作，結果 《創造季刊》 沒出幾期就?？?，創造社的幾名大將郭沫若、郁達夫等也各奔東西。

（選自《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38期）